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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繁华吵闹的王府井一路向北，到五四大街上，豁然开朗。即将建成的地铁8号线站点也要以它命名——中国美术馆，不啻为北京乃至中国艺术界重要的文化地标。 走向它，完全没有都市丛林中高楼大厦带给人的逼仄感。7层仿古阁楼式黄色琉璃瓦大屋顶建筑，被众多美术界人士目之为“中国美术的最高展示殿堂”，却没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酷观感——或许因它有个大广场，下雨时别具美感；或许因为它1层展示厅外的廊榭，人们累的时候可在那里得到一份惬意；更为重要的，或许是那一片修竹，微风吹来的时候，会让人“看到”它的沙沙声。 通过玻璃花窗的大门步入方厅，这里总是很热闹，几乎所有的展览开幕式都在此举行。方厅正面两侧的立墙，总是挂着展览的巨幅海报——50年了，这些海报总在换。 自上世纪50年代末，由戴念慈主持设计的中国美术馆建筑动工，1963年2月毛泽东题写馆名，确立了它作为国家级美术博物馆的地位与性质。从那时候开始，它与中国美术的发展便紧密相连。通过各类展览使最新的创作与社会见面，形成对创作思潮、现象和艺术家创作状况的观察、评价与研究，促进美术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更为重要的是，它对现代中国美术代表作品的收藏、保护和传播推广。50年的历史，如同那民族图样装饰的展厅大门一般厚重，这里记录了中国美术的变迁，也构建了美术馆事业在新时代的“变革”。 50年馆庆，走过方厅的观众，也许要在正中圆厅感到诧异，这里第一次没有展出任何一件作品，而是用大量历史文献和美术资讯构成了一个阅读空间。观众的目光，迎面“撞上”毛泽东题写“中国美术馆”的手书原大复印件；而在那万众瞩目、几乎所有艺术家都想要在上面占据一席之地的37米长圆弧面墙上，展示了50年来捐赠者的名字和中国美术馆举办的4000多个展览的清单列表。正是他们和它们，构成了50年中国美术的“观看之道”。 观看的记忆 “1958年，国家确定建立十大建筑，中国美术馆位列其中。1958年11月21日开工，1961年11月15日竣工；1962年5月23日至7月23日，由文化部和中国美协举办的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全国美术展览会，也就是第三届全国美展举办，是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第一个大型展览，也标志着它正式开馆。”中国美术馆副馆长梁江介绍说。 95岁高龄的艺术家王琦，见证了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历程，亦见证了中国美术馆的建成、发展与壮大，他愿意自谦为“中国美术馆的建设者”：“当时我在中央美院美术史系工作，国家号召知识分子来建设美术馆，我们就在1958年的春夏之交，在周日参加建设美术馆的义务劳动，大家的热情很高，中午都不休息。”王琦41岁时对中国美术馆的“观看”，人们只能靠想象。 据中国美术馆原馆长杨力舟介绍，最初戴念慈借鉴莫高窟的设计元素，把飞檐压缩、重叠在塔顶上。周恩来总理则认为，美术馆作为城市建筑，还应该用园林营造出更为休闲的环境，因此他建议给四边加上长廊，并种上竹林，“这个建筑想法，使中外观众赞不绝口”。 中国美术馆的楼梯可谓九曲回转，但都不高，不爱等电梯的急性子大爷大妈，也能一鼓作气爬到3层或5层的展厅，即便是在2层闲坐，都能靠着栏杆，以另一种视角看楼下那些传闻中的大名头来来往往。普通观众可能不清楚，对他们闲逛的区域，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可以给大家作导览：“上世纪70年代初，我在上大学，到中国美术馆看展览是那时最大的愿望。后来我参加第四届全国美展和改画队，就在中国美术馆的楼梯层住了1个多月，特别高兴，我对这里充满了感情。” 到美术馆看展览，是上世纪60年代至今，无以计数的艺术青年的希望和学习的必经之途，中国美协副主席施大畏也不例外。“50年前，我刚刚拿起画笔，感觉它是美术博物馆的标杆。1981年，我的作品参加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当我看到自己的画挂在中国美术馆的墙上，那种心情，只有当时才能体会。” 1979年，中国当代美术史上如雷贯耳的星星美展，在中国美术馆东侧的小公园展出；1988年，油画人体大展，票价达到了惊人的2元，当时市民的平均工资也就三四十元，我们却在老照片中看到，观众排起的长龙直接拐到了美术馆后街，甚至还有警察帮着疏导。 “上中央美院附中之前，我家住在海淀区，离美术馆特别远，但也会大老远跑过去看展览。后来上了附中，每周同学们都会去美术馆看展览，我记得那时候美院学生拿着学生证还能免票。”1988年在人体油画大展上作品被公众熟知的油画家喻红回忆说。 中国美术馆给了许多人观看的记忆。 全国美展、全国版画展、抗战胜利纪念展、收租院展览、全国艺术设计大展、动漫艺术大展……钱松喦、何香凝、王式廓、董希文、胡一川、罗工柳、黄永玉、傅抱石、刘海粟、古元、吴冠中、张大千、张仃……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上的名作与明星，全都在这里被众人的目光“审视”。 