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北京100872）
    【内容提要】 我国当代文艺理论与批评经过二十余年的引进、选择、筛汰，已经形成了范式多样、话语丛集的多范式多话语共生的格局。作为“理论革命”时代的人类遗产，文学的本体范式研究曾深刻地发掘出文学内部的多重要素，在文学文本研究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边界固定不变的文学，文学的边界实际上一直都在变动中。因此，重新审视文艺学的学科构成，并依据历史、文化、艺术的发展有所变更、改革创新，是必要的。而以多元共生为现实形态的文学理论仍然具有其特定时代的主导趋向。
    【关 键 词】学科检讨/多元批评/边界/去界阈
    任何学科检讨都依据一定的前理解。文学前理解，即对于当下文学现实的既成理解结构和思维惯势。实际上这种前理解是一种通过后视镜来看待事物的现在状态的方式，具有一种它无法摆脱的滞后性，正如恩格斯所说，这是真理所具有的保守性。作为先见，它必须给出一个判断与解释的框架，无此便无法进行解释与研究，而一旦据此框架，就有可能产生偏见与误读。一般来说，有什么样的前理解，就可能对对象有什么样的解释。合理的认识总是在先见与对象、先见与此见、现见，以及不同先见和不同此见的交互往来、不断对话中逐步形成，然后被解构，然后再形成的。因为历史总是未完结的，历史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一
    推动文学、文学研究、文学批评生存与发展的不竭动力是什么？是现实——社会发展的现实、文学发展的现实，是社会和人基于现实的变革向文学提出的需求。
    什么是我们当下所面临的文学的现实？它的基本的主导的方面是什么？它在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它的当下语境是一个稳定的遵守既定规范的相对稳定的常规时期，还是一个处在激烈变化中的特定的变革转型时期？它是要回到一种一统的范式来统贯创作、欣赏、批评和教育的文学的时代，一个建设以文本为中心的审美艺术时代，还是走向多种范式多种话语在多样化的文化现实中共生的新的历史时期？它是一个边界确定无疑不可移易、必须保卫其纯洁性既成性的学科，还是内部发生了重大变化、边界正在模糊甚至不断移动的学科，需要重新思考其既往范式在当下的合法性的学科？
    我在五年前提出文艺学的越界、扩容与转向的命题时，主要是基于社会和文学总体发展的基本态势。我当时认为，“从世界来看，世纪之交的文学发生了从语言论转向到文化转向。这种变化源于当代社会生活的转型。全球化背景随着进一步的开放日益进入我们生活的中心。电子媒质的兴起向纸媒质的一统天下发出强劲的挑战。媒介文化深刻地改变和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大众文化走向前台，城市文化快速传播与蔓延，时尚文化大批量复制，采用了浪潮式的运作方式。视像文化占据人们生活的主要空间，在这样一个读图时代里，甚至视像（镜像）已反过来影响纸媒质文化，如由电视剧、电影改编的文学作品和卡通读物，各类读物中的图像、影像所占据的日益增多的比例。网络文化正在逐步改变着我们的基本的社会交往方式和文学接受方式，并将培养一代以新的方式感受文学与文化的新人”（注：参见拙文《文艺学的问题意识与文化转向》，《多元对话时代的文艺学建设》，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年版。）。现在看来这一判断依然适用，但已远远不够。
    那么，文学理论或文学研究作为学科在文化转向中丧失自身了吗？我认为文学理论或文学研究作为学科并没有在文化转向中丧失自身。文学的跨学科的努力，转向文化的开拓都是基于文学本体的立足点，面对文化这个包含原有文学的边界模糊的庞然大物，面对这一众多人文社会科学进行研究的共同对象，文艺学的文化研究仍然有其不同于社会学、人类学、哲学、政治学、传播学、心理学的学科视野、学术角度，仍将逐步重建本学科的特殊性。毋庸置疑，新世纪的学术转型是在社会转型、范式转换与学科重组中重新确定边界的过程，是文学研究发掘新的学科增长点、开拓新的发展的可能性的有效途径。面对文学和文学研究的边缘化现实，我们理应给文艺学的变革以更大的耐心、热情，更宽容的机制和激发创新的良好环境。
    当然，这一转向，不是简单地回到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理论，更不是回到已被我们抛弃的庸俗社会学，而是要携带着文本中心时代所谓“理论革命”的全部成果，以之作为“前结构”，进入新的批评时代。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新批评、后结构主义等等仍将作为丰厚的理论资源成为文化转向的一个必要前提。而文化研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当代媒介文化则是它所由发生的理论的和现实的基础。文学的“文化转向”是又一次创新，是新时代文化发展的积极成果，是文学理论困境中的又一次突围。
