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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历史主义是俄罗斯文论的重要传统，而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的融合又是俄罗斯文论发展的趋势。这种融合最终将形成“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相贯通、形式研究和内容研究相结合、共时研究和历史研究相渗透的研究格局，为文艺学发展开拓新的理论空间。 【关 键 词】俄罗斯文艺学/历史主义/结构 【作者简介】程正民，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艺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 一 基于对文学和社会历史关系的科学认识，文艺学的历史主义有着悠久而深厚的传统，意大利的维柯、法国的卢梭、德国的赫尔德、黑格尔以及俄国的别林斯基等代表人物，对历史主义都有深刻的阐述。他们强调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连续性，强调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对文学发展的影响，认为文学发展是有社会历史原因可寻的。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论出现之后，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文艺学的历史主义更有了全新的内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强调社会政治经济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认为社会发展和文学发展都是有规律可循的。 进入20世纪，传统的历史主义面临挑战，一方面是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强调以文本为中心，抛弃了历史；另一方面是传统的历史主义暴露出既忽视主体又忽视文本的历史决定论的缺陷。于是新历史主义在批判文本中心论和历史决定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试图使文艺学研究重新回到历史语境，同时又同文本紧密结合。 按道理说，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度，文论理应有比较深厚的历史主义传统。其实不然，在历史主义还来不及扎根的时候，面对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浪潮，我们很快淡漠历史主义，跟着人家大讲形式、结构和语言。当人家发现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不足，又回到历史，亮出新历史主义，我们简直就手足无措了。还没有弄清楚新历史主义是什么东西，我们又跟着既反对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又反对历史主义，好像历史主义已经一文不值了。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们既没有真正吸收新历史主义的精华，又把历史主义优良传统完全丢掉了。在文艺学研究中我们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地位，对新潮文论缺乏理性分析，一味生吞活剥，对传统的文论也缺乏认真清理、辩证对待，简单斥之为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这样一种态度和做法，也许是文艺学长期举步维艰的原因之一。 文艺学研究历史主义的缺失，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文论研究只讲逻辑不讲历史，不重视历史语境，不在掌握资料方面下苦功，只热衷于关起门来搞名词概念翻新，搞所谓理论体系建构。这种研究看起来很热闹，但由于缺乏历史意识，不能还原历史语境，结果只能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谈不上历史的深度，更谈不上理论创新。 文学作品研究只讲文本不讲语境，把文本封闭起来，把形式放在第一位，只分析语言和结构，不顾及社会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这种研究脱离了人、脱离了历史，结果就失去了对人和对社会人生的关怀，失去了深厚的人文精神。 文论教学从定义到定义，从理论到理论，讲课只是逻辑推理加举例说明，缺乏对理论问题具体的、历史的阐述，学生记住的只是干巴巴的定义和条条。这种教学使得学生对理论问题毫无历史感，不了解理论问题的来龙去脉，不了解理论问题复杂的、生动的、鲜活的历史内容，结果就很容易把复杂的理论问题简单化，把理论只当成概念和条条，慢慢地对文论课程失去兴趣。 历史主义的缺失是理论问题，也是方法论问题，它已经对文论研究和文论教学产生严重的影响，因此，总结我国和其他国家文论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呼唤文论历史主义的传统和创新，深入思考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关系，是文论研究和文论教学的当务之急。 二 巴赫金在谈到俄罗斯文论为什么“具有巨大潜力”时，指出其中的两个因素：一是“因为我们有一大批严肃认真而又才华出众的文艺学家，其中包括年轻的学者”；二是“有高水平的学术传统”，其中包括过去的传统，即俄国文艺学的传统，也包括苏维埃时期的传统。