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看作“现代艺术”在中国的谢幕,并同时将其看作“当代艺术”在中国的热身,那么“中国当代艺术”的生命轨迹也才不过20余年。无论是对于中国美术史,还是对于世界美术史而言,20岁的中国当代艺术绝对算得上“年轻”。但或许是由于曾经年轻的艺术家们自身创作灵感的枯竭,抑或是社会生活形态的改变使他们应对乏术,甚而是艺术市场疯狂的追逐捧杀,中国当代艺术的整体面貌已渐渐出现创造力不足、丰富性不够、实验性不强等问题,并与当下的社会生活状态、文化审美心理难相匹配。从新艺术形式的探索到新文化生态的创造,中国当代艺术中的战将们似乎都开始显得力不从心。 于是,“江山代有才人出”的呼喊再次发声,艺术世界中的重要人物对年轻一代艺术家及其作品的关注越来越多。近两年来,各种类型和主题的青年艺术家联展逐渐活跃起来,小到几个人参加的画廊小型展览,大到几十人、上百人组成的美术馆大型活动不一而足,而觥筹交错的开幕式和颁奖礼,更是你方唱罢我方登场,极尽辉煌。 然而在曲终人散之后,当我们开始认真地审视艺术作品,冷静地追问创作理念,心中又似乎总会生起一种忐忑。虽然艺术家的年轻并不必然意味着艺术创作的新颖,也并不必然代表着艺术生态的更新。但作为观者的我们,总难免会对年轻人抱有新的希望,期待着他们能够在日渐庸常的视觉样式外推陈出新,使渐趋僵化的审美格局重新活络,在中国当代艺术商业化的温室之外,开辟一片充满野性的杂木丛林。 回顾历史,丛林生态原本就是中国当代艺术的文化根脉。无论是上世纪90年代的野草丛生,还是上一个10年的荆棘遍野,都蕴藏着无限的生发可能。今天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功利主义的商业心态让各种展事的操盘手将所有年轻的面孔和稚嫩的作品都视作未经开垦的商业处女地,而商业力量的介入,也让新一代艺术家们在创作之初便抱有太多的功利想象。然而,诚如那句“商场如战场”的箴言,对于新艺术而言,商业既可以是一方沃土,也可能是一片荒原。 当代艺术的价值不仅在于新艺术形式的探索,更在于新文化形态的创造。“新艺术”的生长当然需要土壤,只是这土壤未必一定要由商业来灌溉。新艺术这株幼苗的生长应该是一种自然选择的汰选过程,也只有经历过优胜劣汰的幼苗才可能足够坚强。 纵观古今中外的艺术历史,特立独行的“倔强”是年轻艺术家最为可贵的品质,虽然在这个商业大行其道的时代,艺术不必视商业为洪水猛兽,但在成长的过程中,艺术的入门机制不应该由商业机构来设定,艺术的价值风险也不该由他们来承担。商业的润饰和修整应该像高超园艺师的妙技,在草木尽情地倔强生长之后,观木于野,取木于林,修养于园,并最终使其既具野趣又合诗情。 此外,商业力量的大举介入似乎还暗含着一种痴情——摇旗引导艺术市场的关注走向,进而获得话语霸权,最后赢得丰厚利润。因此各种展览的主题和宣传中,似乎总会让人或隐或显地嗅到某种“促销”的味道。新时代的艺术市场与过往不同,在人们知识结构不断调整、文化理念不断丰富、价值认同不断细分的今天,艺术收藏也必然与文化多元化、艺术多样化的社会生态相适应,逐渐形成各种不同范围的“群体认同”,某种艺术理念或视觉样式一呼百应的时代已一去不返,艺术收藏一哄而上的时代也必将渐行渐远。 理智的新晋收藏者越来越难于仅凭外在的引导就购藏与自身的文化趣味或审美喜好毫无关系的艺术作品,换言之,投机性的艺术收购逐渐将被审美性的艺术收藏或艺术投资所取代,而这种与趣味相关的收藏形态必然不是宏观的、整体的,而是微观的、群落的、自得其乐的。 创作和收藏领域的这种转向,类似于网络上早已出现的“社区”概念,同好之士汇聚于斯,形成一个特殊的艺术生态群,这其中可能包括趣味相投的艺术家、策展人、评论者、画廊、艺术机构、收藏家等艺术市场链条上的各个环节,只是每个环节的参与者都有着明确而清晰的理念,在创作、传播、推广、收藏的各个阶段,基于彼此共同的文化理念、知识结构、审美趣味而形成越来越明显的群落性文化认同,使实验性创作中呈现的各种“倔强”找到共鸣,并最终借助艺术市场的力量形成越来越丰富多元的“倔强的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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