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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期的电影现象看一种类型的形成和命名(2)


    二、各方的博弈与惯例的形成
    大卫·波德维尔等研究者认为,“类型是基于电影工作者、影评人、观众之间的默契而存在的”⑩。克里斯蒂安·麦茨也认为,电影机构是由生产机器(电影工业)、第二机器(即观众的元心理学的社会规则)和第三机器(批评家、历史学家和理论家)三个部分组成的,第三机器的存在使得电影向观众发出的“爱我吧”的喃喃细语变得清晰有力(11)。在传统媒体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这样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新媒体出现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就当下这一潮流而言,起到重要作用的力量应该包括制作者、观众和媒介本身,而影评人以及在中国电影生产过程中不容忽视的审查机构,起到的作用却是有限的。
    简单来说,观众的意见通过票房和口碑表现出来;制作者则根据票房和口碑对电影的生产进行调整,并通过积极的宣传,为影片招揽更多的观众;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往往借助于媒体,但媒体本身并不是透明、无偏见的,其形态的转化,也作用于电影的生产和接受。
    (一)观众:最终消费者的选择
    如果将电影纯粹视为一门产业,那么观众就是电影产品的最终消费者,和其他产业“顾客就是上帝”的情形一样,观众的喜好对电影的生产有很大的影响——电影制作者必须保证自己的产品能够被大多数观众接受,满足他们对白日梦的追求,才会收回成本、获得盈利。观众并不是产品的被动接受者,他们会依据自身的期待和需求,对文化产品进行相应的选择和解读。因此,电影的呈现与观众的特征有着密切的关系。
    观众是因“看电影”这一行为而被划分到一起的群体,其数量庞大,构成复杂,电影理论家将其视为一个“无结构”的群体。但对当下中国观众的调查显示,中国电影观众在很多方面具有高度同质化的特征。2012年2—3月,艺恩咨询进行了一次抽样调查,其数据显示,从年龄上看,19—35岁的观众占样本总数的75.8%;从学历上来看,专科及本科学历者占75.8%;从收入上看,2000—6000元的中等收入者占58.7%;从地域上来看,中国观众主要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是票房重仓(12)。可见,中国电影观众主要是生活在都市中的大学生和年轻白领。
    这样的观众对都市生活有着天然的熟悉感,个人的爱情和事业问题,也是处于特定人生阶段的他们所关注的重心。因此,以都市为背景、讲述都市男女爱情故事和奋斗历程的电影很容易引发他们的兴趣。而且,这些电影一般都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主人公不仅会收获美满的爱情,事业方面也会突破瓶颈,得到发展。真爱至上、自我奋斗的价值观,通过这样的情节体现出来,契合了生活在都市中的年轻人的观念,很容易获得他们的青睐。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11年的《失恋33天》。在一些影评人看来,这只是一部“电视剧主创拍出的电视剧水准‘小清新电影’”(13),既缺乏吸引眼球的明星,也没有能以一句话说明白的、清晰的情节线索,但恰恰是这样的电影,在连映的四十多天里,排片量不逊于甚至超过了同期上映的好莱坞大片。这样的状况出乎制作者的预料,不少影评人也表示“看不懂”,仅将它受欢迎的原因归结于原版小说的人气和得当的宣传。但超长的上映时间和较高的上座率说明,将《失恋33天》的成功归结到宣传和原著是不够全面的。从网上的评价不难发现,不少观众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会被人物犀利的台词逗得狂笑不止,又被真情流露的段落引得潸然泪下,甚至还会为某些段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可见,观众在观看这部电影时的感情投入程度是其他电影无法比拟的。借用心理学术语,可以说很多观众观影时发生了“移情”作用,将自己在恋爱中产生的种种情感和记忆,投射到了主人公身上,与影片中的主人公一同感受失恋的痛苦,并随着情节的进展而得到释放和治疗。也正是在这部电影大卖之后,主打情感路线的中小投资电影数量开始大增,成为国产片票房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时光网统计,在2013年最卖座的30部国产电影中,这一类以都市爱情为题材、格调温馨浪漫的电影占到了8部左右,而且其中有好几部都是引发了热议的“现象级”电影(14)。
    可见,当下这一电影潮流的出现,与观众本身的总体特征及其价值取向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是因为这些电影符合观众的需求,它们才得到了“接地气”和“治愈系”的赞誉。即使题材雷同、质量也不高,观众还是愿意走进电影院,一遍又一遍地消费这些电影。如果某些受到观众欢迎的元素被重复使用并成为惯例之后,就有可能成为类型元素,而这些电影也有可能成为类型电影。