① 巴赫金对俄国文艺学学术传统的评价是很高的，这个高水平的学术传统就包括俄国文艺学的历史主义传统，其中他特别提到了俄国文艺学比较历史学派的创始人维谢洛夫斯基。 俄国文艺学的历史主义传统是十分丰富和深厚的，而且是不断发展和创新的，其中包括革命民主主义美学的历史主义传统、俄国文艺学经院学派的历史主义传统、俄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历史主义传统。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的杰出代表是别林斯基。他明确提出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要坚持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他总是把文学现象和文学问题放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他历史地分析俄国文学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发展的过程，总结普希金和果戈理创作的历史经验，从而提出了现实主义的理论、典型的理论和人民性的理论。别林斯基的历史主义批评理论有两个鲜明的特色。一是从现实生活出发，从创作实践出发。他的历史主义有别于黑格尔的历史主义，后者在历史辩证法思想影响下，历史的批评大都是从抽象的理念出发，而不是从现实出发，从作品实际出发，于是不是陷入抽象的思辨，就是落入烦琐的考证。二是历史观点和美学观点、历史批评和美学批评的有机结合。别林斯基深刻指出：“不涉及美学的历史批评，以及反之，不涉及历史的美学批评，都将是片面的，因而也是错误的。”② 他认为历史批评应当同美学批评相结合，是由文学艺术本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所决定的，“美是艺术不可缺的条件，没有美也就不可能有艺术……可是光有美，艺术还是不含有什么结果的，特别在我们今天是如此。”③ 俄国文艺学历史主义传统另一个重要代表是俄国文艺学经院学派。这个学派形成于19世纪中期，到了20世纪初依然十分活跃。它包括神话学派、历史文化学派、比较历史学派和心理学派四大学派，各学派代表人物大都是教授和院士，故称经院学派。他们在文艺学研究中重视吸收欧洲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大胆革新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重视文艺学研究和文学史研究的结合，重视掌握历史资料和实证研究。以佩平为代表的历史文化学派在文学研究上的最大特点就是具有突出的历史观念。随着俄国民族意识的高涨，他们要求摆脱文学本体论的束缚，把文学理解为民族历史生活与发展的反映，把文学作品看成是一定时代历史文化发展的文献，着重研究文学所体现的民族自我意识和文学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把作家看成是社会和历史的意识的表达者。同时，他们重视宏观地、系统地研究文学现象，寻找文学发展的继承关系。这种研究强调文学的社会制约性，认为文学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它表明文艺学研究的历史主义观念正走向成熟。他们研究的缺点是忽视文学的审美特性和文学形式，往往把文学史等同于文化史和思想史，把文学作品仅仅看成是反映社会思想和历史文化的文献，后来的比较历史学派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这一缺点。 以维谢洛夫斯基为代表的比较历史学派有别于俄国的历史文化学派，主张研究文学发展要关注艺术形式的变化，把掌握形式变化的规律视为首要任务。他认为艺术形式的变化取决于内容，即人类的观念和情感，而观念和情感是通过艺术形式和艺术手段表现出来的；传统的观念是同传统的形式连在一起的，当新的内容出现时也必定要修正传统的形式，这就要引起形式的变化。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展开历史诗学的研究，运用比较历史的方法研究各种文学样式、文学形式、文学手段的形成过程，其中还包括研究情节史和修饰语史。他的这种历史诗学研究，归根到底是力图“从诗的历史中阐明诗的本质”，从文学的发展中阐明文学理论问题，把诗学理论的研究同文学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 俄国文艺学历史主义传统的最高体现是俄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以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主观社会学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文艺领域，使俄国文艺学的历史主义传统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普列汉诺夫在《没有地址的信》中明确指出：“我对于艺术，就像对于一切社会现象一样，是从唯物史观来考察的。”④ 他认为文艺学和文艺批评“只有依据唯物史观，才能够向前迈进”。⑤ 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明了艺术的起源，阐明了阶级社会中社会物质生产和艺术发展的复杂关系，强调了“社会心理”作为中间环节的作用。