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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电影音乐创作 词作在中国电影音乐发生之初占据标志性的地位。在一些电影中，有些词作就是缩微的剧本，诗化的台词直接成为剧情的一部分、人物心灵表现的载体。弥漫在1920年代的文学性就这样潜行曲步地进入到中国电影音乐的肌体之中。 1920年代，诗歌与歌词的创作往往融为一体，“五四”以来，歌词的创作对新诗起到支持作用。江苏文人通过在报刊上发表诗、歌等传播行为延续“五四”以来新诗的发展，推动市民对通俗语言形态的整体接受，也为通俗语言进入音乐铺平道路。范烟桥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歌词创作缔造出一种别样的通俗文化形式，如“凡能饮水处，皆能歌柳词”一般，在周璇的金嗓子和大银幕、唱片机的推动下飘遍千山万水，不知打动多少人的心扉，成为海派文化醒目而柔情的坐标。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征途中，这一坐标极为重要，它使抽象的城市具象化，阔大的国族个人化，严肃的政治情感化，公共的舆论私密化，很多复杂的文化结构都与之建立，很多难言的民族情结都与之承接。 范烟桥擅写弹词，弹词既可当小说，又可作音乐，如《太平天国弹词》《玉交柯弹词》《家室飘摇记弹词》等，后在电影《无花果》中，他就尝试以弹词为主题歌，自己作词，请张辅华谱曲，为中国电影音乐留下一次以弹词为主题歌的成功的实验。他也擅作诗歌，著有《诗坛点将录》《诗学入门》等④。他还对昆曲有研究，郑逸梅说他“用长短句，协平仄韵，推陈出新，动听悦耳，经周璇运腔使调，遏云绕梁地唱着，不知吸引了多少影迷？”[9]1920年代初，他就在报刊上发表过韵律感很强的歌词，如《知了歌》⑤。 范烟桥是中国电影新类型片——歌唱片的推动者之一。在早期中国电影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很多次类型的转换和建构，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原来的类型片已较成熟，但并非已臻完善，像歌唱片就阙如。歌唱片并非中国独创，它与当时风靡上海的歌舞文化有关。歌舞文化最早从外国传入，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达到鼎盛，表现为歌舞厅的兴盛、歌舞表演的流行、歌舞明星的追捧等。随着上海市民收入的增长、闲暇的增多以及市民社会交往活动日益频繁，20年代中后期上海刮起一股跳舞热潮，舞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沪上。当时上海还曾请周瘦鹃为鹦鹉乐社举行的锦标赛颁奖[10]。 随着歌舞成为大众娱乐，电影人灵敏地嗅到其中蕴含的商机，开始将歌舞引入电影放映，成为放映前的必备穿插。歌舞与电影的融合既是这一时期文化创意产业融合的特征，又为后来的歌唱片这一新的类型片在中国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当时好莱坞歌唱片非常之多，但如何依托中国文化建立民族歌唱片的新类型，对国内电影人而言是个未知数。最难之处在于觅寻合适的歌曲和演员。范烟桥和周璇乃是这二者的最好代表，被认为对早期类型歌唱片的确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11]范烟桥的歌词创作为歌唱片的确立奠定了扎实的词作基础，周璇则将这种词曲完美地演绎在电影中，电影人则适时地推动二者的合作，形成了新型的民族电影类型——歌唱片。据郑逸梅回忆：“时金嗓子周璇参与电影工作，在古装片《西厢记》中饰红娘一角，《拷红》中有一段唱词，即由烟桥编撰，娇喉宛转，大有付与雪儿，玉管为之迸裂之概。且灌了唱片，因此男女青年，都能哼着几句。”