    (二)制作者:商业利益的驱动和类型元素的运用
    在产业化的条件下,电影制作者更倾向于将自己看作商人而非宣传者和艺术家。不过,尽管电影制作者掌握着经济和文化资本,能够通过广告、新闻等方式引导观众的注意力,甚至“创造”出某种观影需求,但是他们的作品也必须满足观众的心理期待,才能为他们带来商业利益。一旦发现像《非常完美》(2009)、《失恋33天》这样的电影最容易受到观众的欢迎,制作者就倾向于将更多资源集中在拍摄这一类电影上。
    《单身男女》是2011年香港导演杜琪峰进军内地的试水之作,讲述内地女孩程子恩来到香港发展,在香港明星古天乐和吴彦祖扮演的两位追求者之间摇摆不定,直到最后一刻才作出选择。这部电影得到了观众的肯定,票房成绩也颇让人满意。这部电影中的故事并无太多新意,其中的偶遇、误会、追求、逃避等元素也是其他爱情片常见的桥段,甚至在导演本人此前的《孤男寡女》《瘦身男女》等作品中就使用过。或许正是因为有意识地使用观众熟悉和喜爱的这些元素,这部电影才受到了欢迎。杜琪峰表示,“这个故事就是甜品,是为城市里的年轻人拍的”(15)。已经成熟的套路降低了操作的难度,目标观众也很容易接受这样的故事,对于不熟悉内地文化和市场情形的香港导演来说,这无疑是较为明智的选择。
    香港电影延续了20世纪30—40年代上海民族影业的脉络,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产业体制,香港电影人一般也有着较为自觉的市场意识。杜琪峰虽然某种程度上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电影作者”,作品中带有鲜明的个人风格,但《单身男女》作为他北上淘金的第一部电影,有意识地加入了许多清晰可辨的类型元素。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程式,“类型公式是观众欣赏电影的钥匙,使影片信息可以有效地传递”(16),以前积累的对特定类型的认知,有助于内地观众接受这部依然带着些“港味”的电影。
    当然,《单身男女》以及其他同类电影使用的类型元素并不是来自内地类型电影的积累,而是借用自好莱坞、日本、韩国、香港等其他国家和地区较为成熟的经验惯例。虽然20世纪30—40年代,中国也曾经出现过《联华交响曲》《马路天使》《太太万岁》等以城市生活为内容的电影,但因年代久远,很难成为当下电影制作者可以借重的资源。相反,域外经验不仅已经成为行之有效的叙事套路,也已经被国内观众所广泛接受。
    对于制作者来说,使用较为成熟的惯例系统的好处在于:“第一,它们提供了财政保障:类型电影在某种意义上总是预售给它的观众,因为观众在它们对这部电影进行任何实际的参与之前,就已经对这种类型拥有一种感觉和体验……第二,类型片能保证它们虚构的故事以某种确定的方式为观众展开,这将为他们所期待的快感满足。”(17)也就是说,所谓的俗套满足了观众对可预知世界的要求,尽管观众本身是千差万别的,但一套标准化的美学体制的建立,也有助于调控观众本身的口味,培养他们对某一类型的忠诚度,带来显而易见的经济利益。
    但是,在使用这些域外经验的时候,国内的制作者也会加入新鲜的时代和地域元素,如北京、上海的标志性建筑,时下最流行的语词和服装,某些社会热点话题等,而这些故事,也只有在当下中国这一特定语境中才会发生。较为典型的例子便是《北京遇上西雅图》。在剧本的初创阶段,薛晓路等几位主创人员已经在这一方面达成了共识:“大众娱乐是影视剧的基本属性,因此我们都倾向于类型化叙事。”这部电影的情节和标题与美国“小妞电影”《西雅图夜未眠》形成了有趣的互文关系。薛晓路也表示:“我不可能去写一个纯粹的爱情童话……我的现实主义创作思路是深入骨髓的。”(18)这部电影的主角文佳佳是一名赴美产子的“职业小三”,故事开始时,她挥舞着一张无限额的信用卡,对“月子中心”所有的人都傲慢无礼。她的身份和态度,隐隐折射着当下中国的某些社会现实,增强了观众在观看这部电影的亲切感和熟悉感。而到了故事的最后,文佳佳摆脱了包养的生活开始自食其力,并在代表“法餐游艇”和“豆浆油条”两种生活方式的弗兰克和“老钟”之间选择了后者。此时,纽约帝国大厦上空的焰火见证了她与老钟的爱情,也宣示了一种价值观的胜利——纯粹的爱情更为可贵;自己的努力才是获得物质财富的正当途径。这样的价值表述传达了一种“正能量”,而以生动的故事和丰富的画面表达出来,也比直白的说教更容易让人理解和接受。因此这部电影获得了5.2亿的票房成绩,在豆瓣、时光等影迷聚集的网站上的打分也高于国产电影的普遍得分。
    我们可以看到,前述由中小成本、爱情故事构成的电影潮流中,有不少在价值观表述方面基本做到了逻辑圆满、内涵明确,成功地结合了域外和本土的经验。不过,最初的成功并不一定保证这些电影能够成为某种类型,只有在制作者与观众的博弈互动中,“不断重复直到达到它的恒定形态,即直到它变成一个熟知行动和关系的空间的、连续的和主题性的类型”(19),也就是说,虽然这些电影已经获得了口碑和票房的成功,但要具备成熟稳定的内涵,可能还需更长时间的实验和探索。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