他对艺术发展规律的理解既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又不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教条，这对于文艺学历史主义的阐释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列宁文学批评的方法论核心也是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他总是把一定的文学现象放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把它看作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他把托尔斯泰的创作和思想的基本性质和基本矛盾看作是19世纪最后三十年俄国实际生活的表现。在《纪念赫尔岑》(1912)中，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把赫尔岑放在俄国解放运动三个阶段的广阔背景上来加以考察，由此确定他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同时，他把赫尔岑的精神悲剧、他的动摇和弱点，看成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性已在消亡(在欧洲)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性尚未成熟的那个具有世界意义的时代的产物的反映”。⑥ 从批评实践来看，列宁文学批评运用历史主义原则所呈现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历史评价和党性原则的结合。正如卢那察尔斯基所说：“整个列宁遗产所特有的战斗的党性的精神，这份遗产所固有的政治尖锐性同哲学深度和历史具体性的结合，必定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富有创造力量，过去和将来都是如此。”⑦ 这里所说的“历史的具体性”就是指历史主义的原则；而历史主义和党性的结合，主要是指在对文学现象做出分析时，要公开站到一定的阶级立场上做出历史评价，并且把它同当代的迫切问题联系在一起。列宁文学批评这一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对历史主义的理解。 三 19世纪的俄国文论虽有深厚的历史主义传统，但到了20世纪，这一传统却面临着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严重挑战。伊格尔顿把俄国形式主义看作是20世纪文论的开端。⑧ 俄国形式主义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对俄国文艺学存在的只重视社会历史分析、忽视文学审美特性、忽视语言形式分析等弊病的反拨。形式主义论者力图从文学自身的形式结构来理解文学，尖锐地提出文学的自主性问题，把文学研究封闭于文本之中，封闭于语言、结构之中，从社会历史转向文本，在文学研究中抛弃了历史主义原则。 面对形式主义的挑战，俄罗斯文论并没有放弃历史主义的原则，依然坚持文艺学的历史主义传统，在专著和教科书中依然坚持运用历史主义原则来分析文学现象，研究文学理论问题。其中最为突出、影响最大的文论专著有梅拉赫的《列宁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文学问题》(1947-1970)、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集体编写的三卷本的《文学理论》(1962、1964、1965)、苏奇科夫的《现实主义的历史命运：关于创作方法的思考》(1967、1970)等。这些专著不仅继承了19世纪俄罗斯深厚的历史主义传统，而且，20世纪的俄罗斯文论，从总体上说，也从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那里吸收了养分，使自己得到更新和发展。同时，由于俄罗斯文论历史主义传统的强大影响，俄罗斯文论的形式结构研究也不同于西方的形式结构研究，俄罗斯的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也从历史主义那里吸收养分，以克服自己的不足。例如，以洛特曼为代表的结构符号研究在重视艺术文本的语言和结构的同时，也主张语言结构的研究同历史文化语境研究相结合，主张艺术作品是艺术文本和非文本结构的统一体。 下面通过分析普洛普、巴赫金和赫拉普钦科这几个理论家个案来看看20世纪俄罗斯文论的历史主义是如何同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相融合的。 众所周知，普洛普是俄罗斯著名的文艺学家，民间文艺学家。他继承了俄国文艺学经院学派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的传统，在《故事形态学》(1928)中，利用形态分析的方法，对大量俄罗斯神奇童话故事的内部结构进行分析，揭示故事构成的结构要素和诸要素的相互关系，归纳出神奇故事的31种功能，从而把故事学的研究从传统的外部研究转向内部研究。然而，许多人有所不知的是，普罗普还另有一本专著《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1938)。现在看到的《故事形态学》只有九章，其实原稿还有第十章，内容是分析故事的历史根源。出版时，日尔蒙斯基建议他将这一章拿出来加以扩展，单独成书。普罗普接受了这一建议，又用十年时间写出了《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在这本著作中，普罗普从文本转向历史，从结构类型研究转向历史类型研究。他力求将故事与历史对比，找到神奇故事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文化根基，解答故事从何而来的问题。他认为由成年礼和原始人的死亡观念这两个系列产生的绝大多数母题是神奇故事的主要源头。他这种研究把结构功能研究和历史起源研究、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有机结合起来，继承和发展了俄罗斯文艺学的历史主义传统。 