“现象电影”与社会群体心理 这些“现象电影”的热映,透露出当前社会公众的关注焦点,可以视为社会群体心理的宣泄渠道。简要归纳起来,可以看到如下几种群体心理的呈现: 一是求助心理。今天的社会生活是有风险的,甚至是充满高风险的。我们处在一个被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称为“风险社会”的时代。当“风险社会”的生活需要高代价时,一种对于外界的求助心理就逐渐滋长起来。《失恋33天》中黄小仙的男同事或男闺蜜王小贱和《北京遇上西雅图》中文佳佳的司机Frank都分别扮演了这种“帮手”角色,客观上满足了公众心理中潜在的“风险社会”中的求助心理。其实,这种“帮手”角色出现,从艺术原型看,可以视为中国现代文艺中的主人公与帮手模式的一种变相折射。清末以来的中国现代文艺作品善于为英雄形象的成长塑造出一种“帮手”形象,并把其帮助者的作用视为促进主人公成长的重要动因。《天机·富春山居图》中男女主人公肖锦汉与林语嫣夫妻之间在情感上遭遇困境,都需要“帮手”群体及相关事件来救助。 二是向外求变心理。《人再囧途之泰囧》把故事放到泰国去讲述,让三位主人公王宝、徐朗和高博在外国频频历险,创造出一个个喜剧场景。这个故事的深层古代原型,或许正来自《诗经·蒹葭》中透露的那种天涯游子心理:“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正是出于对真正的理想归宿在远方的执著信念,主人公们才需要外出求变。 三是美国确认心理。《中国合伙人》中新梦想公司的三巨头成东青、王强和孟晓骏都青年时代共同向往留学美国,后来成年时代仍然一心希求美国的承认。他们表现上看来是要勇猛地“攻陷美国”,但实际上却处处希求美国的肯定或承认。正是以美国的肯定为突出代表,这种美国确认心理深潜于这些人物的内心,显示了美国中心论至今仍在的强大影响力。 四是偶像崇拜心理。《小时代》的热映,透露出当前文艺时尚中的“卡里斯马”偶像现象。④《最小说》杂志的粉丝总是需要崇拜偶像,这是因为偶像能释放出“卡里斯马”符号或形象的感染力。而这部影片正是在杂志粉丝们的偶像狂欢过程中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 当然,社会群体心理是变化的和多样的,不同的年代可能会翻涌起不同的社会心理来,而电影始终是这些社会群体心理及其时尚流所赖以生产和再生产的强大的发动机。 “现象电影”及其时尚性回归 上述“现象电影”的出现,表明电影毕竟并非简单的教化工具,而是时尚的艺术,从而需要扮演社会时尚的泉眼的角色,堪称时尚的发动机。离开了这种本质意义上的时尚性,影片当然可以继续摄制,甚至也可以继续贴钱摄制,但这种贴钱摄制的电影生产模式毕竟不能持久,无法长期持续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更无法真正赢得观众的观赏兴趣。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十多年里,也就是自从1999年以来,冯小刚导演先后执导的国产贺岁片系列《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大腕》、《手机》、《天下无贼》和《非诚勿扰》、《非诚勿扰2》,就陆续打造出国产片的时尚流或商业流,在中国内地电影界率先扮演了时尚发动机的角色。有趣的是,他当年在打造中国电影时尚流方面还只是充当了一个似乎孤寂的独行侠角色。如今,这一独行侠姿态已经由滕华弢、薛晓路、徐峥、赵薇和郭敬明等组成的年轻导演群体于不知不觉间悄然地变换了。他们的崛起,已经真正掀翻了中式商业片的孤寂的独行侠形象,而改换成群体竞相鼓荡时尚流的新形象。于是,从电影时尚领域的独行侠导演到年轻导演群体的崛起,可以见出一种明显的变化:在朝向电影的原初时尚性或商业性本义回归方面,中国国产片正从早些年的孤寂独行侠姿态,转向现在的年轻导演群体的崛起方式。 当崛起的年轻导演群已经更真切地理解和把握了电影的时尚本性时,也就是当中国电影界已经真正地懂得了如何从观众中赚钱以便维持自己的再生产能力时,对于中国电影理论与批评界来说,一个变化是应当及时做出新评估的。这个需要及时做出新评估的新变化就是,当电影回归时尚本义时,电影理论与批评界何为?是继续这些年为中国电影票房的摇旗呐喊之举,还是干脆重新回归于冷静的旁观式批评?笔者的想法是,与其说是去为这些商业电影或时尚电影的成功找到合理性,或者甚至拍手称快,不如说是冷静地发现和反思它们的成功背后所透视出来的社会群体无意识景观及其相关缘由,以及更深厚的多重缘由。中国国产片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当电影时尚性或商业性的回归已成为平常现象时,更加重要的就是捕捉这些现象电影下面的种种文化、政治、经济、营销、传播、消费等缘由及其启示了。这就是说,当电影回归时尚本义时,电影理论与批评理应回归其对立面——做电影时尚的批评者。与其继续充当电影时尚的吹鼓手,不如回到原本持守的理性反思桌前。值得期待的是,让电影的商业性归商界运作,其文化性归学界操持,双方各行其道、并行不悖而又相互对话,从而使得中国社会成为一个同时经得起时尚潮狂卷和学术界冷评的公民共同参与治理的健全的社会。 也就是说,按笔者的有限理解,中国电影理论与批评界本来的主要使命,应当是对现成的电影作品加以冷峻的批评和剖析以及运用电影史知识及相关学科知识去做纵深分析。但在过去十多年时间里,出于改革开放时代特有的一种使命感和社会激情,一些学者毅然把宝贵的精力转而投寄到对国产片的产业、市场及国内外推广等领域的开拓上,甚至还为中国国产片的票房提升而不遗余力地齐声呐喊。这种商业性转向在当时是具备一定的合理性的,值得理解。但如今,以“现象电影”潮流为新的转折点和启示的触发点,当崛起的年轻导演群体已经开始娴熟地承担起成批生产电影时尚流的任务时,中国电影理论和批评界已经来到了一个新的选择关头:继续充当电影时尚流的鼓吹者似已无必要,还是安心做一个旁观者式批判者吧!当然,每个学者个人自然有自己的主动选择权,但新的启示毕竟已经出现了。我相信,一些学者重新回到、另一些学者选择加入到电影文化理论与批评领域,应当是可以期待的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