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学流慈——曾志忞史料殆尽之欤？(5)
时间:2024/11/28 08:11:15 来源:《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 作者:李岩 点击:次
三、掩卷凝思 本文对曾志忞的历史考察，暂告一个段落，即便此刻，笔者也不能说曾志忞史料“殆尽”，故有“之欤”之疑！因他的著作《四朝燕乐》还未找到，另读该书序文，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即：曾志忞是否做过《国歌》。1912年9月14日，有报导说：“本邑曾志忞君，研究欧乐最早，留学中，设讲习会，著作传播，全国受其影响。毕业归国后，与二三同志，更尽力于实地演奏，如声乐弦乐管乐等，时在申地，披候数年实验以来，以为国人乐识，不亚欧人，而较日人过之，惜多畏难、苟安，不专研究耳。民国成立，知时者论《国歌》问题，先生独默不一言，前教育总长蔡(元培——引者)君，知先生有素，邀往北京，冀于临时教育会中，解决此题。先生抵京后，辞不与会，独游西山者三十余日，领略燕赵民谣，临名山大川，酝酿豪气，八月，望竟将国歌曲脱稿，而先生犹以未足也，由大连旅顺，直游东岛，刻下流连于九州岛间，终日从事于修饰、订正，他日功成，拟将此曲，实地演唱，披露：想(计划——引者)黄花佳节(辛亥革命纪念——引者)，共祝周年纪念时，凡我国民，共当洗耳，以赞其成矣。”(110)而事后曾志忞说道：“国歌问题至今尚未解决，菲才自愧不敢负此任，(亦)非冷眼也！”(111)即：这一年的12月6日前，他并未完成“国歌”创作；在事隔八年后，他又说：“民国三年及九年，教育部两度有制作国歌曲谱之举，遣书征曲，尚未应命。”(112)从这“三次”确凿的“遗墨”中，除显现了他对“国事”的担当与关切外，留下的疑问是：他是否写过抑或写完“国歌”？ 其次，本文以平实的态度，从史料出发，对曾志忞的志向，进行了重新定位。另对长期流传的谬误，也予更正。笔者在此，尤其希望天津市政的相关部门，对曾寿渔堂这一处天津意大利风情区内、属天津市的“地标性”建筑，不能恢复本来面目，起码也要将现在的错误名称(曾国荃祠堂)更改为“曾寿渔堂”(113)，因此“曾”非彼“曾”也！之后，该地必将成为所有学习过或正在学习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同仁、学子们的朝圣、膜拜之地！当我们站在恢复了历史名称的“曾寿渔堂”前时，联想音乐先贤、慈善大家曾志忞曾几何时在此工作、生活的场景，定会不胜感慨、思绪万千！在此，借《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珍贵版面，笔者与所有研究曾志忞的同道们，真诚相约，我们在天津意大利风情街(河北区光复道37号)、被重新确立为“曾寿渔堂”的曾志忞老宅见！ 第三，曾志忞的北行，目前看来，与其在上海失势(宁波邦商人打压)、父亲(突然)病故、沪南兵灾、儿子(事故)身亡等，均有连带，而投靠有权有势的曹汝霖，并想借他的势力东山再起，也未可知；其音乐上原因，除他喜欢京剧外，别无他图，天津、北京由此成为最理想的“佳地”，因借这里的京剧氛围，曾志忞可大展宏图。至于他与辻听花(武雄)的关系，亦值得论说：其实此公，在戏剧界名声很坏，但由于其日本人的身份，虽然他的戏评，是些无实质内容、更无艺术价值可言的“大白话”，并被讥评为：“直如(好像——引者)杂货铺的流水账，长年不过几句不通之老话，间亦作诗，以期附比风雅，而诗亦不过‘初一十五庙门开’之类耳”(114)［故时人称此公，为一“不通之支那通”(115)］，但其长期厮混于中国，对中国的事务尤其是官场的脉络，很是了解，唯对戏曲是外行，却日日评戏，据说《顺天时报》有他的股份，发表文章便利，伶人们怕被他羞辱，提前纷纷以各种方式(包括请吃饭、喝酒、使钱甚至拜义父——干爹等)抢要其“名贵墨宝”，其中不乏名角，如：尚小云、新艳秋、李万春、杨氏双菊、小翠花等；另一不好的名声：此公看戏，从不买票，并一晚跑几个戏园子。辻听花于1931年8月18日下午六时，逝世于北平半壁街(现“东壁街”，位于崇文区中东部，东起幸福大街，西至东唐街，南望北岗子，北靠三转桥。全长约300米)24号客居的寓所，(116)唯送葬之时，义子们均未到场，可见所谓“义父子”，全无真情！有人曾着文道：“有子名公雄，字秋堂，服役于津门，平日彼喜着华服，喜中国风尚，有愿死是乡，以中国殡葬归葬”(117)，真乃“一语成谶”！可见，他仅是曾志忞的一个不懂戏的朋友，对其戏曲改革，没多大益处，他们虽有交往，但事实待访。 第四，笔者已查明曾志忞在天津、北京的住宅，而他在北戴河，还有一处“心坟”别墅，至今不知有何等风貌，是否还在？抑或早已被历史风化？不详。另外，曹汝霖与曾志忞均学法律，到底办过什么案子？从该会动不动就打官司(这一点也延续到其庶子曾宏燕，笔者发现的“曾寿渔堂”档案卷宗，是曾宏燕对“堂”之房客高月波不交房租且拒不腾房一事起诉专案，由此，让历史存留了一份珍贵的档案)看，确实只有律师出身的人，才能有效地运用法律条文、相应手段，来保护自己所应享有的各方权益。而此种操作，好像水到渠成亦在情理之中，特别当曹汝霖在五四时期，被国人视为卖国贼后，其在政治、社会、人际交往中，有诸多不便，曹利用曾志忞的法律智慧、学理、经验，打理一些棘手事务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正如陈聆群先生所言：“对于历史人物的研究，还是要从开掘收集梳理与之相关的全息性的历史材料做起，只有真正做到了这一点，也才谈得上对其进行全息性的研讨评论！”(118)本文是否为一“全息性”的曾志忞历史研究？自有公论！ 至此，笔者得出如下结论： 1.贫儿院乐队成立于1908年，中西音乐会乐队与此一脉相承； 2.1908年8月光绪皇帝曾赐匾上海贫儿院，并御笔亲书“广学流慈”(119)；其与此前朝廷对曾少卿抵制美货的打压态度，呈冷热两极，由此显现：清廷最终对曾氏家族慈善大业首肯的历史实情； 3.曾志忞于“本命年”(1927年)去世； 4.曾寿渔堂1916年10月27日～11月24日间始建于天津意租界五马路，落成于1917年9月16日～10月15日间，其遗址现在天津河北区光复道37意大利风情街； 5.中西音乐会在北京的时间：1913年夏季(来京)至1915年11月5日(返沪)，但有一留守处至1926年底；该会成员最盛期，有百余人规模；其有历史记录的演出：1913年冬季“开场”，1915年10月16日，借那家花园戏台，为曹汝霖大堂会演出《天水关》； 6.《天水关》谱本在1913年即入世人视野，并产生极大社会反响，其京剧锣鼓经的记写，属“世界首创”； 7.曾氏遗作《四朝燕乐》虽未找到，但该着“序言”已被发现； 8.曾氏京剧改革的路子及指导思想：中西结合、昆乱不挡。可谓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先声。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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