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元骧，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杭州310028）
    【内容提要】 “全球化”不仅是一个政治、经济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它虽然有为我们的经济发展带来机遇的有利方面，但在文化方面也同时使我们面临着被“西化”、“分化”和“同化”的危险。在当前的文艺理论研究中我们要抵御文化入侵，很重要的策略就是要加强我们研究的独立自主意识，确立我们自己的观念和视界，自己的文论话语。只有这样，才能与西方文论开展真正平等和对等的文化交流，而真正起到文化互动的作用。
    【关 键 词】全球化/文艺理论研究/同化/自主意识
    一
    在“全球化”语境下研究文学理论，我觉得立足于我国现实，强化独立自主意识，显得尤其重要。
    “全球化”是“后现代”时期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它的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诸多领域，以我的理解是指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地区经济联系不断加强，使得世界上任何国家想要发展都难以完全置身其外，从而也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对外进一步扩张创造条件。目前国内学界许多学者都持这种观点，如敏泽先生概括了西方有些学者的理论之后提出：“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的一统天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立的世界历史也将结束。”[1]陆贵山同志也认为“全球化实际上是强势集团所拥有的国际资本的生产体系和文化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经济条件、技术条件和文化条件，按国际分工的需要进行的带有征服性和规约性的扩张、泛化和经济结构、文化结构的调整和重组”，“企图达到对不同国家进行‘西化’、‘分化’和‘同化’的目的”[2]。所以，它虽然有为我们的经济发展带来机遇的有利方面，但也同时使我们面临着被“西化”、“分化”和“同化”的危险。由于“全球化”不仅是一个政治、经济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文化的问题，以致有些学者认为可以通过“全球化”这一机遇来促使中西文化互动，以达到取长补短、走向共同繁荣的目的。但现在看来，这也不过是一个善良的愿望和美丽的梦想，实际上是很难实现的。这是由于“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实际上已不纯粹是一个文化交流的问题，因为交流总是平等的、对等的，是为了我们自身的需要，有选择地吸取外来文化来充实、丰富、完善自身，目的是为了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化；与之相反，文化的“全球化”却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仰仗它的强权政治和经济实力，通过文化输出以达到更进一步地从思想上来征服第三世界人民大众的目的。这里，文化已经成为它们侵略的工具，是它们妄想独霸全球的全球性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甚至连美国学者也毫不掩饰地承认，文化“全球化总体上意味着跨国的，尤其是美国的文化产业霸权”[3]（P195）。这决定了它们向第三世界着意输出的也绝非是西方传统的优秀文化，而是那些充斥着色情、暴力、纵欲主义、享乐主义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东西，这些东西通过影视、网络、时尚、大众文化和某些“现代艺术”，大批量地源源不断地向第三世界倾销，由此造成的对第三世界人民的精神毒害，给第三世界人民所带来的灾祸，丝毫不亚于一场世界大战！现在我们国内不是也有一些灵魂被征服得差不多了的人公开表白，“没有人怀疑，冷战已经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彻底结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经不再令人信服，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已经深入人心。……美国已经是一个没有对手的超级大国，……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已经为世界未来指明了方向”[1]了吗？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不足以引起我们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入侵保持高度的警惕吗？
    有学者认为，为了更好地开展讨论，有必要分清“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全球性”（globality）这两个概念，“‘全球化’一词专门表述发生在经济领域的全球一体化，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全球一体化等；而用‘全球性’专门描述在文化领域出现的全球各国之间互相参照、冲突、激励或共生等状况，主要涉及多种彼此不同的民族间在宇宙观、道德、心理、社会、语言、审美和艺术等领域的全球性依存状况”。所以他认为“与我国经济力求顺应世界经济的‘全球化’的进程不同，我国的文化却在这过程中一方面保持面向全球各国开放、交往和相互借鉴态势，另一方面又努力保持和伸张自己的独立个性”[4]。这实行起来恐怕也是很困难的。因为只要存在着“中心”和“边缘”、“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的差别，这种文化交往就永远不可能是对等和平等的，文化“交往”中所出现的一边倒和单向输出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仅就影视领域来说，“美国控制了世界75％的影视节目的制作和生产，总放映量占世界总时数的一半，票房价值占世界总价值的2/3。美国文化产品的每年出品额超过航天航空产品和电子产品，高达600亿美元”[2]。即就我所在的杭州市而言，美国大片连日连夜连续播放半个多月，以致观众多达几十万的就不乏其例，在我国的电影杂志中占据主要篇幅的也几乎都是好莱坞的电影。虽然我国电影也有在美国放映的，但据说都是在很小的影院里，而且只放几场就草草收场（且不说这些影片是真正代表中国优秀文化的，还是某些“大导”为讨好美国而制造的好莱坞的中国版），这种“交流”难道说是平等的、对等的吗？能谈得上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吗？所以我很赞同敏泽先生的看法，“在今日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两种不同文化相互撞击所能够产生的积极作用这一面被强调得较多、较普遍”是不符合实际的，这会使我们“常常无视，甚至回避文化史上另一方面的现象和问题，即当强势与弱势两种不同的文化相互撞击、争斗时，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所吞没，从而使弱势文化消亡的事例”[1]，而放松对这种文化浸透和文化入侵所潜藏的巨大危害性的警惕。