不再是美术界人士的“特权” 1990年，中国美术馆第一次进行大修；5年后，这里又建设了4000平方米的藏品库和配套用房；2002年至2003年，国家投资1.4亿用于对其改造装修，达到了建筑形象、展厅设计、灯光照明、温湿度控制、消防报警等方面的国家领先水平。 馆内工作人员有时候会自嘲他们的工作是“奋发涂墙”，每换一个展览、新增一个策展主题，就要有与它相符的展墙颜色：红色对应古典油画，棕色对应国画山水，白色对应现代作品，还有橙黄、嫩绿、浅紫……为千奇百怪的当代艺术服务，挑战公众的辨色能力；5层的不开放区域，有时也会在研讨会间隙做个茶歇，天气好的时候，背靠着葱郁的景山，可以望见国贸，视野开阔。 中国美术馆的建筑改造，亦呼应着中国美术馆事业的发展和功能的转向。“中国美术馆的功能从单一的展览转向多样、立体化——展览展示、学术研究、修复维护、文献保存、服务公众、国际交流……这是美术馆的发展方向，也是公众新的文化诉求。”梁江说。从单一的“看”，向更深、更多、更系统地“看”，中国美术馆志愿者、退休历史教师庄则平有更深的体会：“我作为导览员，深入到美术馆的重要展览中，印象最深的是特纳作品展，还有吴冠中遗作展、邓拓捐赠展……中国美术馆对我来说，是无言的课堂。这里延续了我的教书生涯，又让我学到很多知识，教学相长、不断提高。” 像庄则平这样的志愿者在中国美术馆中，通常是背对作品——他们面对的是公众，正如当今的美术馆事业一样。4岁的幼儿园小朋友俞家怡对记者说：“我不怎么喜欢这个美术馆，没有什么好玩的、好看的，也没有吃的喝的东西。这里太大，走起来好累。”俞家怡的妈妈张女士补充道：“感觉这里格局比较老，展馆布置也相对传统，几层的展陈安排不是太合理，应该有所引导，观者自然会对感兴趣的多加关注。这里对于小朋友没有太多关照，缺少趣味性的展陈，一些民营美术馆似乎对此更重视些。” 也正因此，评论家李公明认为，美术馆的发展之路应该是走向公众之路。而中央美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更愿意将美术馆视作一个“有机体”，要强调美术馆在社会学意义上自我生成发展、自我变化增长、自我复制延展的能力以及各种可能性。 基于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公众已经看到美术馆事业在“以人为本”方向上的掘进。2012年3月2日，票价从两毛涨到20元的中国美术馆免费开放，公众在门前看到的不再是冷冰冰的票价，而只需让工作人员查验一下身份证。每周都去中国美术馆，不再是总拿着请柬的美术界人士的“特权”。 国家美术事业亦拓展与其他国家的艺术交流，包容更多形态的艺术创作。波士顿博物馆、凡尔赛宫、卢浮宫、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特列恰科夫美术博物馆、普拉多美术馆……都将珍品拿到北京；劳申伯格、罗丹、吉尔伯尔和乔治、夏加尔、米罗、巴尔蒂斯、马格利特、里希特、朱德群、苏立文……众多20世纪的艺坛大腕，也在这里接触了中国民众好奇甚至崇拜的目光；当然还有来自时尚业的朗万、拉夸、瓦伦蒂诺……向上看、向下看，听装置艺术传出的音乐，甚至被高科技保留的汗液作品熏得皱眉挤眼。对美术馆的“观看之道”，已经丰富而多元。“美术与历史、与人性的交叠，在这里进行文化的再生产转型；通过观看，我们走向世界，通过观看，作品影响社会。”施大畏说。 未来，需要向北望 走过50年都没有作品的楼层——7层，这里工作人员的绝活是摆椅子——研讨会、新闻会、公共教育讲座、座谈，不同内容，不同摆法，当然还有众多的捐赠仪式。建馆初期，中国美术馆就把收藏和研究作为立馆之本，1961年成立了由刘岘、江丰、米谷、郑野夫组成的收购小组，第一批收藏了石鲁、林风眠、傅抱石的中国画和版画作品；1963年开馆时已有藏品5000余件，其后又不断得到李平凡、刘迅、张仃、华君武、赵望云、唐一禾、滑田友、文楼、吴作人、靳尚谊、吴冠中等艺术家的捐赠，目前的收藏总量已逾10万件。 如何建立借展机制、如何让十万之众的藏品都与观众的目光亲密接触，再现2005年和2007年举办“世纪之风——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典藏展”时的轰动？从7层透过窗户向北望，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文化综合区内，鸟巢和水立方的附近，将会有一个占地3.1万平方米的建筑，那将是国家美术馆的所在。据官方介绍，2004年原计划西侧扩建的中国美术馆在2009年执行国家的“整体易址、重新建设”方案，2012年又经过4次评选，让·努维尔事务所和北京建筑设计院联合提交的设计方案最终中标。“目前我们正在进行展示陈列设计与建筑优化的过程，未来的国家美术馆将有两大主题：一是20世纪中国美术固定陈列，其中将会有书法篆刻、民间艺术、国际艺术的专题展示区，还会有重要艺术现象、艺术家的专室；二是为多种形态的视觉艺术提供充分的展示。”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如是说。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时间浓缩了历史的存在，博物馆、美术馆中的历史是其中的精华。中国美术馆致力的，正是建构一条反映中国美术与时代同行并不断积累和延伸的中国现代美术之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