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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现代性文化中，生产领域一直是隐而不彰的黑洞，反而家庭、酒店、咖啡馆、购物广场等消费场所成为文化表现的主导空间。后工业时代的职场故事把白领从消费主义空间中“拯救”出来，还原其作为生产者的身份。职场剧一方面大胆地暴露白领工作的生产场所，另一方面又遮蔽被转移到别处的蓝领工人及工业生产的空间。21世纪以来白领职场剧的流行说明个人成功的美国梦已经转变为努力工作的中产梦，那种渴望建功立业的个人主义英雄化身为按部就班、兢兢业业的好员工，这本身印证中国社会从20世纪90年代的自由竞争越来越走向高度垄断的市场经济的过程。 作者简介：张慧瑜，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 进入21世纪以来，电视剧成为比文学、戏剧、电影等艺术形式受众面更广、更有影响力的文化媒介。其中，青春剧又是电视剧市场中最为热播的类型之一，不仅有讲述青春励志的《士兵突击》(2006)、《奋斗》(2007)等，也有讲述青年人在国际化大都市中所面临的现实压力和挫折的现实剧《蜗居》(2009)、《裸婚时代》(2011)等，还有2012年以来浮现出来的职场阴谋剧《北京爱情故事》(2012)、《浮沉》(2012)以及2016年带有现实色彩的职场剧《欢乐颂》。可以说，从2005年到2016年十余年间，关于青春剧的文化想象发生了重要的转移，一种阳光下励志、奋斗的青春絮语变成了黑夜中腹黑、权斗的“饥饿游戏”①，这也正是都市青年从洋洋自得的“小资”蜕变为自轻自贱的文化屌丝的过程。近年来文化消费市场有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以影视产业为代表的文化市场化改革吸引民营资本成为文化市场的主导力量，这也导致经济效益成为文化产品最重要的标准；二是以80后、90后、00后等为代表的青年、青少年成为文化消费市场的主力军。这使得包括电影、电视在内的文化产品带有青春的面孔，娱乐化、低龄化背后也反映了新的青年人所遭遇的现实压力。可以说，青春剧的流行与当下年轻人的社会际遇有着直接的呼应关系，这也正是大众文化的魅力所在，始终与主流消费群体“同呼吸，共命运”。 一、青春文化与白领职场剧的文化意义 青春文化在大众文化中的浮现，与青年人在20世纪政治历史版图中的突出位置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以青年为主体的反体制运动，如美国的反“越战”运动、中国的红卫兵运动、法国的“五月风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以及意大利“热秋”等全球联动的造反运动，这些横跨“冷战”分界线的青年反叛运动不仅是一种尝试打破现存秩序、批判现代性的政治革命，而且也是一场彻底反思资产主义工业社会、创造新的文明形态的反文化运动。青年人之所以会成为革命的急先锋，与60年代西方社会结构的变化有关。随着战后西方福利国家制度的出现，工人阶级白领化，两级分化的阶级斗争不再是主要的社会矛盾。后工业社会一个直接的结果是无产阶级在第一世界的消失。正如马尔库塞所预言的，工人阶级不再是革命的主体，学生才是最革命的群体②。以学生为主的青年反叛运动成为20世纪60年代革命运动的主力。这次席卷全球的反叛运动的特点是以文化的名义发动的革命，改变国家政权并不意味着革命的最终胜利，文化革命才是最重要的革命形式和目的。 20世纪60年代末期，政治反叛运动遭遇了重大挫折，逐步走向瓦解，最终销声匿迹，但反文化运动作为一种姿态却全面进入大众文化的视野。其中，美国青年偶像詹姆斯·迪恩主演的电影《无因的反叛》(1955)和日本导演大岛渚执导的《青春残酷物语》(1960)成为青春叙事的基本主题。如果说青春叙事是60年代青年反叛运动的文化遗产，那么70、80年代资本主义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化)所带来的变化就是，青春、时尚、反叛等青年亚文化开始全面“占领”主流文化的舞台，消费主义文化开始以青年为主导。于是，青年亚文化不再处在文化的边缘，而是主流文化变成了青年文化。这一切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化生产状态，市场化、商业化的文化只与青年这个特定群体发生关系，因此，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生态越来越呈现出一种青春特征。正如当下中国的主流文化产业——网络游戏、电影产业、流行音乐、小剧场话剧和图书市场等，年轻人已经成为最核心的消费群体，这也导致青春叙事变成一种最具市场价值的类型。于是，青春剧、青春片成为大众文化屡试不爽的叙事主题。21世纪以来，青春偶像剧主要体现为受到网络文学影响的白领职场剧，如《杜拉拉升职记》就是在图书市场上已经畅销的网络小说③，后来分别被改编为电影、话剧、电视剧等不同的版本。这个作品以外企职场为背景，讲述杜拉拉如何从刚入职的“菜鸟”摸爬滚打为外企高管的励志故事。