    当然，这些事实不能作为我们重弹排外、保守的老调，反对开展正常的文化交流的理由。应该看到，任何民族国家的文化，都是在与其他民族、国家文化的交流中发展起来的，从历史上看，希伯来文化对欧洲文化、印度文化对我国文化、我国文化对东南亚各国文化都曾产生过十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自清末民初以来，西方文化对我国近代文化的发展和推进，也产生了许多积极的作用，特别是“五四”以来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已经完全与我国的实际融合在一起，早已在我国深深地扎下根来，成为我国现代文化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这都充分说明了开展正常的文化交流对于发展民族文化的重大意义。但不论怎样，这种文化交流应该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根据现实的需要，有选择地吸取外来文化中的优秀东西为我所用，而不是被外来文化所征服、所同化。为此，我觉得还需要从我们自己方面加强抵御文化入侵的能力，有没有这种抵御能力就要看敏泽先生所说的“在强势文化和话语面前，我们心态是否健康”[1]。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重要，提得非常正确和及时。可能是由于我们中国曾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殖民意识还深深地潜伏在某些人的心中，在西方文化面前，这些人总是感到低人一等、自叹弗如，对西方文化追随尚且不及，更何尝有选择有批判地加以对待？所以，只要西方出现一个什么思潮、流派，我们就立即应和、照搬，否则，似乎我们就落后了，就赶不上世界潮流了，就要被淘汰了。我觉得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殖民文化在中国渗透和蔓延，就是这样乘虚而入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里应外合”的结果！这同样也反映在文学理论研究中。所以今天在文艺理论研究中要抵御文化入侵，很重要的策略我认为就是要加强我们研究的独立自主意识，确立我们自己的观念和视界，自己的文论话语。只有这样，才能与西方文论开展真正平等和对等的文化交流，而真正起到文化互动的作用。
    二
    那么，怎么才能坚持我们文艺理论研究中的独立自主立场？我觉得最根本的就是立足于我们自身，从我国的实际出发。这不仅有助于对外开展平等、对等的交流，而且也是文艺理论自身所应具有的民族性和实践性的品格所决定的。
    什么是文艺理论民族性的品格？众所周知，文艺理论是人文科学的一个分支，人文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它既有科学的成分又有价值的成分。科学的东西是具有普适性的，它可以横向移植；而价值的东西则总是带有民族性的，因为它是民族的精神生活的产物，是在民族的生活土壤里成长出来的，是属于民族文化核心的东西，并作为一种民族的精神被世世代代所保存下来。这就决定了任何民族国家的文艺理论总是带有鲜明的自己民族的印记，包括民族的生存智慧、文化心理、审美趣味等等，而且愈当我们深入研究下去，这种民族的特征就愈是鲜明。所以在世界各国的文艺理论之间，只可能开展交流而不可能互相取代。这里，我们不妨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加以说明：我们常说文艺是一种审美的文化，它的内质是美。而对于艺术美的探讨，虽然我们没有像西方那样自古以来就有自觉的意识，也没有出现过像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席勒的《美育书简》、黑格尔的《美学》这样系统的理论著作；但是若做广义的理解，即把审美与人生、审美论与人生论统一起来（这也是柏拉图美学的精神），把“审美”与“自由”、“快乐”（精神上的）看作是一组同义词，把人生看作就是一件艺术品，从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自由方面去理解，我们就不难发现，我国古代不仅和西方一样有着丰富的美学思想，而且有许多思想精华是为西方所不能企及的。如审美的“超越性”的思想，这一般被认为是西方美学和文论史上从柏拉图到康德的优秀传统；其实，在我国传统的美学思想中也同样都涉及超越性的问题，把超越性看作是一种人生的最高境界。不仅道家、释家如此，即使最强调入世精神的儒家，也毫不例外。如孔子说自己“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称赞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孟子回答梁惠王“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与少乐乐，与众人乐乐，孰乐？”的发问时说“不若与人”乐与“不若与众”乐等言论，都说明了审美境界（包括审美的人生境界）是超越功利、超越私欲的，与后来康德关于审美的论述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细加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又与西方的美学理论不同，因为在西方美学史上，不论柏拉图还是康德，由于他们在思考和研究中都采取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对于审美的超越性的论述都是以灵和肉、无限与有限、本体界和现象界的二分对立为前提的，都是从超验的世界中去寻求他们理想中的美，从而使得他们的美学思想无不带有鲜明的宗教和道德神学色彩。