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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军旅诗人王久辛的《蹈海索马里》，于2017年7月17日在《解放军报》“长征”文学副刊上登出。与《狂雪》（1990年）、《致大海》（2006年）等其他作品一样，《蹈海索马里》仍以长诗的形式示人，且比《狂雪》等诗作的篇幅更长。一序一跋三十三节的诗行舞蹈，再现了以张楠为代表的海外中国军人，如何践行中国人道主义义务的人性担当。尤其是诗人借用娴熟的视角转换，深入人物内心，并以其内在的人性逻辑行文，表达出对于和平“人同此心”的军民向往之情，让人为之动容。 《蹈海索马里》这首诗，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它的形式。形式对应的不仅是所谓的“内容” ，还对应着无序的混沌状态。诗歌的形式也不止于它的篇幅，它更多的是指诗体。诗歌形式一般有两大类：传统形式和开放的形式。传统形式就是我们常说的各种诗体，如绝句、十四行诗等；开放的形式也被称为自由体，现代诗人写的大多是自由体。自由体不是不讲究形式，而是不拘泥于传统的固有形式，相对传统诗体，自由体更容易吸收新鲜有活力的当代口语，鼓励诗人们进行更多可能的诗歌形式的实验。 《蹈海索马里》 ，包括王久辛的其他诗歌当然都属于自由体。他的诗歌中也不乏对句、应答、回环、重复等形式与格律上的讲究。除此以外，我们知道，诗歌在词语的组合方式、句法、分行分节等上面的不同处理都会产生不同的形式感。 《蹈海索马里》的探索和别致之处正在于此。 “序”中的这几行诗从内容或者寓意上来说，是宣告“我”来到了索马里。“我” ，可以是诗人，可以是读者，可以是张楠，可以是所有索马里以外的人，甚至是索马里人自己。因为《蹈海索马里》不断强调的是“我们”这样一个共同体。这是这首诗的一个总体视角。这个视角的切入意象是“一粒光” 。在形式的设置上，诗人则将“一粒光”分行处理。既在视觉上给人以形式上的冲击，又从内容上暗合了“光”的出现形态，即从一个点到一条射线的变化形态。“一粒光”和下行的“扫过”“非洲大陆”“最东端的犄角”等形成的三角纵队，又像一把匕首或者鹰嘴一样，一方面迅速进入索马里的首都摩加迪沙的诗歌场景，另一方面也顺利地插入了整首诗的行进之中，从而使得这个开头显得别致和精干。 与“序”相对应的则是第18节的几行诗。这几行诗在说索马里摩加迪沙的“危险” ，诗人用“纵向的时间”和“横向的空间”的铺陈来说明这种危险。与“序”不同的是，这次采用了“倒三角”的“险峻”的形式，直逼“那” “个”“危险无处不在的国度” 。这几行诗又与“序”在《蹈海索马里》整体上形成了一种开合有致、有张有弛的结构。当然，“序”和“第18节”也可以与其他诗行一样，按正常的节奏延展开来。这样，从诗歌整体上也会显得和谐统一一些。但是，这样的分行无疑整齐工整有余，而灵动性不足，也不若原诗这样显出标题中“蹈”的本意。再试想如果只有“序”这样的分行开头，诗歌行进中没有相应的结构与其对照，必然也会显得呆板些。当然，这样的分行处理也并非越多越好。在这首长诗的汪洋大海中，瞬间的、片刻的“蹈”才能现出其真义。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王久辛曾在《本世纪收尾工作：对战争文学的思考与期待》中指出， 20世纪的“大事件、大灾难、大悲痛”正是战争，他用“大建构、大制作、大篇章”等称谓来回应战争文学，并提到影响“大建构”的五个方面的因素。最后两个是从艺术的审美的层次上理解战争，和理解大历史氛围中的复杂人性。我以为， 《蹈海索马里》至少在诗歌形式上完成了艺术的审美的创造。至于他提到的大历史氛围中的复杂人性， 《蹈海索马里》则借助了对人物心理及其人性动机来表现。例如，张楠，作为一名大使馆军人，在诗歌开始时是一个内心充满恐惧的形象，这种恐惧以一种“记忆的方式”开始，通过肢体的动作呈现出来。这是张楠个人的恐惧，作者将特写镜头定格在张楠的“牙齿的撞击”上来表现他的恐惧。这种恐惧在看见“沉静”如“一座铁塔”的大使之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安抚。在记忆带给他恐惧之前或者在他恐惧的过程中，张楠的潜意识层面同样是一片宁静，宁静如月色，如第3节伊始提到的“月光” ： 那是一种进入记忆的方式 一种月光 来自唐代张九龄的笔下 海上生明月 天涯共此时 “月亮”和“月光”在《蹈海索马里》中具有特殊的质地，它带着中国自古以来的宁静与祥和、团圆与和平等传统基因，由内而外地统摄了每个人的身心。通观全诗，“月光”既代表了“我的心战士的心/祖国的心和平的心” ，又是如同利剑的“饥饿的孩子的眼睛” 。第8节之后，以“月光”为底色，一方面，张楠经过感动、流泪和犹豫之后，坚定决心“蹈海索马里” ：“天地有知他们不会辜负/那一份碧海天心的神圣的光荣” ；另一方面， “恐惧”心理仍旧如影随形，一直伴随着他并逐渐蔓延开来。然而，一切恐惧和卑微的心理都没有掩盖或者妨碍人类对于生命和生活的热情与希望。恐惧和希望反而在“这个人类之痛的针尖”上得到了和解。于是，最后一节中张楠的牺牲便成为那“永恒的光明”之海上的“纵身一跃” ，既化身为“蹈”于索马里海上的星星和月亮，又在诗歌的行进中完成了张楠从内而外的形象塑造。张楠在诗歌中便快速成长为一个有血有肉并有个性的人物，而非一个“凌空虚蹈”的苍白英雄。 至此，可以看出， 《蹈海索马里》的形式探索和内在表现是统一的，是可以相互阐释的。诗歌形式的创新既可以在视觉上产生审美的艺术效果，同样利于表现诗歌内在的人性关怀；诗人对人物内在的深刻观察亦需要相应的适合的形式予以表现。王久辛的可贵之处，正是既从理论的高度概括出“大建构”的建构方式，又在诗歌实践中努力探索这种方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