    有的论者认为文学的“文化转向”就意味着主张者欲以文化研究替代文学研究，从而致使文学研究失去了本学科的安身立命之所。这是一种误解。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本身已不再是线性的更替或一种话语直接替代另一种话语的模式，而是一种多元发展的新型模式。文学的发生发展从来不是单线延续的，而今天的文学研究已形成多种话语方式并存的基本态势，各种话语之间也并不是水火不容、不可通约的。如果站在非此即彼的线性思维基础上看待当代文学的“文化转向”，那就远离了当下文学发展的实际。
    就像文学研究并不就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也并不只是文学研究。实际上，我们所称的文化研究在伯明翰学派以来的特指意义上仍然具有广、狭两种含义。从广义来看，文化研究作为学科大联合的事业，是艺术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美学、伦理学、政治学、历史学、传播学、文献学，甚至经济学、法学所共同关注的对象。它的出现是社会转型的产物，是文化在当代世界社会生活中地位相对经济、政治发生了重大跃升的产物，是人文社会领域范式危机、变革，需要重新“洗牌”——确定学科研究对象、厘定学科内涵与边界的产物。如同当下文学“本体”的多种范式多种话语并存共生极大丰富了文学自身的研究一样，文化作为各相关学科共同面对的对象，自身也是多向度、多层次、多侧面复合交叉、有机融合的。从狭义来看，文化研究是指继作者中心论范式、文本中心论范式、读者中心论范式之后的文学的文化研究范式。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后殖民主义、东方/后东方主义、女性主义、新政治—意识形态批评与文化批评等不同话语一起，构成了世纪之交的文学的文化研究范式；而“文化批评”则特指文学的文化研究范式中的一种批评话语。“批评”作为主词在这里为这一复合概念的含义作了定位：它是文学艺术的批评或相关于文学艺术的批评。它与作者中心论范式、文本中心论范式、读者中心论范式和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范式下的众多批评话语一起共同构成当下文学研究的态势。它既不同于文学研究的大一统构架，也不同于以某一种批评方式（如新批评或结构主义）作为文学研究的惟一模式，而是要依照文学自身存在的丰富性、无限的可开掘性，推动文学研究的创造的多样性，在扬弃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悖论式困境中开辟更宽广的道路。
    二
    当代文学研究中发生的所谓“文化转向”，既是历史的总体发展的大势和现实实践发展的需要所致，也是文学自身内部要素运动的结果。
    从文学自身出发来看，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学的各种相关要素间的组合是不同的。一个特定的时期，文学的一种或几种要素因社会和学科提出的主要问题而被作为主导方面凸现出来，构成当下主导性的问题趋向，影响我们对对象的基本估价；其余要素则进入背景，作为相关的制约的因素发挥作用。这样一种“突前—背景”、“主导—视野”的方式构成了我们把握对象的基本途径。而突前要素的凸现和各层次间要素的升沉、移位与交换，各要素与突前要素间的关系是依据文学内在本体的和社会变革的现实与历史而变化的。
    关于文学，我曾在五年前说过：“现实向我们提出了要求，文学必须重新审视原有的文学对象，越过传统的边界，关注视像文学与视像文化，关注媒介文学与媒介文化，关注大众文学与大众流行文化，关注网络文学与网络文化，关注性别文化与时尚文化、身体文化，而文艺学则必须扩大它的研究范围，重新考虑并确定它的研究对象，比如读图时代里的语言与视像的关系，网络文学与文化中的虚拟空间，媒介时代的文学与传播，时尚时代文学的浪潮化、复制化与泛审美化，全球化时代的大众流行文化、性别文化、少数族裔文化以及身体文化。至少电视文学、电影文学、图像文化、网络文学与网络文化应及早进入文艺学研究和文学理论教学的工作程序。”现在这些呼吁有的已经成为现实，有的即将成为现实。
    同时我还提出，在文学理论与批评中，“必须关注和研究新的论题、概念和范畴。如从语言论转向到文化的转向，西方‘理论革命’的遗产与文化的转向的关系，文学理论的问题意识与提问的首要性，文学批评的范式，文学批评的话语，文学范式与话语的关系，作者中心论范式，文本中心论范式，读者中心论范式，批评话语创造的多样性与整合论，对话主义的历史性出场，文学的‘间’性，文本与文本间性，主体与主体间性，文学交流中的理论批评共同体及共同体间性，后殖民时代的全球化与文学的民族间性，文学的审美现代性及其本土变异，重提现代性与重建文学新理性，文学本体的审美性与反审美性，文学的全息性构成与历史语境中的主导形态，文学构素的多向相位、关联要素、相关对象和不同功能，文学的公共空间，文学的场域和文学的语境，文学的虚拟建构及其虚拟性等”。
