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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着优秀的雕塑传统，是中国文化深厚土壤中璀璨的艺术宝藏。上世纪20年代，一批中国优秀的雕塑家到西方去学习，把古罗马、古希腊时期的雕塑传统带回中国，他们不仅学习了肖像造像法等雕塑方法，其中也不乏西方的价值观和文化传统。上世纪50年代，留学苏联的一批雕塑家把苏联的现实主义带了回来，为我国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立下了不朽功绩。改革开放后西方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中国雕塑的影响也极为深远。这三个方面对中国本土雕塑的影响很大，当然这也是一种必然，是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当中的一种文化现象，补充和丰富发展了中国的本土文化。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学院教育和整个价值评判标准对中国雕塑的价值却有所忽视。 在这种情况下，我在20年前提出了写意雕塑的观念，这并不是说把古代的东西完全照搬过来，而是有几个意象的组合。第一个意象组合就是把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和哲学的天人合一以及中华美学精神的意象融合起来；第二就是把中国的造型精神融汇于一体，把中国的写意绘画、雕塑、书法融合起来；第三是融合西方的写实主义，尽力变成写意当中有效的成分；第四是把时代的追求和艺术家的个性融汇起来。因此我提出来的写意雕塑的主张，也就是在雕塑当中弘扬中国传统精神，吸收西方的优秀文化传统精神，然后结合今天的中国社会在艺术当中的伟大实践，进行时代的创造。 在我看来，中华美学精神包括以下几方面：儒道互补的文化结构、澄怀味象的生命体验、仰观俯察的观照方式、妙语自然的欣赏特征、虚实相生的创作法则、境生象外的审美生成、气韵生动的艺术境界、高明中和的最高理想。在雕塑中，中华美学精神和意象是紧密相连的。这些年我做了400多件雕塑，其中绝大部分是以人物造像为主，而题材方面，我选择的是中国优秀的文化人，因为我认为相由心生，所有人的长相都是由他的心灵世界和外部世界以及遗传三部分组成的。文化意象在人与人之间会有不同的标准，在文化人身上则是有山山水水，有文脉有气象，所以我选择以文化人为主题、为素材、为表现对象的创作路子，如今这些作品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艺术馆、美术馆进行展出。 2014年3月，我去法兰西学院访问，他们的雕塑家拿了一个速写本给我看，问我上面的雕塑是谁的作品，我一看那个雕塑是我的一个作品——黄宾虹的雕像，当我跟他说这是我的作品后，他猛地拥抱我，说能见到作者真是太荣幸了，因为他们一直以为这是一个一百多岁老艺术家的作品，然后还邀请我在法国与他们一起举办一个对话展。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崇拜西方大师的同时忽略了我们自己的雕塑，如果真正立足在中华民族美学的精神基础上进行创作，更会受到西方人的尊重。我提倡写意雕塑的观点主要是来自于1995年我去荷兰访问，后来又到美国，当时他们介绍我时，说我是“中国的罗丹”，但外国人很不以为然，认为那不过是模仿。我回国之后于1996年到1998年重新到中国的一些佛教雕塑圣地去考察，我在寻根，寻找可以跟西方对话的雕塑，因此我提出来写意雕塑的观点，在西方人不屑的眼光里，我找到了自己追求的方向。 我曾经在罗马国家博物馆办过一个展览，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作品是表现齐白石跟达·芬奇两个人在一起对话的雕塑，这个雕塑在意大利得到国会通过，将永久立在博物馆中。齐白石与达·芬奇讲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这就是一种意象，这种意象得到了西方的承认，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我认为，对于中国当代的文化创造，艺术家只要有自信心，坚持自己的文化方向，不要随波逐流，最终是会被西方所承认的，因为他们会找到作品中一些共同的情怀。 我曾以“南京大屠杀”为主题创作组雕，100多个人物肖像分了几组，最重要的一组是《家破人亡》，还有《冤魂的呐喊》。《冤魂的呐喊》这件作品我采取的是意象手法，跟一般手法不一样，这里面有一种幻觉——复活灵魂，这是从中国哲学的意象思维当中找到的。创作完成之后我写过一段文字：诗意更重要的是意，而这种意是超乎客观物象、直击精神本质的东西，我祈求、期望古老民族的觉醒与精神的崛起。一个艺术家的创作有千千万万种方式，有千千万万种经历，但我们作为中国的艺术家，永远不能忘记中华美学精神在我们灵魂深处的价值，因为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立足之本。 （本文为吴为山在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美协、光明日报文艺部举办的“艺术家眼中的中华美学精神”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本报记者吴华整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