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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女性现代舞蹈家不约而同地擎起了反对古典芭蕾的旗帜，她们对古典芭蕾的反叛反映了她们看待舞蹈中女性身体的视角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如前章所述，在以男权视觉话语为主的古典芭蕾发展时期，女性的身体是一种被“规训”的身体，仅是一种反映男性审美理想的介质，一个空洞的能指，她们认为古典芭蕾中的女性形象总是被她们的男性创造者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了削足适履般的扭曲和变形。这种变形引导了女性舞者将男权文化为核心的价值标准内化，从而阻碍了女性争取自由的脚步，同时也阻碍了舞蹈艺术的自然发展。因此，在女性现代舞蹈家们试图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在舞蹈界创造新的视觉权力秩序，女性的舞蹈应该在女性叙事的视角下，运用女性身体的经验进行符合女性人生经验和主体意识的表达。于是她们的舞蹈思想出现了革命性的转变。 舞蹈思想“革命”的先驱首推伊莎多拉·邓肯，她是西方舞蹈界最早、最勇敢地喊出“芭蕾一点也不美”的女性舞蹈家，而且，在所有的现代舞蹈家中，邓肯对古典芭蕾的反叛是最彻底的。因为邓肯认为，古典芭蕾的训练方式违背了人的自然，特别是把女性身体最美的部分遮蔽了，“她认为芭蕾一点也不美是由于芭蕾违反了人的天性，舞蹈演员成为苦行僧、殉道者，在机械般的运动中，使灵魂脱离了肉体”[3]167。于是在邓肯的舞蹈中，自然的身体形态、自然的脸部表情、自然的内心表达取代了古典芭蕾程式化的身体动作、技术规范和审美标准。邓肯的舞蹈思想特别强调了女性作为“人”的肉体物质层面的重要性，并进一步构建了身体的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之间的内在联系。邓肯将其身体的重心从古典芭蕾崇尚的坚强后背转向了前胸，“这一决定性的转向，使邓肯德舞蹈艺术与古典主义划清了界线——理性的后背铸成的铜墙铁壁被胸前喷射激情的火山口取代”[4]165。 邓肯的舞蹈思想受到古希腊文化的深刻影响，她对希腊文明的追随正是表达了她对自然美、身体美、女性美的无限崇尚，同时也批判当时舞蹈艺术的僵化与颓废。邓肯女权主义舞蹈思想最具震撼力的伟大表现是她创造了一个属于美国的、完全不同于欧洲古典芭蕾审美的崭新的视觉话语权力，在她的话语权力下，一种后来被称之为“现代舞”的新舞蹈样式初显端倪，邓肯激烈地抨击古典芭蕾和各种欧洲宫廷的舞会舞蹈。她说：“真正典型的美国舞蹈家绝不会是芭蕾舞蹈家。她们的腿太长，身体太柔软，精神太自由，不适合跳这种矫揉造作的、踮着脚尖走动的舞蹈。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芭蕾舞明星都是些身架小巧的矮个儿女子。身材高大、体态健美的女子绝不可能跳芭蕾舞，能最好地表现出美国最佳状态的舞蹈绝不可能是芭蕾。即使你有最奔放无羁的想象力，也无法想象出自由女神跳芭蕾舞的形象”[4]。她还说：“老式的华尔兹和玛祖卡舞蹈是病态的感伤情绪和浪漫情调的表现。这些玩意，已为现时代青年所不屑。至于小步舞，那是路易十四时代的朝臣们用来向长裙曳地的贵妇们献殷勤的，这种奴相十足的舞蹈跟思想自由的美国青年又有何相干？……不如让他们(美国青年)自由自在地大步行进、欢腾跳跃，昂首张臂跳出我们父辈的风貌，表现出我们的英雄豪气，表现出我们女子的正直、仁慈和纯洁，表现出我们母亲心中洋溢着的爱心和温柔之情……”[5]可见邓肯反对的不仅是古典芭蕾审美背后的男性对女性的理想主义审美情趣，更是要反对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国家对当时舞蹈审美的统领，她创造的话语权力不仅要给自己自由自在地舞蹈提供一个天经地义的理由，更要为崛起的美利坚寻找一种能够傲视世界舞坛的崭新舞蹈表现形式。她的舞蹈思想不仅影响了当世诸如福金等一批声名显赫的男性芭蕾舞蹈家，而且召唤起了更多热爱舞蹈、向往自由的美国女性。她是当之无愧的西方“现代舞之母”。 西方现代舞的女性舞蹈家们用身体展开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不仅仅只是从舞蹈上反对古典芭蕾，更是对男性视觉话语霸权的反抗。要摆脱那些阻碍女性发展的东西，女性自己必须探向自己内心深处，从精神上驱除原初男性意识的影响。至于那时，她们才有空间重新思考自己，从而成为她有权力成为的人。为了超越自己的限制，现代舞的女性舞蹈家们断然拒绝内化给她们的他者性，拒绝一切传统视觉权力下认同自己身体的方式和审美。而克服他者性的方法只能存在于这样的可能性中“撇除外部强加的定义局限，把我的所有部分结合为一个整体，让来自我生命存在特殊源泉的力量爆发，让它在我所有不同的自我里自由流动和穿行”[5]。 人的发展是一个成长过程，这是离开自己的生物性结构而朝着环境控制的方向而发展的过程。人的发展就是完成一个形成自我(self-formation)的任务。人际心理学传统把我们和他人的关系看作我们的发展和健康的关键因素，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舞蹈的身体在传统的以男性文化为主的视觉权力中，形成了一系列不对等的男女关系。在这种“男权”目光的审美观照中，舞蹈的身体不由自主且持续不断地顺应着男性视觉权力的权威，造成了舞者特别是女性舞者对自己身体意识不断弱化的现实结果，舞蹈艺术以其身体性特征向整个男性世界不断臣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