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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南戏在江苏的传播和发展 南戏的早期传播和流布主要是在东南沿海一带。其中，福建和浙江是两个重要区域。江苏由于与浙江毗邻，南戏也曾经有着一定范围的流布和传播。如南京在万历之前，富贵人家的宴会会使用海盐腔佐酒。在苏南的昆山，还出现了“四大声腔”之一的昆山腔。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明代以后，现属江苏地界的区域内，南戏呈现逐渐活跃的态势。首先，参与南戏改编的作者中，江苏籍的文人渐趋增多。《香囊记》的改编者邵灿为毗陵人，即今江苏常州。昆山文人陆采曾经改写《西厢记》而成《南西厢》。《荆钗记》的作者据说是吴门学究柯丹邱，这里的吴门所指应即苏州。《拜月亭》的作者为施惠，一说其身份为“吴门医隐”(《寒山堂曲谱·总目》)。关于《杀狗记》，据《寒山堂曲谱·总目》记载，此剧“今本已由吴中情奴、沈兴白、龙犹子三改矣”。其中吴中情奴与龙犹子都是苏州一带人。《寻亲记》的情况也与之类似。足见随着南戏在江苏地界的传播，当地文人也越来越多加入到南戏整理和改编中来。其次，由于南戏流播到当地演出，使得一些南戏在情节方面发生了一些与当地有关的变异，使南戏烙上了一些地方性印记。以《荆钗记》为例，戏剧最后涉及王十朋和钱玉莲的团圆地点，孙崇涛先生对此曾做过详细比较，二人团圆的地点有“舟会”和“庙会”之区别，其中的“庙会”即二人相会于玄妙观。这里的玄妙观，有学者以为是在王十朋上任的吉安府。[1]窃以为很可能就是苏州的玄妙观。这一情节的变异也是南戏流播到江苏的产物。再次，南戏刊刻在今属江苏的一带地区也逐渐兴盛开来。姑苏叶氏、金陵唐氏、常熟毛氏汲古阁都曾刊刻过流传后世的南戏剧本。而最为重要的一点则是昆剧出现之后，昆剧对于南戏剧目的积极吸纳和不断发展。前面已经讲过，在昆山腔改革之初，魏良辅就曾经将南戏的重要作品《琵琶记》作为习唱新腔的典范曲目。起码到万历朝后期，许多南戏的散出也已经完成了“昆化”，成为昆剧折子戏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有，南戏在江苏一带发展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些具有江苏地域特色的题材和剧目，而这些剧目也由于与地方文化的亲和性得到了长足发展，成为一种醒目的文化现象。 仔细考察南戏在江苏的传播和发展，有几点颇值关注。原本起源并繁盛于东南沿海一带的南戏起码从明代初年开始，在今属江苏一带得到了长足发展。这种发展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地域方面的扩展和剧种影响的扩大。二是与昆剧的结合。当南戏遇到昆剧，二者相得益彰，通过结合达成了共存共荣。三是借助昆剧的声腔，南戏延续了自己的生命，以变异的形式得到了存续和发展。可见，南戏的发展不仅显现为地域方面，而且还显现在社会层次角度，同时还体现在时间和声腔的维度上。 南戏的这种状况再一次证明：首先，所谓传播史往往就是变异史。由于地域文化强烈的“文化认同”作用的存在，原产越地的南戏在进入“吴地”后，曾经发生了多方面的“吴化”，点染了多方面的“吴地色彩”。这种变异是南戏走进吴地的先决条件，也是南戏在此间得以持续发展的基础，不仅是合理的，也是必须的，甚至是不二的选择。其次，当变异发生且达至一定积累时，这些变异往往演化为对于早期艺术形态的发展，从而使得传播史变成了“发展史”。第三，中国戏曲本来就具有极强的地域性。剧目的移植也正如植物的移植一样，当某一剧种移植到另外一个地域时，就势必与当地的地域文化相融合，如此方能因地制宜，获取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在此意义上，以上所谓的变异史和发展史其实又是“地方化”的过程，是地域化的历史。正如我一直强调的，严格意义上讲，中国戏曲都是地方戏，中国也只有地方戏。我们称呼京、昆为全国性剧种，其实仅仅是一个相对而言的指称，并不具备绝对意义。 ①表格据朱崇志《中国古代戏曲选本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统计，特此说明。 ②如“秦淮八艳”之一的马湘兰为庆祝苏州文人王百谷七十大寿，曾带艺人赴苏州演出《北西厢》全本。何良俊在论说中也曾提到北曲“绝响”，据此可大致判断北曲作为独立的艺术样式在江南存续的时间下限。 ③《雍熙乐府》据嘉靖刊20卷本，《中国昆剧大辞典》之《十面埋伏·十面》条以四曲为艺人增人，误！ ④对此问题，拙著已有详细论述，参《昆剧折子戏研究》，黄山书社，2013年版，第48页。 ⑤关于南戏散出逸出的时间，一些学者认为应定于正德嘉靖之间。对此，拙著有详细考辩，参《昆剧折子戏研究》，黄山书社2013年版，第24页。 ⑥以昆剧为例，《思凡》显然其声腔原本不属于昆腔，现今昆剧舞台存留的《昭君出塞》也明显留有其他声腔的痕迹。诸如此类的例子尚有很多，不胜枚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