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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话语与李安电影


    【内容提要】后殖民主义理论是针对新时期存在的多元文化政治理论和批评方法的集合性话语实践,在全球化趋势下,第三世界国家如何摆脱“边缘化”,获得自己的独立话语权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李安电影作为一种中西意识形态矛盾中的产物,既不可避免地流露了后殖民主义理论中东方主义的色彩,但同时也呈现了东方文化对西方主流的渗入。本文力图在后殖民话语中从东方主义角度阐释李安电影,从而找到解读他的另一途径。
    【关 键 词】后殖民/东方主义/新东方主义/李安/电影
    【作者简介】唐琦,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2007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研究生。(贵阳 550001)
    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329(2009)02-00730-05
    一、全球化语境下的后殖民主义
    (一)后殖民理论管窥
    殖民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在其上百年的历史中,它表现为帝国主义国家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赤裸裸的政治、军事、经济侵略和掠夺。后殖民意味着殖民时代在时间上的“结束”,以第三世界国家的纷纷获得解放为标志,而20世纪70年代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产生,却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认识基础上——帝国殖民传统仍以某种方式在自我复制,殖民主义仍以更为隐蔽的文化话语形式,借助全球化以经济贸易垄断形式发挥着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压制效力。后殖民理论在文化、文学艺术领域,试图寻找不同文化之间的话语活动中的意识形态的权力痕迹,揭示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之间潜在的对立、隔膜以及双方相反或相类的主体选择。后殖民主义文论就是这样一种针对新时期存在的多元文化政治理论和批评方法的集合性话语实践。简之,后殖民主义即以帝国主义国家在文化领域的霸权统治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文化霸权进行拆解与批判,并进而探讨殖民地与前殖民地摆脱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有效途径。
    后殖民主义登上历史舞台,一般认为是从赛义德在其《东方主义》中把“殖民话语”作为研究对象开始的,而同后现代主义的产生须以现代主义和现代社会的发展变化为前提一样,后殖民主义的前提同样是殖民主义所发生的变化。
    赛义德作为巴勒斯坦裔的美国批评家,总是把文本放在社会、历史、政治、阶级、种族的环境中去分析。他从葛兰西那里借鉴了“领导权”的概念,又吸纳了福柯关于“权力”的论述,从而在世界的话语—权力的结构中看到了宗主国与边缘国的二元对立。“在这种对立的权力话语模式中,边缘国往往是仅仅作为宗主国‘强大神话’的一个虚弱陪衬,一种面对文化霸权的自我贬损”[1]。赛义德又通过对西方自十八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东方学”的批判而建立了他的著名理论基石——“东方主义”。所谓“东方主义”就是一种思维方式,是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判,对东方进行描述、殖民、统治、教授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简单来说,就是西方人对东方由于无知或其本身的猎奇心理而虚构出来的“东方神话”。“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现在,它正在一天天地消失;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已经消失,它的时代已经结束”[2]。赛义德通过对“东方主义”的虚构性的批判呈现了西方在对东方的认同中所存在的文化霸权主义,并随时间的推移,其理论的批判性不断地增加。
    斯皮瓦克是美籍印度裔女学者,她的理论打破了各专业的界限而呈现出跨学科性。她把女权主义、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学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结合起来对各种现象进行解读。她通过从葛兰西那里借鉴的“臣属”这一概念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种族中心主义进行了批判。
    霍米·巴巴,运用拉康的精神分析对外在的强迫如何内化为被殖民者的心理进行了发掘和描述。他发觉被殖民者往往在外在的带有强迫性质的氛围中,逐渐由不适应到适应,由被动到主动。“这可以说是被殖民者将外在的强迫性变成了内在的自觉性,从而抹平所谓的文化差异,而追逐宗主国的文化价值标准,使得文化殖民变得可能”[3]。
    (二)全球化中的电影
    中国从鸦片战争后,曾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尽管后来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全球化的今天,对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新时期以来,影视已经成为大众文化的主体,自然与后殖民理论具有相通之处。电影是后殖民主义理论重点关注的文化领域。在当前全球化的语境中,不仅因为电影作为影像技术的产物是“‘看’的机构化了的机制”[4],而且因为传播上的便利、影响上的深广,它把不同的主客体之间的想象和注视呈现在不同文化的边界上,呈现于全球化的空间之中。电影往往很能呈现赛义德所说的“想象的地理及表述形式”,尤其是东方世界在西方人眼中的“他者”形象,而在东方电影的自我表达中,似乎也不可避免地显现出其想象受到西方文化约束的痕迹。
    (三)新东方主义的呈现
    作为一个政治经济体制处于复杂转型阶段的特殊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走的是改革开放,与世界接轨的市场化道路,但又十分坚持中国的独立自主。如何将中国纳入西方的“殖民国”,成为欧美发达国家深思的问题。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形式,成为西方渗入中国的有效工具。然而,要进入中国,西方又必须面临几重障碍,如政府的严格控制,中国独特文化传统和西方好莱坞文化的疏离,中国市场的无序状态等等。面对这些“障碍”,西方找到了种种策略来解决:首先,利用美国的政治力量来扩大好莱坞电影的生存空间;其次,通过对华人导演、演员以及其他艺术创作人员的吸收,拍摄东方题材或东西方文化相融合的影片,以适应中国和东方观众观赏情趣和文化认同;第三,通过电影制片业、发行业、放映业的投资和经营在中国建立电影市场;第四,通过种种其他媒介形式培养中国观众的西方趣味,从而进行心理认同的渗入。
    从好莱坞的策略来看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殖民的方式——新东方主义。
    新东方主义不是西方的自说自话,而以一种貌似宽容的姿态让来自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以第三世界本土资料提供者的身份发言,并让他们在其话语中心占据一定的位置。换言之,新东方主义收编了来自东方的盟军,在老式的东方主义的认知框架内纳入了听似真实的自我东方化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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