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期的电影现象看一种类型的形成和命名(4)
时间:2024/11/28 08:11:15 来源:《文艺研究》 作者:张隽隽 点击:次
三、一种电影类型形成的可能 在观众、制作者和媒体之间的博弈之下，这一新潮流中的电影已经初步具备了一些共同的特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 (一)特定身份的主人公 这些电影的主人公一般是大企业的高级白领，或者从事创作、设计的自由职业者。这样的“成功者”身份，让他们在面临选择的时候更少受到现实条件的限制，也让观众更容易将自我理想和愿望投射到他们身上。 (二)都市爱情和事业发展的双重故事主线 这些电影相当大的一部分都是以爱情为主要内容的，但是男女主人公的职业也成为其爱情发生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爱情困扰的解决，很有可能为主人公的事业发展打开新的局面；职业升迁带来的爱情问题，也会在双方的妥协中得到解决。 (三)都市场景和消费景观 繁华的都市是主人公生活的地方，也是故事发生和发展的空间。气派不凡的写字楼、餐厅、会所，与琳琅满目的时尚商品结合起来，带来了鲜艳明快的视觉风格，而消费的诱惑也蕴含其中。 (四)真爱至上、自我奋斗的价值观内涵 这些电影中的女主人公往往会选择真爱的而非有钱的男性；同时，无论男女，遇到事业瓶颈时，主人公也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加以解决。 上述这些共同的特征似乎已经可以归纳为一种类型，但是实际上，它们还未能成为普遍接受的电影类型的惯例系统和价值内涵。 首先，这些元素的运用，较多是对国外同类电影的生硬摹仿和照搬，并没有形成可被套用的叙事程式。如《爱出色》(2009)，很明显就是以本土为背景重新讲述了《穿普拉达的女王》(2006)的故事，但不自然的手段和不“接地气”的台词，让这部电影口碑不高。可见这些直接挪用而来的类型元素不仅不能在国产电影中反复使用，反而成了制约其流畅讲述故事的消极元素。 其次，这些电影并未清晰表述当下中国社会文化的深层结构。例如《我愿意》(2012)，女主角一再表示“有钱”不是自己寻找结婚对象的标准，似乎在“真爱”和“有钱”的对立之中选择了更为纯粹的“真爱”，但她所面对的两个候选人都是地位显赫的商业精英，片中处处奢华的炫富气息，更让所谓的“真爱”有些面目模糊。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使这部电影的价值取向在物质主义和“纯粹”爱情之间游移不定，未能成为一种稳定价值观的有效表达。 在类型研究者看来，“只有少数具备独特社会和(或)美学特性的电影故事能够被变成电影公式；而作为观众和制片厂相互作用的产品，一个电影类型也在逐渐强化自身的文化意味，直到它变成一个熟悉的和表意性的体系，成为名副其实的类型”(21)。也就是说，只有当某些元素按照在制片者和观众的互动中，组成具备特定文化内涵的相对固定的程式，我们才可以认为一种类型已经形成。而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得知，到目前为止，这些电影并没有具备这样的形式和文化内涵。 究其原因，一方面或许在于类型的形成需要制片者和观众通过媒介进行一定时间的交流互动，而这一新潮流的兴起毕竟只有短短的几年；另一方面，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电影产业体制尚不够成熟，缺乏好莱坞(及日本、中国香港等)成熟商业体制下对市场的细分和精准把握，仅仅依靠单个的电影生产者对观众口味的臆测和迎合，显然无法大规模生产出真正表述社会无意识的作品。 如果说，美国的“小妞”电影以通俗的视觉手段表述了后女性主义的价值理想，在当下中国这一新的电影潮流中，消费逻辑和物质欲望却掩盖了除此之外更多的价值诉求。无论其主题是怀旧(如《致青春》)、励志(如《杜拉拉升职记》，2010)、爱情(如《分手合约》，2013)还是同性友谊(如《闺蜜》，2014)，这些电影总是不惜笔墨地展示消费场景。人物所光顾的场所和所购买的物品，是他们自我身份认同的符号，更暗示和挑逗了银幕外观众的欲望，让他们按照某种能够彰显品位、地位的方式进行消费和自我身份的建构。因此，这些电影往往会因为“拜金”而遭到批判，或者因价值观的空虚混乱而让观众不知所云。可见，在资金和技术都不缺乏的情况下，这一新的电影潮流要成为独立类型，除了形成相对固定的类型程式和惯例，更重要的是要彰显出制作者和观众所能够共享的意义契约。 业界和影评人的确尝试对这些电影加以命名，这些命名也确实触及了部分电影的某些特征，却很难将这些电影的本质性内涵概括出来。比如“轻电影”最多是概括了一种潮流或者一种现象，而没有触及任何类型的主导元素；“新都市电影”强调了这一类电影的场景特点，却忽略了其题材和风格，也显得有些空洞；而借用“小妞电影”这一舶来概念，其特定的思潮轨迹，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恐怕也会发生一定程度的错位。 命名的失败，表明这些电影的美学形式和价值内涵都依然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依然处于类型的实验和探索阶段，究竟能否最终拥有较为明确的边界，还需要长时间的积淀。 总之，类型既是一种叙事手段，又是一种价值符号。最早将电影划分为各种类型的不是专业学者，而是观众。在电影产业体系中，电影的拍摄以观众的口味为取向，某些元素受到欢迎时，制作者会不断重复使用这些元素，由此形成了特定的类型，而为了方便观众的选择，具备这些元素的电影会被加以命名，这一约定俗成的命名沿用下来，成为内涵明确的制作公式。 在题材、角色和风格方面具有一定共性的电影形成某种潮流的时候，我们对推动这一潮流的各方力量进行了考察和辨析，认为现在就断言一种类型已经形成还为时尚早。但是，这一过程同时也显示了中国电影正在走向一个较为健康的商业环境，消费者(观众)和生产者(制片者)能够通过媒体有机互动，表达自己的诉求。 当然，好莱坞电影产业结构的形成有自身的历史语境，健康有序的商业环境并不一定导向好莱坞式的类型体系，但类型元素作为高度浓缩的意义单元，类型程式作为便捷有效的叙事方式，都是通俗化的叙事作品必须使用和遵循的。在电影之外也有类似的例子足以支持这一论断。18世纪末、19世纪初风行一时的哥特小说，恰恰就是工业化初期，人们对新世界的恐惧和焦虑的释放(22)。电影作为一种能够更为敏锐、快捷地捕捉某种社会情绪并将之转化和消解的叙事形式，为了有效将信息传达给大部分的观众，类型化几乎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当下出现的这一新潮流，将如何与当下特定的文化意识有机互动、相互建构，从而成为高效、便捷的表述手段，还需要我们的密切观察，但对这一过程的追踪和记录，或许能够让我们对中国电影，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进行有效的阐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