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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舞蹈对生命的体现意义在于人的主体意识的确立，并在身体表达意识和身体审美意识上不断强化“人”的概念。毫无疑问，这是对舞蹈身体，尤其是对舞蹈身体被视觉权力异化为女性身体及女性形象僵化呈现的文化理想的挑战，同时挑战人们遵从这种“视觉权力”的盲目性。它邀请舞者尤其是女性舞者和他们(她们)自己的“人性”美展开一场个人对话，它告诉所有的舞者，身体之美在于“人性”的张扬，在于人的“主体性”自觉。 关 键 词：舞蹈身体/身体异化/主体性自觉 作者简介：徐颃，北京舞蹈学院学生工作部，北京 100081 徐颃，男，博士，副教授，北京舞蹈学院学生工作部部(处)长，主要研究领域：舞蹈基础理论。 众所周知，舞蹈是一门用身体传情达意的动态的视觉艺术。理应说，随着人类社会的文化传播进入图像时代，舞蹈借助自己的特性，能够实现新的发展飞跃。然而，由于根深蒂固的传统视觉权力影响，舞者时常对艺术的本质及身体的本质缺乏正确的认识，尤其表现在舞蹈创作中运用身体进行主体表达的意识不强或缺失而部分或全部失去舞蹈的艺术性价值，加之消费时代负面影响的不断渗透，致使不少情况下舞蹈的身体成为消费社会人们欲望追逐的目标，从而偏离了舞蹈艺术的审美本质和传情达意的核心目标。这种偏离，使得中国舞蹈艺术长期以来在以父系社会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中。突出表现为对女性舞者身体和女性形象的偏好和关注，由此体现出一种低俗的“性”趣味，舞蹈身体的异化特征折射出舞蹈的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的审美偏好，亦折射出在其背后隐含的人的身体消费欲望及其影响下的舞蹈身体表达困境。 实现舞蹈身体意识和审美的解放和独立，是舞蹈艺术现代性发展的必然结果，作为抵制舞蹈身体异化的策略思考，必须使舞蹈身体意识和身体审美从受理性和伦理奴役的视觉权力的压制中挣脱出来，具有自身的独立精神，从而实现“舞蹈身体”的“人”的主体性张扬。正如西美尔认为“使生命高扬的哲学坚决地坚持两件事情。一方面它拒绝作为普遍原则的机械学：它充其量是把机械学看成是生命之中的技术。另一方面它拒绝把形而上学奉为独立的东西和首要的观念”[1]。他从现代性的社会文化维度论证了身体(在西美尔那里被表述为生命)出场的合理性。以他的观点来看舞蹈身体实现“人”的主体性张扬可以理解为，人类创造的舞蹈艺术是生命借用身体来表现和认识自己的形式，当作为生命存在的身体超出动物的水平进入精神层面时，它需要借助精神形式来展现自身，并在此形式中观照和理解自身。蕴含生命之流的舞蹈身体也因为生命提供形式和内容、自由和秩序而与生命融为一体。人类创造的舞蹈形式为生命提供栖息的家园，但生命永远是川流不息的运动，而形式的固定不变必然会束缚生命的律动，湮没人性的高扬，异化舞蹈的审美，当我们超越了传统视觉权力强加于舞蹈身体的审美定势之时，生命的意义和人性的张扬必然会借助身体的表达呈现出新的形式特点和文化意义，一种崭新的舞蹈身体表达方式由此诞生。 肇始于20世纪初的西方现代舞正是在高扬“人”的主体性前提下用身体掀起的一场轰轰烈烈的舞蹈革命。现代舞“身体革命”的意义不仅表现在舞者自我身体意识的觉醒，更表现在对身体自由表达与身体审美上的彻底解放，现代舞蹈家们力图使身体真正成为属己的身体，把用身体表达思想、表达人性作为舞蹈人的应有使命，在舞蹈界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视觉权力眼光下的身体命题——“人”的主体性张扬。对于现代舞的革命者来说，“人”的主体性张扬是一种实在的实践行为，参加身体的革命不仅意味着精神上的奉献，也意味着身体上的奉献。在这个过程中，现代舞的先驱们虽然受到强大的传统视觉权力的威胁，他们(她们)的身体随时遭受到来自传统舞蹈身体审美的批评和贬抑，但在身体的革命中，舞者身体的双重意义得到完全彰显，现代舞的革命追求身体解放与自我表达为前提，这与传统视觉权力下展示性身体的审美风范格格不入，这种矛盾凸显了身体的“属己性”与“属他性”之间的内在冲突，使舞蹈的身体意识呈现出了某种“人性”的释放。 现代舞的先驱们多为女性，她们与其它领域的女性主义者一起高度重视身体之于性别等级的男女不平等，西方女性主义实践的中心概念是社会性别。“社会性别”(gender)这一概念不同于同样翻译为“性别”的“sex”，前者是社会意义的性别，即社会性别，是一种文化的产物，是通过社会实践的作用发展而成的女性和男性之间的角色、行为、思想和感情特征方面的差别，它表示一种“社会构成”即由文化和社会标准形成的性别特征和行为模式；后者指生理层面上的性别，即生理性别[2]。由于女性在人类舞蹈历史上是一个被男权世界占有和规范的群体，她们的身体没有任何言说的权力，为了争取自身解放，求得更大发展空间，女性必须认识到性别身份的文化构成性，并对这种男权文化下的性别角色规范加以颠覆。“‘gender’这一词语的出现正标示着当代西方妇女在认识上的飞跃，即：女人的命运不是由生理取决的。不仅如此，女性还可以用自己的身体改变男子中心文化规定的一套行为准则。女性意识的觉醒来自对自己身体的正视，女性视角在舞蹈上的革命正是女性身体在扬弃生理性别特点的同时，发挥社会性别作用的结果”[2]。西方现代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取得了应有的历史地位。 西方现代舞的女性舞蹈家代表有美国的洛伊·富勒、伊莎多拉·邓肯、露易丝·圣·丹尼斯、玛莎·格莱姆、多丽丝·韩芙莉，德国的玛丽·魏格曼、汉娅·霍尔姆等，与古典芭蕾的男性叙事一统天下对比鲜明，现代舞时期舞蹈叙事的阵营中多为女性。她们认识到，舞蹈的身体是舞者自己的身体，不是别人目光下的“他者”身体，要成为一个独立的舞蹈人，女人首先就必须摆脱既往尴尬而虚假的身份，即在男性视觉权力下为她们建构出的所谓女性气质，只有那样，女性在舞蹈中才能形成自己的权力话语，真正用自己的身体实现“自我身份”的认同、“自我形象”的塑造、“自我表达”的实现、“自我权力”的确立。作为舞蹈中的女人应该运用自己独特的身体方式实现真正的女性自我的表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