    在我看来，当代文学的这种变化，既是历史的总体发展的大势所致，更是文学自身内部要素运动的结果。寻找文学本体的努力是20世纪语言论转向的理论指向和实践成果，具有特定时代的历史具体性和必然性。然而单纯专注于文学内部的语言、语义、言语、符号、形式、结构、韵律、节奏，专注于文学文本的审美性、自律性，已无法容纳、涵盖当代文学文化急速发展带来的众多新问题。20世纪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经历了作者中心论、文本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之后，在相当丰富、充分地对文学本体自身进行了深入的探索——这一探索在世界文化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并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之后必然要向更宽广的社会、历史、政治拓展，从拘囿于文本向更深厚的文化拓展（当然，对于中国文艺学来说，文学的文本性、审美性与自律性作为其在中国本土发展不够充分的一部分，其存在与深入仍然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这是学科自身“内爆”的结果，是学科自身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
    三
    文学本体是多向度、多层次、多侧面复合交叉、有机融合的，它原本是无所谓形式内容的。文学要素中的每一要素都既可能是形式，又可能是内容。内容与形式是相对的，二者的关系也是相对的。居于不同层级中的不同的位置，面对不同历史时段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的对象，会生成不同的关系。每一要素在本质上都具有形式、内容的直接同一性，只是在不同的相位中处于不同的位置面对不同对象，从而生成不同的关系罢了。
    文学本源上的多样性，要求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的多样性。我国当代文艺理论与批评经过二十余年的引进、选择、筛汰，已经形成了范式多样、话语丛集的共生的格局。十余种批评话语经过改造、融合和重建，已经在当代批评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它们是意识形态—政治批评话语、审美—社会—历史批评话语、心理—精神分析批评话语、人类学—原型—神话批评话语、审美—形式主义批评话语、结构—叙事学批评话语、解释—接受反应批评话语、后现代后殖民批评话语以及女性主义批评话语、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等等，另外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批评也有广泛的运用。这些批评话语有各自的概念体系、核心范畴、方法论要求和逻辑运演程序，而且还在运用于中国批评实践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建立了经典范例，并逐渐形成了日益广泛的批评共同体。
    多元批评是文学批评的本然状态。这些批评话语构成了多话语共生的合理格局。它既对应于文学构成的多向度、多层面、交叉性和复合性，又开启了批评创造的多样性和阅读阐释的无限可能性。这种批评的多样性正是符合当代现实的合理形态，而不必也不可能把它们一概统一于一或整合于一，甚至回到一种涵盖一切的大一统的批评模式中去。原有线型继承、替代或更迭的一统论的范式观被多元共生、多话语并存的众声喧哗的新范式观、话语观所置换。
    多元批评是由文化和文学本身存在的多样性与文学的全息性生成的。人类的文化由于种族、地域、社会生活、语言、历史的不同，产生了多样化的社会形态、生活方式、语言交往规范、日常习惯和文化适用域。所谓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人不可能两次涉过同一条河，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多元化是世界文化的本然状态。
    文学的全息性是说，文学中全息地包含着所有人类生活中的全部要素，有机地凝缩了人类文化属人历史的全部成果。实际上，只要人类曾经有过以及现在拥有的，从最形而下到最形而上，从日常生活到终极关怀，都会以或隐或显的形式呈现在文学中。