[3]67其中经周璇演唱，范烟桥创作的有《夜上海》《月圆花好》《花样的年华》《黄叶舞秋风》《钟山春》《星心相印》《拷红》《诉衷情》。这些经周璇唱过的歌曲领一时风气，大街小巷传唱不衰。 1940年，范烟桥改编了电影剧本《西厢记》《秦淮世家》《三笑》等，其中周璇主演的《西厢记》中，主题歌《拷红》《月圆花好》由范烟桥根据古典小说名著《会真记》编剧并作词。跟一般电影作品和一般歌唱影片的插曲不同，这些主题歌承担着影片的叙事功能。这种以歌唱来展开相关故事情节，并潜入此时此地人物的内心世界以及将大量陈述性的台词转变为类似歌剧宣叙调的形式，是一次古装歌唱片的成功探索。其中《拷红》一段是影片发展的重要环节。这段歌曲被对白分割成几个部分，但又将对白整合成一个统一体。整段场面都是夫人、红娘及两个丫鬟的全景。只有在快结束时才分别转换成红娘和夫人的两个特写，保持了舞台观众观看演出的视角，说明中国早期歌唱片开始更多地“依赖歌唱表情达意而且禀赋了更为深厚的民族特点。”[11] 范烟桥还尝试让歌曲成为电影的主要道白方式，电影《三笑》中，全剧用歌曲代替一部分对白，插曲由歌影双栖明星白云主唱，深受古典戏曲的影响，风格独特。歌词推动电影情节的发展[12]59，范烟桥也总结说： 电影的歌唱在中国，不过是一二支的主题歌并且多数是概括剧情的象征抒写，不是发展剧情的具体表白。去年《李三娘》的《梦断关山》已在尝试，后者的做法后来见《李阿毛与东方朔》，用歌唱叙述剧情，另有一种趣味，更使我们兴奋了，便把《三笑》来作更进一步的尝试，就是除掉叙述剧情以外，更把对话也用歌唱的方式。[13] 这种歌唱片的特色很大一部分来自曲词的民族化，范烟桥的词作取自传统故事，采用古词的节奏，蕴含着深厚的古典文化，使得这种新类型片在好莱坞歌唱片盛行的上海滩站稳脚跟。 后来范烟桥又进入明星、国华等多家电影公司，为周璇唱的《夜上海》作词。词作对人物内心的刻画也能看出小说的影响，具有丰富小说创作经验的范烟桥在歌词创作中尤擅描绘人物内心的忧伤与挣扎。如“心灵儿随着/车轮的转动/换一换/新天地/别有一个新环境/回味着/夜生活/如梦初醒”，反映出迷醉都市里青楼歌女内心的哀婉空虚，这种内心的幽怨与挣扎隐含着身体得到解放但心灵未得解放的现代困境，包蕴着作者对现实社会的思考。 整体而言，范烟桥的歌词创作化用古典诗词，充满文学的意象性。如《西厢记》中插曲《月圆花好》词，文风典雅，意蕴绵长，这种词作受到文学的影响，表现出强烈的时间性，而不是空间性，在景物细节描写和人物心态描摹上尽力铺陈，大量运用修辞，通过延长描写的时间来表达细致入微的心灵感受。文学和音乐有天然的关联，如宋代词人李清照的《声声慢》就充满节奏感。其突出特点是字句长、韵少、节奏舒缓，唱起来格外悠长宛转。范烟桥的《梦断关山》显然有李清照的词味：“念良人/从军远别十二度青春/千里送雏儿消息又沉沉/挑水磨粉茹苦含辛直到今/实指望重圆破镜再见光明/怎奈干戈扰攘关山险阻/恨不能插翅飞/便好梦也难成/只落得朝朝暮暮思思想想/凄凄切切冷冷清清。”从韵法来看，与《声声慢》有相似之处。从用词来看，在叠词的运用上有相似之处，如沉沉、朝朝、暮暮、凄凄、切切等，这也使该词愈发哀婉缠绵。这类歌词充满镜头感，有利抒发浓郁的主观情怀，不难看出词作与言情小说的紧密关系。词作的通俗易懂也利于情感的抒发：“既称爱情歌，就以抒发感情为主，还须符合中国情调，并选用浅近而美丽的歌句，曲词结合紧密，唱出来，使人人能懂，人人爱听。”[14]如《星心相印》中火辣大胆的唱词就传达出浓烈的现代气息。 范烟桥创作的电影歌曲继承民族音乐精华，适应大众审美心理，推动了中国电影音乐民族性的开掘与现代性的传播，连不少左翼电影音乐人也承认“现实主义并不拒绝创作主题方面的多样性”[15]117，它们没有随着电影的停映而寂灭，反而被留声机、唱片机捕捉，在遍布上海的咖啡馆、歌厅、舞厅、公馆、酒楼里播放，成为口口相传的大众时尚，甚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充分说明了范烟桥在电影音乐创作上的实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