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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陶东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市西三环北路83号，100089 《中华读书报》近日发表了童庆炳先生的文章《“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读后很受启发，同时也有一些不同见解。童先生是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导师，是他把我带入了文艺学领域。由于童先生民主平等的师长风范，从学生时代起，我与先生之间就一直保持着非常平等友好的对话关系。我之所以敢于撰文与先生商榷，足因为我了解先生的为人。 童先生的文章一开始就说：日常生活审美化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自古就有。比如“古代中国的仕宦之家，衣美裘，吃美食，盖房子要有后花园，工作之余琴、棋、书、画不离手”就是。这与我理解的、也是西方波德里拉等学者谈的审美化是有差距的。我在文章中曾经一再指出：我谈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是有特定含义的，它的出现是有特殊社会历史原因的。从产业结构的变化看，到了20世纪后期，西方社会的产业结构重心逐步从农业、重工业、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化，第三产业、文化产业迅速兴起，出现了文化的经济化与经济的文化化趋势。这个变化也发生在20世纪末开始的中国一些城市。与农业、重工业相比，服务业与文化产业有更突出的精神－文化含量，它的兴起使得非物质性的消费（比如生活方式的消费）变得空前重要。同时，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人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多，人的需求结构发生了相应变化，非实用性的审美、娱乐、休闲的需求比例上升。除了物质商品的消费外，还出现了对符号、形象与美的消费。于是兴起了所谓“休闲娱乐工业”、“美丽工业”、“身体工业”、“精神经济”等等；从传媒产业的发展看，大众传媒和影像产业的兴起极大地提高了图像与符号的生产能力，日常生活中各种符号和影像呈现迅速扩展的趋势，使得今天的生活环境越来越符号化、影像化；从思想意识的角度看，消费社会物的丰盛导致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盛行，物品已经造成人类生存环境的重大变化。在发达国家和中国的一些消费性城市，人们不仅受到人的包围，而且受到物的包围。同时，重视商品的符号／象征价值（如品牌）的消费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开始流行。这种现象在一些名牌产品消费、时尚产品消费方面体现得尤其突出，而且集中在富有的中产阶级白领阶层和城市青少年阶层。 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进行这样的限定一是为了使这个命题区别于传统士大夫的那种“生活的诗意化”，二是为了重申：我所说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是发生在中国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一种消费文化现象，而不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普遍现实。在这个“社会定位”的问题上，我觉得与童先生没有根本分歧，我从来没有说中国已整个进入消费社会。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幅员辽阔，上海与陕北的差异远大于上海与香港的差异。把消费主义与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个命题泛化，或者完全否定这个命题都是片面的。我与童先生的一个分歧可能在于：我并不认为一个日前在数量上没有优势的事物就不值得去研究。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消费文化虽然是集中在中国城市的现象，但是正如在经济上城市对于乡村具有辐射力一样，在文化与思想观念上也是这样。我不能否定中国许多农村地区还较穷或很穷，但是由于电视这个最重要的大众传播手段的极大普及，城市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强有力地影响到农村。追求名牌、追求夸饰性消费的心理在农村同样十分普遍。因此我并不认为研究消费文化与消费主义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更何况学术研究可以也应该具有超前性。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研究、站在什么立场研究的问题。童先生说：今天的所谓“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决不是中国今日多数人的幸福和快乐（现象－数量判断）。这点我同意；但他又说所谓“新的美学”决非“人民大众的美学”，而是“食利者的美学”（道德－质量判断）。这我有保留。我以为，一种美学是“人民大众的美学”还是“食利者的美学”不是取决于它研究什么，而是取决于站在什么立场上研究。研究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反资本主义的。就我本人的研究而言，我是在两个层面使用“日常生活审美化”一词的。一是把它当作一个事实陈述而不是价值判断，并不包含有为之辩护的立场。问题是，由于我们常常赋予“审美”这个词以正面的价值意义（比如：审美是人精神升华等），所以，产生了下面这样的误解：好象“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这个命题含有“日常生活已经升华为审美”的意思，从而是在为今天的日常生活辩护。但是，西方论述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学者（比如波德里拉）以及我本人，都不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词的。“审美化”这个命题中的“审美”指的是“感性化”、“虚拟化”、“符号化”，它至多是一个中性的描述性术语。 当涉及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消费文化的评价时，我一直反复强调其中存在着值得警惕的误区（比如阶级不平等问题、政治意识公民意识的淡化问题等）。所以，呼吁美学和文艺学应该关注日常生活审美化，决不意味着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个现象在价值上的认同。事实上，批判性地反思一个对象——比如消费文化与日常生活市美化——的前提是对它的学理性的研究。我们应该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存在的诸多问题保持警惕（其实我已经进行过这样的批判），但是却大可不必把它排斥在学术研究的大门之外。 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和文艺学的关系，我的确不止一次地指出：包括日常生活审美化在内的新近发生的文化与艺术思潮，为文艺学工作者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比如，一方面是纯艺术和纯文学的所谓“萎缩”，而另外一方面则是审美和艺术泛化、“文学性”的扩散。艺术的商品化和商品的艺术化同时进行，艺术品和非艺术品之间、艺术－审美经验与非艺术－审美经验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经典美学与文艺学所描绘的审美经验是远距离的、非感官化（非身体化）的“静观”，而现在的审美经验常常是混合的：身体的高度投入正是大众文化迷的审美经验的典型特征。商品交易会综合了购物、观光与娱乐的多重功能，在这里，购物与审美、理性与激情、生活与艺术之间的边界也是模糊的。等等，等等。 面对这样的现象，我认为：文艺学、美学应该正视而不应回避。美学文艺学研究只有不断关注、切近当代文化现实和大众日常生活，才能找到新的理论生长点。超越学科边界、扩展研究对象已经成为迫切的议题。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尽管主张文艺学应该关注这些新的现象与事实，我却从来没有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是文艺学唯一的或主要的研究对象，也没有说过什么“文学的终结”之类的话。至于要用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研究“取代”文艺学研究则是连想也没有想过。打个比方，如果有人说医学应该包括对心脏的研究，难道这意味着医学只应该研究心脏而不研究别的么？ 最后我要说明的是：童先生文章中指责的许多观点（比如“审美就是欲望的满足，就是感官的享乐，就是高潮的激动”）我都不知道是谁说的。这至少表明：无论是参与日常生活审美化讨论的人，还是首都师大文艺学学科成员，其观点与立场都是不一样的。不存在一个无差别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论者”，当然也不存在一个无差别的“首都师大文艺学学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