    但是这种全息性又不是全部社会生活要素的并置或平行呈现，那样就取消了文学，也取消了文学研究，取消了一事物区别于它事物的特殊性。于是，全息性与主导、背景与突前、视野与主题构成了主导要素与其他要素间的基本关系。主导、突前和主题，确定了此一事物区别于它事物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是在历史中作历时状流动演化和变动的。突前要素的凸显和各层次间要素的变化，构成了此一时代、此一种族、此一地域、此一语境下文学的主导品质。而各要素与突前要素间的关系是在历史中运动的：一种要素上升并突前，成为主导的要素，而曾经作为主导的要素则可能退居幕后，处于“二线”了，文学的变革或转型就发生了。
    多元批评是历史地形成的，是随着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深化、本体研究的细化、社会历史的发展、政治和文化的变异甚至经济和国际关系的变革而显现、生成和构建的。
    正因为文学研究与其他领域的多重联系，文学才呼唤人文社会学科的“综合治理”——形成由不同学科切入，遵循不同话语规则进行研究的多元方式。因此，文学研究是多种范式指导下的各种不同的话语形成的相互对话、相辅相成的集合形态。每一种文化研究的话语方式往往都相对于文化这一对象的某一层次、某一相位、某一侧面或某一维度，相对于某一语境、某一特定时段，采用某一特定的方法，从而揭示对象的部分特征，获得阐释的有效性，并具有相应的真理性。文学符号学的、文学社会学的、文艺美学的、文学经济学的各种不同话语研究成果的会通与集合，它们之间由部分而整体、整体而部分的循环，引导我们不断接近当代文学的本相。可见，文学研究是不可能由某一种话语“独霸”或“独占”的。
    因此，我以为，作为具体学科的文艺学（文学概论）教学应当面对当代创作与批评的现实，坚持改革，改变原先统贯为一的教学模式。多话语共生的批评构架可以也应该进入批评教学。多年来呼吁的理论的批评化应当具备实践性品格。批评实践的教学（教学生用多种不同话语对作品进行批评）应当成为文学理论与批评教学的重心。
    四
    近年来文学研究者最大的疑惑甚至愤怒是文学本体的消解或消失：我们经历了二十余年的拨乱反正，我们好不容易回到了文学的本体，怎么文学又向文化转向？转向文化，结果文学中什么都有，惟独没有文学本身。自律的文学审美的文学哪里去了？
    那么，什么是我们认定的文学的本体，什么是自律的文学的要件？什么是文学的内部构成？经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文艺学范式由社会历史批评等外部批评向文学本体或内部研究的转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审美性作为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已成为我国文艺学界的共识。
    但是，审美性是文学本体的惟一标志吗？今天，当我们理直气壮地要回到文学的本体、文学的内部和文学的审美性时，我们有必要进行细致的理论分梳。
    审美性是一个历史范畴。无论在美学史还是在文学艺术史上，审美性都是历史的产物——既是不同文学艺术现实和不同阶段的产物，也是不同文学艺术理论发展与探索的产物，更是不同研究主体依照不同范式理解文学的产物。审美性是否作为文学本体的要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理论语境中是变化的。审美性作为文学的要件，是在康德以来美学理论的巨大影响下，美学理论发展史上审美主义兴起之后，特别是19世纪后半叶美学的心理学转向的成果，是文学研究借来的“核心”。但是在西方20世纪文学的文本中心论的本体建构中，英美新批评却将“审美性”作为19世纪心理主义的残余而极力予以反对。因为这种极具心理色彩的“审美性”是与新批评的“客观主义”背道而驰的，作为本体之外的意图或感受的“迷误”，它是新批评必欲去之而后快的“谬见”。同样，结构主义、叙事学、符号学、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都是将语言视为文学的本体构成，而将主体性连同审美性一起扫地出门。但战后德国的内涵诠释批评与其后的接受美学和阐释学，则以深厚的德国美学传统坚持文学文本的“审美性”和文学接受的“审美性”。可见，对于文学本体及其内部要素的理解，在文学理论史上是依据不同的前提与背景而变化的。
    实际上，对于文学本体的追寻，在19世纪以社会性历史性为主的总体批评范式之后，经历了作者本体论、文本本体论、读者本体论和三元合一本体论等多个范式的理论思考和历史存在时期。不同的本体观，自然会产生不同的文学本体（本体要素），以及对不同本体的体认。