与之不同，我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则是整体的，所以我国古代哲学美学都是立足于现实人生，通过在现实人生中去探寻有限与无限、现实的生存与生命的不朽的关系来发现自我超越的途径。这在儒家的思想中最为明显，如《左传》里说的“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为不朽”，张载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先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等言论，都是强调在人生的践履中去追求生命的不朽的，这就是一种对现实的超越。在佛教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禅宗也同样，它们提出“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主张，认为佛就在你自己的心中，若是通过你自己的修养，悟得这个自身本有的佛性，也同样可以成佛。这就把印度佛教原有的寻求“解脱”以进入“西方极乐”世界的来世的思想现实化和本土化了。至于道家那就更明显了，它更是把在生活中排除有限目的驱使，达到融入天地境界、“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与自然合一、“得至美而游于至乐”的那种“乘物以游心”的自由状态看作是一种人的最高的生存超越和人生境界，这就更富有审美的精神。这些思想对我国传统的“意境”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一理论要求文艺通过意境的创造，把有限与无限、经验与超验、景物与心灵统一起来，克服了西方美学由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所造成的主观与客观、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无法解决的矛盾，显然比西方超越论的思想更具有辩证的精神和合理的内容。所以，当我们在肯定西方自柏拉图到康德的关于审美超越性的理论在人类美学和文艺理论史上的伟大贡献，在学习和研究他们的优秀成果为发展和建设我们的美学和文艺理论服务的时候，我觉得还应该通过吸取和发扬我国传统哲学美学中所本有的优秀传统来修补他们的局限，这既是一种对话和融合，也是一种发展和创造，从而使得我们在学习西方的同时，又能保持和发扬我们民族审美精神的本色。这不仅有利于提高我们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同时也为我们与西方开展平等的、对等的文化交流创造条件。
    但是我国传统美学思想和文艺理论中的审美超越性的思想，在所谓“全球化”的语境下正面临着被颠覆和解构的危险。有些新潮学人断言，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一样，现在我国也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消费的时代”，“消费体系的普世化同时意味着这种先存样式的世界化”，也就是“全球化”。这种“‘全球化’的要害或核心，就在于一种跨越民族国家和文化界限的生产—生活形式正在扩张到世界的每一个地区”，就文艺理论学科内部来说，“消费时代的重大变迁可以一言蔽之，就是传统美学视野的解体”[5]。这传统自然也包括我国传统的审美精神在内，所以超越性已不再是文艺的品格；文艺与商品、与日常生活将完全合流，它已经抛弃了对“绝对”的追求而被定义为“纯粹是快感的满足”，“架上的油画被观念艺术或行为艺术取代，高雅小说被纪实文学、网络文学和新闻取代，古典音乐被通俗文学取代，‘纯审美’的诗歌，被流行歌曲和广告词所取代，歌舞被时装秀取代，民俗舞蹈被健美操取代”[6]，总之，传统的文艺已经为消费文化所取代，“当代艺术家的工作只有当他在对世界的商品有所促进，‘叫卖’和‘叫座’的时候，它才实现为艺术”[7]。既然现在我国和西方一样都已进入消费时代，文艺都已成为消费文化，那么，我们的文艺理论怎么办？按他们的意见那也只有认同西方，到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消费文化理论那里去移植。这样，当我们成为“世界公民”的同时，我们的灵魂也就完全被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商业文化所吞噬、所征服了。所以今天我们强调文艺理论的民族品格，维护文艺理论的优秀历史传统，也就成了对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全球化”思潮的一种强有力地抵制。
    三
    再说文艺的现实性亦即实践性的品格。理论是为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检验理论的标准也是看它能否有效地回答和解决现实中所存在的问题。所以“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就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8]（P10）。因此，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理论得到社会的认可，就必须立足于现状，把深入了解、全面分析、正确认识现状放在第一位。对于文艺理论工作者来说，这现状首先是指当今社会人的生存状态。这是因为“文学是人学”，是以人为对象和目的的，这就使得正确认识当今社会人的生存状态成了作家和理论家所必须解决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因为它不仅是我们文艺创作所要关注的对象，而且也是我们评价文艺理论价值的一个基本现实参照。
