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中国”的名义：中国当代舞蹈训练体系的生成机制研究(2)
时间:2024/11/28 07:11:09 来源:《艺术百家》(南京)2012年 作者:张朝霞 点击:次
二、中国当代舞蹈建构的文化动机 在所有的中国现代当代艺术形式中，“中国舞蹈”的文化品格无疑是最难把握的一个。就实践层次而言，中国舞蹈在“民族化、现代化”的旗帜下发展出诸多的现代流派与品种。但这些派别在文化基础和美学基调方面并没有形成统一的“中国风格”。事实上，在民族化这面似是而非的文化旗帜下面，中国舞蹈不但一致保持着多元并进的艺术形态，而且逐步形成了某种开放性、包容性的文化品格。在这种语境下，中国当代舞者开始有意识地创造所谓的“中国古典舞”、“中国民间舞”、“中国芭蕾舞”、“中国现代舞”，以及其它冠之以“中国某某舞”的各种新的舞蹈风格和动作语言。 在中国当代舞蹈艺术语言体系建构的实践中，芭蕾舞和现代舞作为最为重要的外来文化参照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到了各自不同的重要作用。 在20世纪初，民族救亡与启蒙的外在压力使现代舞这一舶来品成为一时的宠儿。中国现代新舞蹈的倡导者吴晓邦先生从日本带回了这粒新文化的火种，并通过活报剧式编演实践将其与中国革命的社会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他所创作、表演的《饥火》等现实针对性极强的现代舞蹈，超越了动作语言层面的文化羁绊而直接成为宣传民族救亡的有力工具。可以说，吴晓邦在20世纪初期进行的现代舞创作及教育实践直接切入了舞蹈艺术语言建构的第二个层次——结构语言层次，而取得了成功。 从这个角度看，吴晓邦的现代舞应该是一种地道的中国化的现代艺术。但对于舞蹈艺术而言，动作语言体系的建构是更为本质的事情。这一次，中国舞者选择了芭蕾舞。除了当时中国文化整体上受苏联影响这一社会现实之外，中国舞者选择芭蕾舞作为建构自身动作语言体系的原因在于，芭蕾舞拥有一套科学体系的动作语言。这种文化建设中的功利思想，使中国舞者在芭蕾中国化方面付出了比现代舞更多的努力。这一局面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所改变。伴随着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蜂拥而入，西方现代舞“卷土重来”，并且从“技法”和“观念”两个层面对现代中国舞蹈文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影响。自此，对现代中国舞蹈艺术语言建构的文化反思也浮出水面。 50多年过去了，中国舞蹈的现代建构是否已经完成了呢？答案显然并不乐观，因为在名目繁多的舞种和流派背后我们发现了文化的断层与分裂。在民族化的旗帜下，我们发现了现代中国舞蹈文化追求的悖论。 首先，作为典型的西方舞蹈，芭蕾舞与现代舞的中国化必然会遭遇天然的文化屏障。我们知道，在体制化的现代西方舞蹈文化中，现代舞、芭蕾舞和爵士舞属于最基本的三大西方舞蹈语言体系。它们虽然在动作语言形态上不尽相同，但是其背后蕴含的基督教文化意蕴和人文主义传统使这些舞种形成了大体一致的文化品格。 不论是芭蕾舞动作体系的“开、绷、直”，还是现代舞动作体系的反向建构倾向，抑或是爵士舞的中间动作规律，都是建立在“二元论”西方哲学传统基础上的，是对人与外在宇宙空间关系的一种积极探索。究其最本质的动作文化层次而言，芭蕾舞与现代舞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对这种对立统一的空间关系的理解上。前者通过对人体动作极限的开发去探究人对神(大自然的符号化象征)的向往与追求，后者则强调人与大地(人的世俗存在的象征)的亲和关系。而到了当下所谓的当代舞蹈体系中，即使是这样细微的外部区别也被消解了。 在全球化语境中，西方舞蹈文化为实现自身的发展与超越，还在其动作文化中有意识地整合进了诸多“少数民族”要素。近些年来，西方当代舞蹈的“东方化”倾向，已逐步从结构语言层次过渡到了更为本质的动作语言层次。太极、瑜伽的引入，为西方舞蹈文化提供了全新的气息、发力和动作模式。但是，就文化品格而言，西方舞蹈借人体运动对人与外部空间关系进行哲学思考的本质特征并没有改变。 在中国舞者努力对芭蕾舞、现代舞进行民族化的改造，似乎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动作语言背后的深层文化结构问题。所以，尽管在动作技巧、概念形态及音乐创作等方面，中国舞者都进行了大量有价值的尝试，但是距离所谓的“中国芭蕾舞”或“中国现代舞”似乎还有着很大的距离。这是因为，中国舞者虽然可以完成高难度的动作技巧，也可以把一段现代舞诠释得很美，但这些在文化都不是真正的芭蕾或者现代舞，而另一方面对于动作或技巧的迷恋又使中国芭蕾或中国现代舞拉开了自己与中国观众的距离。 与上述两种西方舞蹈的中国化相比较，中国古典舞与中国民间舞的语言建构问题遇到的是另外一种文化的屏障。从理论上讲，中国古典舞和民间舞应该分别代表民族传统中的高雅艺术和民间艺术两个层次的文化精神。但在艺术实践中，中国古典舞与民间舞的民族文化代表资格一直受到质疑与诘问。这里面有艺术形式演变过程的一般性问题，也有因文化身份多重错位而造成的结构性问题。 受其影响，现当代中国舞蹈动作语言在美学定位、语言风格及结构技巧等层面呈现出难以整合的多元化状态。唯一能够将这些语言风格归拢在一起的因素就是塑造中国某某舞的原文化动机。也就是说，在中国舞蹈发展中，文化身份策略只是激发各舞种、各流派、甚至于各个艺术家寻找个体化艺术语言的动机而没有有效地转化为一种公认的民族化动作语言体系。就这样，以“新中国”的名义，现当代中国舞蹈艺术语言的历史建构呈现出一种理论上统一而实践中“重声喧哗”的现实格局。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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