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三大祭祀中的乐调研究(6)
时间:2024/11/28 04:11:46 来源:《音乐研究》2015年第4期 作者:尹蕾 点击:次
结 论 《周礼》中这段关于三大祭祀的记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它也是历代统治者制定礼乐的典范和准则。从《周礼》与《通典》来看，周、唐二代在三大祭祀中的礼乐制度一脉相承，无论是宫调选择还是作乐“变”数，二者之间都基本一致，显示出《周礼》所定礼乐制度在后世的继承和延续，凸显了周代礼乐制度的影响力和典范地位。 《周礼》在记载用乐制度上体现着较为明显的非乐学观念，我们如果从宫调理论入手有时会很难理解《周礼》祭祀选用的十二个宫调原因。从《周礼》所载的礼乐制度上看，它受到了当时社会上各种思想和观念的影响，比如儒家历来讲究“尊卑有别”，而三大祭祀的宫调选择就强调了“凡言不用者，卑之。凡言避之者，尊之”的尊卑观念。而周代已经开始成熟的阴阳观念在《周礼》中表现的更为突出，不仅“奏黄钟，歌大吕”的记载体现了阴阳律吕的对应关系，三大祭祀的乐调选择也彰显了阴阳的观念。早在夏商时代就已经形成 “阴阳”在商以后逐渐形成阴阳理论，西周晚期发展为阴阳观念，至春秋时期，阴阳已经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观念，而这种的阴阳观念实际上业已成为人们思考事物、决定行为的思想根源。作为国家礼仪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乐”也不可避免带有阴阳的痕迹。因此，在国之大事的“祭祀”活动中人们必然会考虑到宫调选择的象征性意义和阴阳、尊卑等等非乐学属性。因此，对于周代“乐”的记载不能单纯的以我们现代人的律学、乐学原理去解读。很多古代的文献记载、史实或者现象，现在我们觉得不可理解、无法解释，只是因为现在的我们已经失去了古代人们的思维方式。因此，在进行史料分析与研究时，必须从原文献出发，体察文字背后所折射出的社会、文化和思维方式，尽可能接近、还原当时人们的思想背景，这样才能充分理解历史现象产生和存在的原因。 注释： [1] 中华书局编辑部《汉魏古注十三经·（汉）郑玄注<周礼>·卷二十二》（上）[M]，中华书局出版社，1998年版，第142页 [2] 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M]，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37页 [3] 中华书局编辑部《汉魏古注十三经·（汉）郑玄注<周礼>·卷十八》（上）[M]，中华书局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页 [4] 中华书局编辑部《汉魏古注十三经·（汉）郑玄注<周礼>·卷二》（上）[M]，中华书局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5]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成公十三年》[M]，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61页 [6] 中华书局编辑部《汉魏古注十三经·（汉）郑玄注<周礼>·卷二十三》（上）[M]，中华书局出版社，1998年版，第147页 [7] 同注1 [8]（唐）杜佑撰《通典·卷四十二》[M]，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徐庭云、谢方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63页 [9]（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四库全书·第四十二卷》[M]，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12页 [10] 同注9 [11] 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M]，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38页 [12]（东汉）班固撰《汉书·律历志》[M]，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67页 [13]（东汉）班固撰，《汉书·食货志下》[M]，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79页 [14]（唐）杜佑撰《通典·卷四十二》[M]，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徐庭云、谢方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92页 [15] 同注9，第812页 [16] 同注9，第812页 [17] 同注9，第812页 [18] 《十三经注疏》委员会整理，《礼记正义·卷二十二》[M]，李学勤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98页 [19] 同注1 [20] 同注9，第813页 [21] 同注9，第810页 [22] （唐）杜佑撰《通典·卷一百九》[M]，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徐庭云、谢方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版，873页 [23] （唐）杜佑撰《通典·卷一百十四》[M]，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徐庭云、谢方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05页 [24] 同注9，第813页 [25] 同注9，第813页 [26] 同注9，第813页 [27] 同注9，第813页 [28] 同注6 [29]关于《周礼》所载用乐制度中体现出的“阴阳相合观念”的论点，笔者另有一篇题为《<周礼>阴声的逆序排列与奏黄钟歌大吕的阴阳之‘合’》的文章进行了详细论述，这里就不复赘述了。 [30]（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四库全书·第四十二卷》，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13页 [31]同注30 [32]同注30 [33] 同注30 [34] 同注30 [35] 同注30 [36] 同注30 [37] 同注1 [38]（唐）杜佑撰《通典·卷一百四十二·乐二》[M]，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徐庭云、谢方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33页 [39]（唐）杜佑撰《通典·卷一百四十二·乐二》[M]，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徐庭云、谢方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34页 [40]（唐）杜佑撰《通典·第一百九·礼六十九·开元礼纂类四·吉礼一》[M]，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徐庭云、谢方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73页 [41]（唐）杜佑撰《通典·卷一百十八·礼七十八·开元礼纂类十三·吉礼十》[M]，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徐庭云、谢方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35页 [42]（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七·杜佑传》[M]，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47页 [43] 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4页 [44]（唐）杜佑撰《通典·卷一百四十七·乐·乐七》[M]，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徐庭云、谢方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72页 [45] 作者注：《元和》乐在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因国讳乐名改为《焉和》，这在原文中以旁注出现，引用原文时省略。 [46]（唐）杜佑撰《通典·卷一百四十二·乐二》[M]，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徐庭云、谢方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版，1133—1134 [47]作者注：原文在这里有一处失误：“圜丘大祭中，夹钟宫、黄钟角、太簇徵、姑冼羽四宫各奏一变”，其后又云“以文舞六变降神”，在奏乐数目上前后不相符。在与《通典》其他相同场合用乐记载进行比较后，笔者认为原文在“夹钟宫”后很可能丢掉了“三变”二字。 [48]（唐）杜佑撰《通典·卷一百四十二·乐二》[M]，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徐庭云、谢方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35页 [49]（唐）杜佑撰《通典·卷一百四十二·乐二》[M]，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徐庭云、谢方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33—1134页 [50] （唐）杜佑撰，《通典·卷一百九·礼六十九·开元礼纂类四·吉礼一》[M]，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徐庭云、谢方点校，第873页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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