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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决跨文化交流的隔阂与障碍 在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的当下语境中，促进多种类、多形式的跨文化交流行为是打破文化壁垒、破除民族中心主义思维的重要方式。不同文化类型的民族只有通过接触、了解，以至于喜爱彼此的文化，才能互相学习、借鉴，打破文化陌生与差异带来的隔阂和冲突。而每个民族自身的文化发展也正是通过对自身的创作保护、鼓励以及对外来文化的了解、吸纳从而使其充满活力和创造力。影视手段将人类学倡导的种族间互解互谅、尊重共有的人性、“正视人类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冲突”[2]等核心理念表达出来，“在审美愉悦的基础上对观众施以潜移默化的教化。”[2]当人类学家的视野不断拓展，研究领域逐渐扩大，针对全球跨文化交流的“密码”研究将成为人类学家充满兴趣而又义不容辞的责任。而西方人类学家也告别了仅仅以“原始、野蛮”民族及其文化为对象的研究视野，走向研究现代经济、社会体系、文化社会结构，包括以白种人主流社会的文化社区的趋势。[4]换句话说，当代影视人类学正在朝着以往“猎奇、偏远、陌生”的反方向快步走，那就是实用、应用，关注并解决实际问题。 在当今这个被媒介改变了生活方式的人类世界中，肤色、宗教、语言、种族各异的人们拥有着一种近似的生活习惯，那就是通过移动媒体和社交网络认识世界。每天查看大量更新的网络视频以及不断刷新社交网络获取信息成为人类彻底颠覆传统的，新的行为模式。虽然现实生活中人与人的“面对面社交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减少，但全球联网的态势以及上网人群相似的生活习惯使跨文化交流变成了一件更加轻松随意的事情。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无论从个体智慧还是个人习惯来讲，都愈发依赖媒介技术的发展带来的便捷以及新生活方式带来的看世界的途径。于是，从这一角度来说，每一个对自我、对其他人类同胞感兴趣的个体都可以通过全球化带来的多脉络链接找到获取信息的捷径，而这时的影视人类学素材就成为了沟通文化、连接世界的重要工具。当国外的YouTube、Facebook，国内的土豆、优酷、微博、微信等为大数据提供生存的平台，来源广泛、渠道各异的影视人类学片也将获得充盈于媒介平台的机会，这时的视频音频不再如同早期人类学家厚厚的笔记，必须经过重重的审查才能出版面世，而是以更灵活、更有趣的方式铺展在人类自我面前，这种宽泛的表现渠道也决定了影视人类学片可以拥有更丰富的选题和素材，并且经过文化背景迥异的人们多次解码之后获得更多元的意义。 以国内最大的视频网站“优酷”为例，如果以“影视人类学”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可以看到以下几类内容：一是世界一流大学开设的人类学在线公开课视频——非常便捷并带有现场感的人类学理念传播；二是各国的人类学纪录片，比如“车臣婚礼”，“伊朗的祆教”，“行走的仪式”等。这些视频资源不仅可以使辛辛苦苦拍得的人类学片不会被束之高阁，同时可以激发更广泛大众的兴趣，给他们了解人类学、了解外族文化一个开元的可能性。不过观察这些视频网站，还是会看出目前人类学片的内容较少，更新偏慢，除了公开课之外，很多纪录片都是几年前更新的，难以看到最前沿、最新的作品。这一点需要我国影视人类学研究者注意，可以主动获取视频网站的支持。 伦敦大学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曾这样解释人类学：人类学是研究人类及其在各种发展程度中的文化的科学，包括人类的躯体，种族的差异，文明，社会构造，以及对于环境之心灵的反应等问题之研究。[5]马林诺夫斯基提到的此概念中有两个重要的词，一个是发展程度，另一个是心灵的反应。这两者都不是可以量化表现的，都是在变化的并且没有明确标准的，研究在各种发展程度中的文化需要发展的眼光，研究心灵的反应需要全面客观地记载，这两者都以新媒体技术发展下的影视人类学片更具制作优势。 三、大众媒体时代，影视人类学依靠“全民参与”而谋求发展 20世纪50年代，人们就提出“把摄影机扛到大街上。”不得不说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这条颇为有趣的口号也为影视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灵感。 从研究内容上来说，伴随着大众媒体时代的到来，当今的西方影视人类学学界逐渐告别了一味关注异域风情、偏远文化的研究习惯，将目光投向了“传统文化消失前夕的文化群体及人的行为方式、心态，以及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冲突”，并从欧洲之外的文化转向包括欧洲在内的现代化、工业化民族自身的对现代人日常生活的关注。”