    在中国，对于文学本体的追寻，至今具有其历史合理性。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经历了对文学本体寻找与厘定的艰苦历程。它一反过去时代从普遍性入手来框定文学的路径，放弃将文学作为附属、作为工具、作为手段的思维方式，转而从文学的个性、特征、独特性和自主性的角度去探询文学，寻找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文学自身独有的本体。这是文本中心主义时代的文学本体观，反过来，文学的“本体”也只是在这一意义上才有意义。当代中国寻找文学本体的努力是从“方法论年”开始的，但当时的批评界对以语言论为背景的文本主义各话语则显得颇为生疏，甚至拒斥；而以社会历史批评为基本前理解的中国学人则很轻易地便“凌空一跃”，直接由社会批评滑入接受美学和读者批评，甚至直接进入文化研究。对此我在90年代初曾全力呼吁：补上缺失的环节和缺失的功课，加强对语言论转向背景下的文学本体的研究。这一努力在90年代获得了相当的反响。无疑，对于文学本体的探询，是改革开放以来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作为“理论革命”时代的人类遗产，文学的本体范式研究曾深刻地发掘出文学内部的多重要素，在文学文本研究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
    进入新世纪，世界文学艺术与美学理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时间，文化的转向、视觉图像的转向、美学的转向、后现代转向以至身体的转向纷至沓来，不绝于耳。文学的大势发生了变化，迫使我们不得不应对今日的文化实践。但今天文学的文化转向绝不是取消文学的本体研究，而是在多范式多话语共展并存的多元对话时代，寻找更宽广更具包容性更富于生命力的研究方式，其中文学的本体研究作为文学批评的一种话语仍然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深入探索。文学的文化转向并没有结束文学的本体研究。
    我国文艺学对审美性的认识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审美性走出了文学艺术本体和内在属性的樊篱，走向日常生活。而美学也在这一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中得到“复兴”。审美似乎已不再专属于文学和艺术，审美性、文学性也似乎不再是区别文学与非文学、艺术与非艺术的根本的或惟一的标准。社会生活出现了审美的日常生活化与文学性向非文学领域全面扩张的普遍现象。这一现象已引起全球艺术家、美学家、艺术理论家以及文化学家、社会学家的广泛关注。这使得审美性作为当今文学本体核心依据的理论产生了巨大的矛盾。
    自康德以来，人类对于审美或审美性之于文学艺术的根本意义的认识，是文艺理论史上最大的财富、最为丰富的积淀之一，至今仍然具有其产生存在的合理性。而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和艺术与美的大众化也曾是历史上数代美学家、艺术家的崇高理想，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即生活”，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艺大众化”，甚至20世纪的接受美学，都是这一总体努力的一次次尝试，而每一次尝试都以革新的姿态引起文艺史上的震动。可以说，艺术的民主化、审美的泛化，文学的大众化、生活化——总之，人人都享有艺术，这是文艺发展的历史性趋向，是文学艺术的命运之所系。这一努力过去发生过，未来还将一再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具有与此种努力相类的意义，它展开了在理论上的某种理想性和批判性。这正是我们的判断和我们的研究所由出发的一个基点。
    但是，今日的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又不同于前此的各种理论与实践，它是在当今世界全球化条件下以及市场经济与消费社会的制度背景下发生的，它依据于经济发展的物质积累和媒介革命的成果，构成了远比过去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因此，传统本质论以审美性作为文学区别于非艺术事物的根本特征，作为文学自律性的根本依据的观念，需要在历史变革的语境中重新予以厘定。
    因此，当代文艺学研究不必固守原有的精英主义苑囿，而应当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新的审美现象，这是文艺学文化转向的题中应有之义。
    当然，当代文化研究决不是全面拥抱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文化研究强调的只是从当下社会的总体性、制度性现实出发，来应对现实的提问。而从其批判的、提问的乃至否定的特性出发，它对当代世界“悦目的盛宴”下“审美的空洞”有着高度的警惕，对制度背景下的“审美的缺失”和“审美的不公”提出了严肃的批判。它呼吁“给审美留一块休耕地吧”，这是当代文化转向的一个基本品格。