巴赫金也是这样，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阐明了他对诗学的看法，这部专著虽然批判形式主义，但与形式主义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诗学研究方面，他主张从形式切入，从体裁切入，把形式和体裁放在重要地位。他认为“体裁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⑨“诗学研究恰恰应从体裁出发。”⑩ 在专著中，他高度评价作家在小说体裁方面的创新，指出他创造了区别于独白小说的复调小说。他认为作家是通过复调小说的新形式来表现他对生活的新发现，只有紧紧抓住作家体裁的创新，才能真正把握作家创作的本质。然而，我们必须指出，巴赫金并不满足于对复调小说体裁、情节布局和语言等方面的分析。他在对复调小说作出共时分析之后明确提出：“我们该从体裁发展史的角度来阐述这个问题，也就是把问题转到历史诗学方面来。”(11) 于是，他对复调小说体裁的源头即狂欢体的历史演变做了详尽的考察。他认为只有了解狂欢体的历史演变过程，才能深入地把握复调小说的本质和特征。他说：“我们越是全面具体地了解艺术家的体裁渊源，就可以越发深入地把握他的体裁，越发正确地理解他在体裁方面传统和创新的相互关系。”(12) 在巴赫金的诗学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体裁诗学和历史诗学是融为一体的，结构研究和历史研究是紧密结合的，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是相互贯通的。 赫拉普钦科是20世纪俄罗斯文艺学的大家，是文艺学界唯一的列宁奖金获得者。他的研究领域涉及文学基本理论和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各个领域，他在1974的论文《历史诗学及其对象》中首次提出建立马克思主义历史诗学是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面临的任务。1986年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出版的论文集《历史诗学：研究总结和前景》收有赫拉普钦科的论文《历史诗学是主要研究倾向》，他在论文中系统地阐述了历史诗学研究的方向和任务。他认为历史诗学应当研究“诗学意识及其形式的演变过程”，历史诗学不应当局限于研究诗歌语言、情节、风格和艺术手段演变的历史，还应当考虑到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的历史发展。他指出历史诗学应当在广阔的思想文化视野和美学视野中“研究形象把握世界方式和手段的演变，研究这些方法和手段的社会、审美功能，研究一系列艺术发现的命运”。(13) 他认为历史诗学的基本内容应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总的历史诗学的建立；各民族文学的诗学研究；杰出语言大师的诗学研究；各个文学种类和艺术表现手段演变的研究。赫拉普钦科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诗学继承了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的传统，同时又有新的发展。历史诗学研究由于体现了诗学研究历史和结构的融合，被苏联科学院下属的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和俄罗斯文学研究所列为“最主要、最有价值的科研方向之一”。(14) 四 从俄罗斯文论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历史主义是俄罗斯文论的重要传统，而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的融合又是俄罗斯文论发展的趋势。这种融合最终将形成“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相贯通、形式研究和内容研究相结合、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相渗透的研究格局，为文艺学发展开拓新的理论空间。 注释： ①⑨《巴赫金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63、368页。 ②③《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595、582页。 ④⑤《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309、344页。 ⑥《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26-127页。 ⑦《卢那察尔斯基文集》第8卷，莫斯科，1967年，第406页。 ⑧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2页。 ⑩巴赫金《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漓江出版社，1989年，第174页。 (11)(12)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年，第155、220页。 (13)《历史诗学：研究总结和前景》，莫斯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3页。 (14)格·别尔德尼科夫《荣获各民族友谊勋章的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见《苏联文学》1985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