[3]比如在第二届哥廷根国际民族学电影节上，代表人类学发展新方向的十二部参展学生作品中，大部分都是对现实文化、当下社会中某人某事的小切入点记录。《熟悉的面孔》记录了英国北部一群“皇室迷”对皇室成员近乎疯狂的追随，表现君主制的当代影响，充满现实主义元素；《巴什大街》描述了曼彻斯特流浪汉五味杂陈的流浪经历，这种对城市人文细致入微的观察来自大众的智慧；《回归家乡》讲述了葡萄牙青年在从欧洲大城市打工回乡后深深的失落感，在片中并不完全是对事实的描绘，而是通过突出展现一群人的精神面貌与特点，使观者更好地走入人物内心，从而更立体地理解社会现象。这些新的观察点都更加贴近当下社会，像一架以前总是射向别人的聚光灯，在今天终于低头照向了自己。大众虽未有人类学理论奠基，也未有影视学的技术支持，但他们的社会接触面广，往往能发现一些新颖、独特的题材，以题材取胜，此外，正是由于未受专业训练，反倒没有成规和束缚，可创造出一些新奇的表现手法。[2] 这正是大众研究者的魅力所在，他们引导真正的人类学家发现更广阔的选材范围和更多样的生存群体。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也使个体已经获得对于这个大课题进行观察研究的便利条件，即使在人类学理论上存在所谓盲区，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和书籍进行专业知识的补充，再出发去研究实践个案。对于当代影视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来说，“全民研究者”的触角和眼界终将超越人类学家所能划归观察的范畴。尤其是对于议题的发现和素材的前期采集过程来说，大众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他们的足迹、眼光将为人类学家的研究提供灵感和支援。 况且，结合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信息”[6]的观点来讲，当每个人类个体将自己拍摄编辑的人类学议题相关的影视短片呈现在互联网、社交媒体上并引发大量交流讨论时，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人类行为的展示：何种民族、文化背景、社会阶层的人会关注何种宗教、艺术、行为与心理？哪一类人群在研究某项议题时有更多的优势？海量的信息呈现中哪些真正关乎人类学的核心？如何利用大众的智慧，经过抽丝剥茧得到真正有效的灵感？这些都成为了人类学家研究的“题中题”，同时在对这些“题中题”的研究中找到解决原始命题的规律和便捷之路。 从技术手段的提升来讲，人类学影片告别了技术的限制带来的发展停滞，拍摄设备的轻便化和拍摄技术的发展使电影与人类学得以很好的结合。在20世纪初，著名的早期人类学家弗拉哈迪拍摄的3万英尺的记录爱斯基摩人生活的胶片被一把大火全部烧光，这不得不说是人类学家最痛心的失误，而数码硬盘的存储功能和DV的普及使这样的遗憾不再发生，也为影视人类学研究的大众化参与提供了前提。同时，在微博、微信、微视频“横行”的自媒体时代，有了Facebook，Youfube，微博，微信以及以Insfagram为代表的图片展示App，研究者不再为素材的取得和传播而犯愁。在如今西方的影视人类学界，人类学影片的职业分工、角色日趋融合，理论家、导演、摄影师、剪辑师常由一人承担(如著名的影视人类学家戴维·麦克都格尔、简·鲁什等都是全方位的人类学影片制作人)。集人类学理论的掌握以及对电影技术的通晓于一身的个人更好地提高了创作的权威性和工作效率，而自媒体时代的出现也更好地服务了这样的优秀个体，为这些个体的发声提供了平台。 从参与研究的机构来讲，随着“全民记者”时代的到来，千千万万个记录者和发声器使影视人类学的观察拍摄主体不再局限于以人类学家为代表的学术研究机构，这一点在我国的发展情况尤其值得一提，我国早期的民族志影片拍摄，动机多在于“政府授意的文化抢救”，充满政治性的目的决定了民族志纪录片的拍摄单位以科研所、云南贵州等地开设有民族学专业的大专院校和地方电影厂为主，这些机构的作品可以被称为早期中国影视人类学的“论文”，但却也因拍摄机构的性质限定了影片题材和拍摄模式。比如《佤族》《独龙族》《苦聪人》等一系列少数民族文化纪录片，但综合看来，千篇一律、面面俱到的、直白的解说词，重复性、主观性强的镜头，对民俗内容相似化地抓取，都显得死板且专业性不足。而当今的影视人类学片摄制机构获得了更大的灵活性，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频道、中国影视人类学学会、各大高校影视、历史、中文等专业的学生，无不可参与到拍摄与创作中去，人类学电影制作由大规模的群体化、集团化大制作向小规模、小群体方向发展，乃至大量个人电影、学者电影和作家电影的出现，[3]将选材点从抢救少数民族文化扩大到将目光投向汉族，投向跨族群、跨地区的比较研究甚至虚拟的网络社区。[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