    五
    坚持文学自律性的前提是文学具有清晰明确的边界。然而，作为转型期的当代文学是否有一个明确无疑的边界？我们要守卫的边界在哪里？当前大众文化与文学、影视文化与文学、图像、传媒、网络文化与文学等等的变化，使我们已经很难说这是文学，那不是文学，除非我们闭着眼睛，仍然固守文学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门类。然而即使是这样，我们还是要问：文学的边界是固定的吗？
    19世纪以来学科的精确划分起因于西方工业革命以后大学教育的普遍建立，以及专业分工的现实要求和学科研究制度的逐步完善。而学科制度的建立是人们认识把握对象的需要，它是一种主体的假设，一种筹划或投射，一种框架的设定或到达对象的途径。
    文学作为对象，它就是它自身，它在本质上具有直接同一性。总体上被称作文学艺术的门类，不是为学科研究而剖分、区划或存在的，而是自在的。同时，文学作为对象，不是由上帝或先知预先设计好规划好的，而是历史地生成又不断发展变化的，它是在不同历史阶段累积、交叠、集合与混成的。文学自身具有的多样性是它的本然状态。正是为了把握它和研究它，人们设定了不同学科的研究路径，设定了“内容”、“形式”、“内部”、“外部”的概念和范畴。所以我们也许很难找到文学艺术家族中所有成员的绝对同一的“本质”，但却可以从历史上找到它们的“门户”逐渐集合混成的“印痕”或“踪迹”，发现它们彼此之间因某种关联而具有的家族相似性。文学艺术中某一类别、题材与体裁的X、Y、Z，是由于“家族相似性”而被连接在一起的。可能X不像Z，但X在一些性质上像Y，而Y在另一些性质上像Z。这就构成了我们总体认识上的文学艺术门类。所以，如果说文学艺术有边界的话，文学艺术的边界是由特定时代的人们的感知实践确定的，是文学研究共同体协商认同的。
    当然，历史上文学艺术发展的常规范式时期，文学艺术研究在主导范式的统领下，进行“肯定有解的”研究活动，其边界的确是相对稳定的。但这种边界不是不可逾越的“柏林墙”，而是开放的。其边界呈梯级放射展开。其内圈为文本，其中圈为由文本、作者和读者构成的“稳固的三角形”，其外圈为向社会历史文化的全方位放射。
    从长远的发展过程看，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边界固定不变的文学。而独立的文学学科则是在18世纪以后随着现代大学教育的建立才逐步完善起来的。同样，文艺学内所包含的文学的体裁或种类也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文学的边界实际上一直都在变动中。诗歌、小说、戏剧、散文以及更小的类型，都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不同媒介传播时代“加入”文学的阵营。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学的“主打”类型也是不同的。在西方，古典主义时代，以身体表演为传播媒质的文学，自然也只能以戏剧为其主打类型，这是由那个时代的传播介质、技术层次和生产力水平所限定的。不管我们今天怎么想象或健忘，以羊皮纸为介质的文学在那个时代不可能占据文学的主位。到了19世纪，文学的主打类型才变为小说。而小说作为文学的主打方式缘于传播媒介的变革。工业革命带来了印刷业和造纸业的发展，纸媒质带来了传播的革命，随之产生了公共领域的变革，也随之产生了文学样式的变革。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因而才成了19世纪以来文学的主打类型。有趣的是，当年的长篇小说是从街头小报的连载开始的，它根本不能进入正宗文学的领地，而只能被打入“另册”。在中国，戏剧、小说正式入主文学、登堂入室已是很晚的事情。因此，重新审视文艺学的学科构成，并依据历史、文化、艺术的发展而有所变更，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是必要的。
    今天，数字媒介引起的传播革命，又一次引起了文学自身的变革。文学面临着又一次范式转型的变革。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这一事实引发我们的基本判断。在范式转换的历史时期，一大批新型的文学样式如电影文学、电视文学、网络文学，甚至广告文学，一大批边缘文体如大众流行文学、通俗歌曲（歌词）艺术、各种休闲文化艺术方式，甚至手机短信都已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由文学而及文化，更多的新兴的文化艺术样式被创造出来，成为今日文学—文化学关注和研究的对象。
    六
