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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春剧的正能量和腹黑化 从2005年开始，电视剧出现了向职场白领故事的转移，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一种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自由市场所建构的“从奴隶到将军”式的“美国梦”开始失效，能够踏踏实实地做一个有付出、有责任的职场达人开始成为都市白领最大的“中产梦”。只是这种杜拉拉的升职迷梦并没能持续多久，《蜗居》、《裸婚时代》的窘迫不期而至。 随着近年来房价的快速攀升，本来可以成为都市“主人/房主”的中产阶层却想成为“房奴”而不得，这本身使得那种凭借个人奋斗或者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的美好愿望的大学毕业生(以70后、80后为主)，瞬间体会到郑智化的经典老歌《蜗牛的家》的真切含义：“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找不到我的家……我身上背着重重的壳，努力往上爬，却永永远远赶不上飞涨的房价。”⑤在这种背景之下，2009年出现的《蜗居》(同样是“蜗牛的家”)把居高不下的房价作为都市青年婚姻、家庭、个人奋斗的最大目标及障碍，立刻引起人们尤其是青年人(网友)的强烈共鸣，“蜗居”连同“蚁族”也成为2009年的流行语⑥，用来指称那些无法在都市中安居乐业的大学毕业生们。这样一种资本化的空间秩序不仅勾连起一个复杂的社会图景，而且完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倒置，作为勾结开放商与外资一手制造高房价的市长秘书宋思明尽管以悲剧收场，却获得观众的极大同情和认同，宋思明这一政府与资本的“结合点”不仅不是罪恶之源，而且还充当着拯救者的角色。这种意识形态的倒置遮蔽了海萍在追求房子的过程中一步步“心甘情愿”走向“房奴”的过程。 与《蜗居》相似，《裸婚时代》也被认为同样呈现了高房价之下都市白领的难以抚平的伤痛。房子及其两个家庭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变迁，使得都市白领刘易阳、童佳倩有了贫富之别，这也成为他们婚后的最大矛盾，尤其生育之后的日常生活彻底击碎了他们恋爱时代的浪漫和冲动。不过，他们也只是暂时没有婚房。根据男主角刘易阳的发展趋势，他应该很快会拥有自己的房子，也就是说，他们距离“中产梦”的目标只有半步之遥。相比80后被作为都市达人或时尚小资的潇洒，这些电视剧反映了在80后“中产梦”的背后有着更为惨烈的现实遭遇，以至于媒体使用80年代初期(也就是80后刚刚出生的时间)的流行话题来追问“蜗居”们的人生之路“为何越走越窄”⑦。《蜗居》尽管呈现了“房奴”的卑微和困境，但更呈现了海萍夫妇如何说服自己要心甘情愿地过上“蜗居”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不公平、人生不平等的牢骚中，与其看到底层生活的困境，不如说服自己承认现实，这种白日梦要比粉饰现实或对现实视而不见能够更为有效地充当现实的缓冲剂。这既是对现实的一种赤裸裸呈现，又是对这种呈现自身的有效遮蔽。他们除了继续勇敢地奋斗下去，并没有其他选择，也不可能有其他选择。不过，这些传播正能量的青春励志故事，很快被迅速“拉黑”为职场宫斗剧。 2012年出现了三部另类色彩浓重的青春剧，这些剧开始把在外企或市场经济大潮中自由竞争的故事讲述为负面的职场腹黑术⑧。这种从奋斗到逆袭、从励志到腹黑的文化想象，与2011年前后热播的宫斗剧有着密切关系，尤其是改编自网络小说的电视剧《后宫·甄嬛传》，使得“宫斗”成为当下年轻人想象历史和言说现实处境的重要方式，一种个人奋斗的职场理念变成了必须放弃真爱、放弃友情的腹黑术，这部剧让自由竞争、实现自我价值的职场彻底腹黑化。