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美术”这一命题能不能成为美术史的研究范畴，或仅仅作为一个批评的概念，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从普遍意义上说，艺术史的研究对象是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现象，尽管现在历史学与文化批评、视觉文化研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但是历史就是历史，历史研究应该有其内在的规定性，艺术史也不例外。
    “毛泽东时代”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但对于这个概念的历史分期，它起始年代是不是在1942年，可以商榷。毛泽东是一位历史人物，是一位政治人物，以一位历史人物的名字来定义一个时代，在历史学上不是没有先例，例如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法国，有拿破仑时代，它是以一位历史人物对历史产生影响的政治活动的起止年代来定义一个时代的。还有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等等。
    但是“毛泽东时代美术”是指什么？是指这一个历史时期的所有美术活动、艺术家和艺术作品，还是特指某种类型的艺术家、艺术作品，例如革命美术？如果是前者的话，我认为这一概念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按照编年史的顺序就可以包括这些研究对象，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它作为美术史的研究对象就似乎有些不妥。
    我们可以举一些艺术史上的例子来说明，大卫、格罗都是拿破仑的御用画家，但是在艺术史研究中没有人把他们视为拿破仑时代的画家，也没有人把他们的创作称为“拿破仑时代的美术”，他们仍然按照历史学的分期被划入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法国新古典主义。原先认为17世纪是巴洛克时代，因为巴洛克艺术作为一种艺术风格，对于17世纪欧洲美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艺术史界很快就否定了这一说法，认为17世纪还有其他的艺术现象如学院主义、现实主义等等。因此，把一个政治人物的行为或思想所影响的时期、或者某一种类型和风格作为美术史分期依据的时候，是应该慎重的。
    艺术史研究是以个案为基础的历史研究。了解每一个案的特征，进而论证他们共同的特性，才能得出结论，才能够确定一个艺术史研究对象的时代特征。无论是风格学、图像学还是应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都离不开个案。如果事先给出一个既定的框架，然后在研究每一个个案的时候套用这个框架，就难免会陷入一种既定的模式，陷入教条主义，而不能完全还原历史的真实。艺术史不能等同于历史研究、社会学研究或者视觉文化研究，或者其他任何研究，它更多地依赖于具体的图像，依赖于从具体的艺术家和作品出发。
    “毛泽东时代美术”这一概念的提出，我认为其批评的意义重于艺术史的意义。作为批评概念，它可以成为研究某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美术现象，或者特定风格的工具或者方法。作为一种工具和方法，它能够为我们研究这一特定时期的美术现象提供社会学的、意识形态的帮助。但它能否等同于革命美术，我觉得仍然可以讨论。如果用这一工具简单地套用这一时期的所有艺术现象，我认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它只能是一种“想象”。从艺术史方法来讲，任何一种工具都有局限，都不是绝对的。例如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研究主要解决古代美术，特别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史问题，但面对西方现代主义运动，这种方法往往束手无策。
    在谈到油画的中国风、表现民族气派时，我们不能不谈到董希文，他认为的中国风不是传统的旧东西，而是新创造出来的风格。按照那个时代的惯常说法，中国气派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是大众化的，在董希文的开国大典中体现为“红光亮”。吴作人评价说：“这幅画只画阴影，不画投影，笔法基本上采取平敷（不是平涂），画面不施光油，尽量使它产生茸厚的感觉，这一切都是为了服从艺术完整的需要。”“红光亮”就是所谓喜闻乐见，而平面化压缩空间，就是民族特色。这一点在“文革”时期美术中被发展到了极端。但这一时期很多人在进行油画民族化的探索，如果都简单的套用，有些说法就显得牵强附会，有些现象就会无法解释。50年代时，林风眠画了一批风景画，这里面就带有民族风格的探索，这一类民族风格的探索实际上就跟当时主流的意识形态关系不大。
    因此，在我看来，“毛泽东时代美术”作为一个批评概念，比作为一个美术史研究范畴似乎更为妥当。我们应该以一种客观的态度看待艺术史，而不是把毛泽东时代的所有美术现象意识形态化，我觉得那不是对艺术史负责的态度。
    举办“毛泽东时代美术文献展”是非常好的。出生于毛泽东时代的人，有亲身的体验，把这一段的历史研究深入下去，充分还原历史，这一点很重要。但这里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的一点是，美术馆在通过办展览做研究，而大学艺术史教授们也在做研究，他们是利用文献和实物来进行。在西方美术史研究中，历来存在着两大阵营，一是大学教授，一是艺术博物馆。去年美国出版了两本书，Art History In Art Museum和Art History In University，谈两种美术史研究的特点和不同。这两种艺术史的研究群体往往是各自有各自的圈子，有时候还水火不容。作为美术馆，举办艺术史展览，其研究成果往往体现在对历史下定义上，我们从展览的名称和小标题上看到艺术博物馆在艺术史研究上的努力。但这些展览名称能否成为艺术史的命题，是需要经过考察的，因为艺术博物馆肩负着教育的功能和作用，它不仅是给专业人员看的，它还给一般的观众看。名称和标题要以最明确和简洁的语言让观众了解展览是什么内容，同时给专业研究者提供研究资料。艺术博物馆的展览往往会成为大学艺术史研究的参照，大学艺术史的研究往往也会给美术馆的展览和研究提供帮助，但从根本上说，他们两者的职能是不同的。从这个展览我们已经看到了大学教授与艺术博物馆的共谋，这种共谋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存在，这也是美术史研究的一种趋势。

责任编辑：紫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