    当然，以多元共生为现实形态的文学理论或文学研究不可能是没有主导趋向的、“各自为战”的分裂主体，而是相互联系的，在不同层级——文本指向、形式创新、文化语境、时代氛围、道德诉求、政治关注、地域共识、民族认同和意识形态主导上具有不同层级的共同性或主导趋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的总体指导思想是我国人民社会生活的理论基础，它是指导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导性、全局性的思想，无疑也是文艺学研究的主导。但对于具体领域的学术研究，我们同时也要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的主导理念，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给学科的创新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需要说明的是，由宪法确立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的总体指导思想并不等同于文艺理论史上的马克思恩格斯文艺理论、马列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艺理论史上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观念、理论和思想是19世纪西方文学艺术现实的产物或对应物；马列文论是文艺学学科中一门与文学原理相类的重要课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则是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指导的经过阐释与发展的当代文艺理论，具有更丰富的内容，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不具备指导性的品格。文艺理论史上的马列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内涵与外延上也是不同的。
    近年来，不少论者一再沿用“西方—中国”、“全球化—本土化”的传统分析方式研究当下文学，其中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包含着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实际上，当代中国文化与文学是“全球地域化”（glocalization）的，即同时是全球性的和地域性的，是全球问题与本土问题的交叉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截然分开。在今天，任何全球化的理念和实践都不可避免地是本土化、地域化或民族化的，而一切民族的、地域的、本土的理念和实践也必须进入当代世界的全球化场域。这种“全球地域化”启发我们以新的思维方式来研究当代文化和文学，寻找进入世界的中国特色、中国立场、中国基点与中国本位。
    当然，我们不会忘记，今日兴起的全球范围内的文化研究最初确实是由文学研究发动的，这只要看看从威廉姆斯、霍加特到杰姆逊、萨义德等一长串名单就了然了。这是由文艺学学科的本性或特点——它在20世纪后半叶以来由“理论革命”形成的创新思维的敏感性、先锋性、革新意识，以及深厚的批判传统所决定的。在西方，文学研究曾引发了20世纪一轮轮社会思潮、社会变革。在中国，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学界就一直站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前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二十余年来，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和理论资源。世纪之交，文学理论界又一次为我国的思想文化领域提供了新鲜的问题和新鲜的资源，并以对本土现实的高度关注提供多种新的阐释。它敏锐地发现或提出新的问题，不断地开拓新的论域，形成了文艺学几代学人与时俱进、不断进取、放眼全球、创新探索的基本品格，使文艺学一直保持着与当代社会与现实的密切关联，始终保持着社会批判者和作为理论先锋的开拓者姿态。这是我们几代学人努力奋斗的光荣和传统。而我们今天的努力，正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我们展开的论争，正是文艺学学科富于生命力的表征。诚如有的学者所言，即使在当今世界范围内，我国的文艺学（文艺理论、文艺批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研究的繁荣和发展也是“一花独放”，令世界惊叹的。

责任编辑：紫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