    那么，我国当今人的生存状态又是怎样？我觉得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一方面由于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再加上尚未规范的市场经济所存在的负面效应，由此所造成的贫富不均、阶级分化正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当少数新富人们在一掷千金、穷奢极欲地“享受生活”的时候，还有几千万人民正在为艰难度日而发愁。而另一方面，在经济发达地区，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人的物化也在进一步地加剧，物质生活的富裕不仅没有解决人的生存的全部问题，甚至反而使私欲无限膨胀，使人们在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几乎完全淡忘了自己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以致物欲横流、信仰泯灭、道德沦丧，在精神的充盈方面反不及以往物质生活十分匮乏的年代。与之相应，有些文艺工作者由于经受不起金钱的诱惑，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也使创作日趋商品化、浅俗化、粗鄙化。这就是我们文艺理论所面对的现实！我们的文艺理论研究要做到独立自主，就不应该回避这一现状，而应该在研究和解决这些现实所提出来的问题中求得自己的创新和发展。我们学习和研究外国文艺理论，也应该是利用外国文论的理论资源为解决这些现实问题，并通过解决现实问题来发展和建设我们自己的理论服务。如果这样来看待问题，我们对西方文论的学习和研究就有了一个新的视界。例如，在五四时期，我们受了启蒙思想的影响以及从文学要反映人生、改造人生的文艺观念出发，引进和吸取了西方文论中由亚里士多德开创的文艺反映论和现实主义的传统，这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他的积极成果在今天同样值得吸取和继承；但也不能否认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对其本身的某些局限性和片面性的认识不足而使这一理论日趋纯认识论化和唯科学主义化，以致几乎完全无视文艺在反映现实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个主体建构和探询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任务，这就难免使这一理论陷于片面。这些年来，随着人的物化的日益加剧，我们开始发现，对于真正的人来说，光有物质生活的富裕是不够的，除了“物质的家园”之外，他还需要一个“精神的家园”。如同一个人要是没有一个物质的家园，他就成为生活中的流浪者那样，要是没有一个精神的家园，他也就成了一个精神的漂泊者，他的精神就无所依托，灵魂就无处安顿。现在人们的物质生活比以前富裕了，但为什么人的生存焦虑反而进一步加剧？社会犯罪率反而节节攀升？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物质欲望的膨胀而使人的精神生活失去了根基，看不到物质生活中还有一个超乎物质生活之上的世界，因而不再有信仰、不再有理想，不再有形而上的追求，由此说明人的精神生活的重要。这对于身处物欲横流的当今社会的人来说，是特别具有现实意义的。所以，当我们在当下语境中再来回顾柏拉图和康德的美学和文艺理论传统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一种以往所没有的、所不可能得到的新的启悟：他们把美当作是一种超验世界的东西，认为审美可以沟通有限世界和无限世界、经验世界和超验世界，使人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提升，而与“最高的善”开展对话。这尽管带有鲜明的主观的、道德神学的、乌托邦的色彩，但是不能否认这是对解救人的物化的一种积极的探索。因为“乌托邦的伟大使命就在于，它为可能性开拓地盘以反对对当前事态的消极默认”[9]（P78）。
    我们提出文艺理论研究要立足于我国当今的社会现实，必须从现实的人的生存状态出发，但现实不是静止的而是发展的，所以要真正做到为现实服务，就要求我们的理论不能只是俯就当下的现实，而且还要有一种超越现实的、高瞻远瞩的目光。但这超越性不是向西方去看齐、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为“方向”，而应该是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要达到的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为目标，但这意识在我们的文艺理论研究中却相当淡漠，目前占上风的似乎是一种“跟风赶潮”、“追新逐后（后现代主义）”的倾向，认为“欧美的种种理论都是先进的，它们的过去时应是我们的现在时；它们的现在时应是我们的将来时。只有追赶到与它们‘同步’的水平，才有资格与之交流对话”[10]，它的发展态势已使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十分“激动”，认为“中国所进行的文化研究发展之快，已和美国所进行的文化研究基本上同步”[11]。这就已经不属于交流、对话，而是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一种认同和屈从了，这被有些同志称之为“理论的‘殖民化’心态”[10]也是不以为过的。因为当今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商业文化之所以能源源不断地涌入我国，与人们的这种唯西方是从的心态是分不开的。所以，如果说在“全球化”语境下我们文艺理论的应对策略应该强化理论研究中的独立自主意识是不错的话，那么，要真正实现理论研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最根本的就要求我们克服我们自己的不健康心态，从我国社会的实际出发来确立我们文艺理论研究的目标和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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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王一川.“全球性”境遇中的中国文学[J].文学评论，2001.（5）：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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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曹顺庆，蒋荣昌.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世界性文学审美特性之复杂[J].河北学刊，2003.（5）：96-102.
    [7]曹顺庆，吴兴明.正在消失的乌托邦[J].文学评论，2003.（3）：80-89.
    [8]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10]董学文，盖生.文学理论研究的文化战略[N].文艺报，2003-07-15（3）.
    [11]周玉宁.“我对文学的未来是有安全感的”——希利斯·米勒访谈录[N].文艺报，2004-06-24（2）.

责任编辑：紫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