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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内转：一个术语的二律背反 中国城市电影的空间叙事，从城镇转向都市，由都市的外部转向内部，这一过程可以称为“向内转”。而与向内转相伴随的，是城市日常生活门槛或物质成本的抬高；与此同时，进城者也逐渐失去内心与故土，在情感上愈发逼仄。这与新时期之初，中国文学“向内转”极为不同。后者是“审美视角由外部客观世界向着创作主体内心世界的位移”，(11)但中国城市电影空间书写在新世纪以来“向内转”，乃是镜头视角由外部情感空间向着内部物质空间的位移。文学向内转，是为了发掘情感；而电影空间“向内转”却阻隔了情感生发的多种可能。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城市作为生活空间，其美学意义在于与他者的情感交往：“城市是一个遭遇他者的场所——不同于自我的他者，无论这一遭遇多么短暂，但却能够改变我们，教导我们认识自我，从而使我们成为‘人类’。”(12)也就是说，城市的意义在于使人在生活中更多、更好、更充分地“遭遇他者”，而显然，这种遭遇在街道、市场等外部空间中要比写字楼、家庭等内部空间来得容易——尤其不同阶层、群体异质文化的涵化。正因为此，雅各布斯才指出：“只有从城市街道上那些普通成年人的实际生活中，孩子们才能学到成功的城市生活最基本的东西：即使陌生人间，也必须有哪怕只是一点的彼此公共责任感。”(13) 诗意的街道(外部空间)是城市生活中人际情感交往的基础，在那里： 人们在酒吧前停下来喝杯啤酒，从杂货店那得到一个建议，再向报摊主提供一个建议，在面包房与别的顾客交换主意，向门廊边喝可乐的两个男孩点点头，在等着被叫去吃晚饭时，瞧上姑娘们一眼，告诫孩子们注意他们的行为，倾听五金店里的人关于某份工作的闲谈，从杂货店主那里借一块钱，赞美新生婴儿，对某人外套的褪色表示同情。形式是多样的：在有的街区，人们比较着各自的宠物狗；有的街区，人们则在交换他们对房东的意见。(14) 而在今天的中国，人们纷纷涌向巨型城市(megacity)之时，这一情境在城市电影中已难觅踪影。因此，第六代导演部分被称为“中国电影有史以来第一次开始接触街道题材”的“街道现实主义”(street realism)影片，(15)就成了颇有阐释价值的影像艺术实践。不过，街道生活已然无从返回，社会底层应该如何在城市空间中寻找到安身立命，并情感交往的位置，不仅是城市规划美学的核心命题，更是当前生活美学理论所应关注与解决的问题。(16)在摩天大楼耸立的玻璃之城，促使人类情感在不同空间及其内、外相对平等、自由的流动，而非于一密闭空间中震动，才是中国城市电影所应力图实现的美学取向和价值诉求。 这一应然指向，促使中国城市电影的表现空间“向外转”，而对其人的情感挖掘却又需要“向内转”。否则，就可能出现部分新都市电影中人物情感交往的暧昧与混乱。事实上，这在部分导演对城市生活经验的回忆与现实想象中，是有文本可参的。如王全安《纺织姑娘》中合唱队在空旷的运动场主席台上排演苏联歌曲、下班后男工骑车带着女工在街道上一路高歌。这类外部空间的场景，同样构成了更年轻的导演张猛《钢的琴》(2011)的主线镜头。只是，这样的城市电影并不多见。而正是因为不多见，才需要影像艺术和生活美学的更多关注与实践。 注释： 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中国城镇化：前景、战略与政策》，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0年版，第146页。 ②参见张英进《重绘北京地图：多地性、全球化与中国电影》，载江凌青、林建光主编《新空间·新主体：华语电影研究的当代视野》，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72-74页。 ③参见王超、沙丹《王超：给文艺片一个角落》，《当代电影》2006年第5期。 ④Manuel Castells,“Urban Sociolog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 The Castells Reader on Cities and Social Theory,ed.Ida Susser (Malden:Blackwell Publishers,2002),392. ⑤关于城市“街道”的七种连接含义，可参见Vikas Mehta,The Street:A Quintessential Social Public Space(New York:Roitledge,2013),12. ⑥Robert Young,“Deconstruction and the Postcolonial”,in Deconstruction:A User's Guide,ed.Nicholas Royle (London:Palgrave,2000),204-205. ⑦尹鸿、李媛媛《蜕旧变新，重新出发：2011年度中国电影创作备忘录》，载《2012中国电影艺术报告》，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2年版，第33页。 ⑧[波兰]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郁建兴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40页。 ⑨[美]格莱泽《城市的胜利》，刘润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页。 ⑩[美]诺克斯、迈克卡西《城市化》，顾朝林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5页。 (11)鲁枢元《向内转》，《南方文坛》1999年第3期。 (12)Ray Gindroz,“City Life and New Urbanism”,Fordham Urban Law Journal 29,No.4(2002):1419-1438. (13)[加]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金衡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页。译文略有改动，参见Jane Jacobs,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New York:Random House,1961),82. (14)[加]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第59页。另外，雅各布斯对只有内部生活的高层建筑之反感，可参见[美]格莱泽《城市的胜利》第136-142页。 (15)参见[英]汤尼·雷恩斯《我的摄影机不撒谎·序》，载程青松、黄鸥《我的摄影机不撒谎》，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16)如雅各布斯的入室弟子，理查德·弗罗里达便主张以国际大都会来聚集创意人才，参见[美]弗罗里达《创意阶层的崛起》，司徒爱勤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261页。关于师生二人对城市发展，尤其城市底层生活的理论观点异同可参见Brian Tochterman,“Theorizing Neoliberal Urban Development:A Genealogy from Richard Florida to Jane Jacobs”,Radical History Review 2012,No.112(2012):65-87.而对雅各布斯在城市规划实践中的相关论争，则可参见Peter Dreier,“Jane Jacobs's Legacy”,City & Community 5,No.3(2006):227-23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