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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文明的现代转化：“美治”之于雅化中国 印度诗哲泰戈尔曾说过：“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比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更值得宝贵的？”在国家治理层面的“郁郁乎文”，在个体修养层面的“文质彬彬” ，在家族传承层面的“诗礼传家”，传统中国无处不在由内而外、由个体到家国的风雅精神正是被刘成纪称之为“美治主义”理想政治观念的现实兑现，也正基于这种精神引领与理想指向，才有其倾力助推礼乐文明的现代价值生成。 “美和艺术绝不仅是中国传统制度文明的构成要素，而且是其核心价值，代表了传统中国的立国精神。以此为背景看，今人在阐述中国艺术与国家制度文明的关系时，往往仅注意其润色鸿业的工具性意义，就存在重大缺失。”刘成纪指出，美和艺术作为一种精神或价值理想，它对现实政治的主导、引领功能要优先于服务功能，它规划传统制度文明的意义要远远大于被制度规划的意义。换言之，美和艺术之于传统中国，既是本也是末，既是体也是用。这种价值的双重性意味着，传统中国的风雅特性不仅在其表象，更在其内在本质，以礼乐立国的国家观是其数千年保持礼仪之邦、艺术之国美誉的根本原因。这种国家特质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促使人重新认识美和艺术在中国现代国家文明体系中的位置。 “冯友兰曾说，中国传统哲学中最有价值的就是关于人生境界的学说。张世英也提出，中国美学、哲学可归结为境界之学。正如前辈对人的培养的重视，今天研究礼乐，很多问题值得思考，尤其应强调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和引导人的精神追求。”这是叶朗的期待。“谈到礼乐的当代价值，礼乐的精神在古代是弥漫的，但其实践的核心恰恰是现在仪式美学和政治美学所欠缺的，多年来，我们国家带有政治与审美结合的政治美学体系并未建立起来，从这个角度来说三代礼乐文明值得借鉴。”张法如是言。“从某种角度上说，我们对礼的观念继承得太多，或者说对不好的东西继承得太多，好的东西继承得不够，如何更好地吸收礼乐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是我们当下所欠缺的。”李春青这样感叹…… 如何接续传统、再造新命，如何从“毁誉参半”的传统礼乐中伸张出正价值并实现创造性转换，更好地对接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该课题主张，研究中国传统礼乐文明向现代文化建设的转进，首先必须看到礼乐是一个活态的有机生命体，而非仅能满足人历史兴趣的博物馆。其活态性奠基于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本然欲求，具有超越历史限界的永恒价值。其次，礼乐文明以美和艺术为核心，传统中国以礼乐即美与艺术立国。因此，必须重新认识美和艺术在中国现代国家文明体系中的位置，既要看到它为社会服务的手段性，更要看到它于国家文明建构的本体性。再有，中国传统礼乐文明的“尚文”特性，使中国传统政治具有鲜明的“美治主义”色彩，并进而生成了一个雅化的中国。就此而言，必须重新看待礼乐文明之于国家文化乃至政治建设的价值，使崇礼尚乐成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维度。同时，礼乐文明的“尚文”“尚仁”特性，使其具有了人性的深度和精神的高度，这是维系中华五千年文明没有发生重大断裂的关键因素。由此，它在今天依然是促进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力量，并因其具有人性深度和精神高度而展现出全人类价值。 （中国艺术报记者 乔燕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