2012年热播的青春剧《北京爱情故事》就是例证。这部剧的主创团队来自《士兵突击》。如果说在彼时许三多式的“又傻又天真”的农村娃可以在相对公平的升级比赛中一步步成长为兵中之王“特种兵”，那么此时农家子弟石小猛大学毕业之后面对北京这个欲望之都，却清醒地知道无论自己如何奋斗都不可能与同窗好友“高富帅“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因为国际化大都市北京已经变成了与狼共舞的资本战场。在这个看不见的资本角斗场中，穷小子石小猛再也找不到奋斗、励志和升职的空间，除非他也变成甄嬛般的腹黑女。 与这种腹黑北京的描述相似，在另一部电视剧《浮沉》中，繁华耀眼的上海外滩也变成了职场“菜鸟”眼中流淌着黑色液体的尔虞我诈之都。《浮沉》一开始就是在大雪纷飞之夜，刚刚经历分手的“沪漂”乔莉一个人茫然地流浪在“夜上海”的街头。作为外省青年，乔莉下决心要做一名“杜拉拉”式的销售，靠自己的努力和业绩来赢得未来。可是，她很快发现自己喜欢的一见钟情的上司陆帆，一次又一次地利用自己来实现公司或个人的利益，自己不过是陆帆职场发展的炮灰、棋子和马前卒。所谓的业绩都是依靠一系列见不得人的交易组成的，人与人的关系不再是信任与真诚，而是利用与被利用、收买与被收买。这也是近些年来流行的职场小说(如《输赢》、《圈子圈套》、《浮沉》等)和官场小说(如《侯卫东官场笔记》、《二号首长》等)所揭示的世间常态。这种曾经被作为公平竞争、个人奋斗的白领职场规划，充满了明争暗斗和肮脏交易。这与其说是光鲜夺目的自由奋斗的“人上人”的生活(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5年前后，外企白领一直是离开体制、公平竞争的理想人生)，不如说更是甄嬛式的“超级黑”的后宫世界。从《杜拉拉升职记》、《士兵突击》的清新、向上和奋斗到《后宫·甄嬛传》、《浮沉》的职场腹黑化，这构成了近年来中国社会转型的最佳隐喻。 相比乔莉不再迷恋高楼林立的上海外滩而审时度势地选择爱上国企厂长(一个邋里邋遢的离婚大叔)，2012年赵宝刚执导的电视剧《北京青年》中拥有公务员、医生、海归和富二代身份的兄弟四人要一起离开北京“重走一回青春”。尽管这部剧与之前的《奋斗》、《我的青春谁做主》有着相似的主题：找回自我、我的青春我做主，但是这种主动逃离稳定的体制内生活的举动本身也具有新的意义。离开体制的大哥何东做过餐厅服务员、海鲜市场管理员、快递工和劳工市场的小包工头等体力劳动者，这些很少在奋斗、创业的场景中出现的都市打工者以这种方式与曾经衣食无忧的中产阶层耦合在一起，或者说，他们实实在在地过了一把装屌丝的瘾。如果说这种开着吉普车到异地搞生存体验的自驾游略显奢侈，那么这些80后的逃离本身说明“中产梦”的幻灭。 三、阶层分化时代的职场剧与中产阶层的再阶级化 20世纪60、70年代，白领、中产阶层在西方发达社会的出现被认为是一种对19世纪两级分化的阶级社会的进步，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也被认为是一种去阶级化的社会，因为中产阶层的收入使其能够在一个社会过上有车、有房、有工作的稳定而体面的生活，而且中产阶层内部的收入差距不大。可是，从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不仅使得“二战”后养尊处优的中产阶层整体社会地位有所下降，而且中产阶层内部的差距也在逐渐扩大，作为职业经理人的金领与一般白领虽然都是打工者，但俨然成为处于两个不同社会位置的阶级。2016年根据网络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欢乐颂》就讲述了这种职场白领再阶级化的处境。这部剧带有大众文化的典型特征，一方面触及社会敏感话题，如阶级分化、大城市居住不易等，另一方面对这些问题提供了大众文化式的解决方案，把现实矛盾自然化或者化敌为友地转移矛盾，最终展现一个乐观、充满希望的结尾。成熟的大众文化一般不会冒犯和质疑当下社会的主流逻辑，而是会承担起论述主流逻辑合法性的重任。 