另外，这种白领职场故事的出现还有着更为复杂的社会文化意义。 在大众文化领域，与现代社会最相关的是讲述原子化的个体在陌生、无名的大都市里生存、成长的故事，这种都市故事的另一副面孔是孤独的个体在大海、荒岛、森林等自然化的环境中历险。比如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中出现了大量外省青年在当时的世界之都巴黎奋斗、往上爬的故事。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来说，一无所有的个体打破封建贵族制的藩篱从而变成有钱人，这是时代的巨大进步，个体的命运不再是“天注定”，而是把握在自己手中。尽管现代社会不允诺每个人都变成成功者，但它始终相信幸运儿可以依靠自身能力和机会来改变命运。只是从自由竞争到高度垄断的资本主义，有钱人阶层变成新的封建贵族，现代社会重新封建化，这就是19世纪两级分化的欧洲社会的真实写照。于是，美国这一新大陆对老欧洲的最大进步就在于提供了新的白手起家的“美国梦”。“二战”后，美国也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个人成功的“美国梦”被人人都有可能晋级中产阶层的“中产梦”所取代。这种中产阶层、白领的出现被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看来是“一群新型的表演者，他们上演的是20世纪我们这个社会的常规剧目”。“白领的存在已经推翻了19世纪关于社会应该划分为企业主和雇佣劳动者两大部分的预测”④，也就是说，是中产阶层打破了19世纪一分为二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二元世界，其“进步”意义在于更多的蓝领工人得以白领化、知识精英成为职业经理人。这种有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改良方案试图通过建立中产阶层主体的社会来克服现代社会的封建化。在我看来，“中产梦”的出现有两个前提，一是大公司、跨国公司成为主导的商业模式，二是由实体经济为主的工业社会升级为以服务业为主的后工业社会，这样两个条件使得更多的劳动者加入白领职员队伍，从事办公管理、信息技术、文化创意、金融投资等服务行业，而支撑工业生产的蓝领工作则转移到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在这种背景下，以公司职员为主角的职场剧成为中产阶层故事的重要类型。 对于资本主义文化来说，以工业生产为核心的生产领域一直是隐而不彰的黑洞，反而家庭、酒店、咖啡馆、购物广场等消费场所成为文化表现的主导空间。这种消费领域对生产领域的屏蔽不仅隐匿了现代人作为生产者(雇佣劳动者)的身份，而且使得生产领域(如工业、工厂)中存在的压迫、剥削关系变得不可见。不过，后工业时代的职场故事把白领从消费主义空间中“拯救”出来，恢复了其作为生产者的身份。只是这些在整齐的格子间中紧张工作的白领们不再是流水线上的蓝领工人，而是从事非物质劳动和非工业劳动的从业者。在这个意义上，职场剧一方面大胆地暴露了白领工作的生产场所，另一方面又掩耳盗铃地遮蔽了被转移到别处的蓝领工人及工业生产的空间。 中国职场剧的出现联系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计划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型，一种以工农为主体的社会结构转向以都市白领为理想主体的后工业社会结构，与此同时，以生产者为主体的工农兵文艺也转向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大众文化。与家庭伦理剧、古装剧、战争剧等其他类型不同，白领职场剧对应着一种特殊的公司制度和职场文化。90年代市场化改革之后，一种建立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基础上的公司制逐渐取代了计划经济时代国营企业所采取的单位制，那些端着“铁饭碗”的单位职工变成了穿着职业装、坐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工作的公司白领。而那些在外企或民企工作的白领更一直是这种光鲜亮丽的代表。首先，白领生活在大城市，享受着都市的繁华和梦幻；其次，这被认为是一种逃离旧体制、追求个人自由的生活方式；再次，白领从事非物质劳动，既体面又收入颇丰，是个人奋斗的典型。可以说，白领职场剧只发生在“北”、“上”、“广”等大城市的外资企业或民营企业，如《奋斗》、《北京爱情故事》、《欢乐颂》等都是在表现此类故事，而从事工业劳动的生产者以及大都市当中的低端服务业的从业者则无法进入职场剧的视野。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职场有着特定的含义，仅指白领、中产阶层在大公司、大都市中所从事的非体力劳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