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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刘成纪指出，礼对个体来讲，首先是彬彬有礼，即个体行为的雅化或行为的艺术化和审美化，可以称为行为艺术或艺术行为。礼对群体来讲，主要作为仪式性的活动存在，给群体活动建立秩序。所以刘成纪认同日本美学家今道友信将这种具有鲜明表演特性的群体性仪式活动称之为“典礼艺术”。同时，按照古代“器以藏礼”观念，礼仪空间被礼器所规划，意味着礼器是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哲学观念甚至天地人神观念的物化形态。因此，礼器除了实用和审美价值外，更多充当了政治、哲学乃至神学观念的视觉标识物，即象征价值才是器以藏礼的真义。易言之，实用、审美、象征是中国传统礼器的三大价值面向。正因此，著名艺术史家巫鸿称之为“礼仪美术”。这样，礼作为审美与艺术形态，至少可从三个层面把握。即作为个体的行为艺术或艺术行为，作为群体仪式性活动的典礼艺术，作为礼器的礼仪美术。而乐也非单指音乐，而是诗、乐、舞的总称。“所以，完整地理解礼乐，应该将其视为空间性艺术（行为艺术、典礼艺术和礼仪美术）和时间艺术（诗、乐、舞）的交会形式。唯有如此，才能认识礼乐作为艺术的整体特征。”刘成纪说。 礼乐艺术与文明的关系：礼乐成为中国传统国家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 礼乐之于现代学者，往往是艺术史家视其为艺术，政治学者视其为国家制度，文化学者视其为礼乐文化，这种源于西方现代学科分类对中国一体性知识体系的人为切割，不仅导致对同一问题的认知混乱，更遮蔽了礼乐价值的完整认知与现代转换。 因此，该课题将礼乐视为一个纵贯艺术、文化和文明的连续性概念。在刘成纪看来，中国古代，礼乐是一揽子建国方案的统称，包括政治、伦理、文化、艺术等诸多环节。礼乐虽并非专指美和艺术，但美和艺术却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伦理、文化的核心价值。首先，美和艺术的起源与国家制度文明起源具有一体性。从历史看，美和艺术与中国传统政治的交互关系，始于华夏民族的初创时期。华夏、华山以及出土于华山之麓的庙底沟彩陶图案，共同昭示出原始意义上的华夏民族，是以美丽的花朵作为其图腾或象征的民族。以此为背景，基于“器以藏礼”，中国上古政治可称为以礼器为标识的图像政治，并向日常生活广泛蔓延。由此，审美的政治化或政治的审美化，代表了中国传统制度文明在其发端期的重要特性。 其次，中国自上古以降，虽封建王朝代有递变，但崇尚礼乐却是变中的不变。中国历代王朝无一不以“兴礼乐”作为政治成功的标志，显现礼乐政治之于中国传统政治的永恒价值。而礼乐制度，是一种诉诸审美和艺术的政治制度。在实践层面，“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礼记·乐记》）”说明礼乐政治的施行非外在强制，而是对人内在善性的发蒙，也意味着顺应人性的礼乐教化构成了政治实践的最重要方式。中国历史上，周王朝以“尚文”为特色，其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对人民进行持之以恒的礼乐教化。即内基于人性，外发为审美，大成于礼乐，代表了中国传统制度文明的核心价值。 第三，中国社会自先秦始，虽诸子思想多元歧出，但爱构成了家国观念的基本共识。这种爱的社会组织法奠基于血缘之爱，即孝悌；然后被放大到邻里，即“里仁为美”；再被放大到社群，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最后扩及到全人类，即“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样，从个体到家庭、国家、天下，就成为以爱连缀而成的共同体。这一进程，表现出从血缘、文化认同最终走向礼乐文明审美认同的总趋势。 “尚文构成了礼乐的共同特质，一体之仁是礼乐的内在心理基础。换言之，礼与乐作为一对对举的概念，两者的统一离不开‘文’和‘仁’的内外夹持。只有认识到仁、礼、乐、文的一体性，才能形成对礼乐文明的完整判断。礼乐不仅是中国艺术原则，而且是从艺术不断外发的家国天下的总原则。于此，艺术向社会政治、文化无限放大，直至‘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礼记·乐记》） ，从而生成一个艺术化和审美化的世界。唯有持这种开放视角，才能完整理解礼乐文明体系在传统中国的价值。”刘成纪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