借用剧中角色关雎尔的话，“虽然人跟人是平等的，可这社会就是有阶级之分。你无视阶级只会碰壁”⑨。也就是说，阶级壁垒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成为《欢乐颂》讲述故事的前提。第一集开始画外旁白就介绍了住在同一楼层的五姐妹分别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留学美国的企业高管安迪和富二代曲筱绡分别占据两套独立的套房，中间是合租在一起的三姐妹樊胜美、关雎尔和邱莹莹，她们的阶级位置与居住空间的大小完全吻合，甚至很多网络评论把《欢乐颂》里的人物与社会学著作中的阶级分布图一一对照。从这个角度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阶级不再是一个敏感的词汇，也无法唤起革命的历史记忆，阶级变成了一种正常社会都会存在的现象。在这个意义上，《欢乐颂》重新把白领、中产等去阶级化的社会身份赋予了阶级的内涵。如果考虑到富二代曲筱绡直接创业开公司，可以说剧中的五姐妹都工作在一种现代公司制的环境中，而这部剧的特殊之处在于揭示了公司制内部管理的专制化和不平等。 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改革，使得由股份制、私人资本主导和雇佣劳动制组成的现代公司制度重新出现。外资企业所带来的不仅是外国资本的投资，更代表着一套先进的现代企业管理经验和高效率的盈利能力，这正是彼时低效率的人浮于事的国营单位所缺乏的。《欢乐颂》中确实呈现了一种从企业高管安迪、公司老板曲筱绡到中层管理者樊胜美、底层员工关雎尔、邱莹莹的忘我的工作精神和全心全意为公司服务的意志。不仅如此，对于刚进入职场的关雎尔、邱莹莹来说，她们最经常抱怨的是“工作好累啊”。安迪则是霸道的企业高管和工作狂，这种严苛的工作理念和高强度的工作节奏直接导致部门经理、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男人刘思明最终过劳死亡。这种建立在雇佣劳动和私人资本基础上的公司制，企业利润最大化即资本实现增值是唯一的目的，从高薪聘任的企业高管到保住饭碗的底层员工都是为了这个最终目的而工作。从剧中可以看出，为了实现管理的高效率，企业内部采取的是一种高度等级化的管理结构，员工要绝对服从部门主管的指令，部门主管要服从企业高管的意图，而企业高管对集团董事会负责，这是一种类似于军队的现代科层制。 这种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高效、细密化的管理模式，有两个基本的核心理念，一是以资本收益为核心，二是重视精英管理者，拉开金领、中层管理者与底层白领的收入差距。恰如安迪对数字的敏感，这与其说是一种个人偏好，不如说代表着一套数字化、数据化的管理方式，这使得企业收益、市场投资变成高度数理化的科学分析，而且把对每一个受雇于企业的员工考核变成一系列可量化的数字。这套有利于资本收益的管理制度可以最大程度地榨取各级员工的工作价值。越是大公司越呈现一种高度集权化的、从上到下垂直式的权力图景。因此，2013年流行的古装剧《后宫·甄嬛传》用封建化的后宫来隐喻大公司职场的权力结构再准确不过了。这种“科学化”的现代企业制度是一种以资本(皇帝)为核心的等级化的“宫廷”，职员不过是这幕大戏中带有依附关系的“秀女”和“奴才”。这种生产经济领域的等级化成为资本增值最有重要、最有效的手段。也正是这种权力结构，使得白领职场故事经常讲述为女性的故事，如杜拉拉、甄嬛、《欢乐颂》里的五姐妹等，这与其说是对女性的性别偏见，不如说在以资本为核心的企业结构中，白领、中产阶层处在女性化的从属位置上。在现代管理制度中，白领职员从劳动者变成了服务资本的人才要素。这一方面使得高级人才、职业经理人等少数精英获得高额收益，另一方面又使得大多数基层、底层员工被心甘情愿地奴役，因为他们时刻处在一种失业的危机之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