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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古典主义绘画艺术发生在理性启蒙的高峰期，艺术中的理性启蒙精神成为可能，由此形成古典主义绘画艺术精神追求中的三个重要症候，即从膜拜彼岸的神的虚幻世界转向关注此岸的人的现实生存空间；对死亡意识的深刻思考和焦虑；理性至上的美学追求。 【关 键 词】古典主义绘画/理性启蒙精神/普桑/达维特 【作者简介】张兴龙，淮海工学院文学院。（连云港 222005） ［中图分类号］J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590（2009）02－0101－04 对于西方古典主义艺术的一切相关阐释，首先面临的是如下两个学理性命题：一，对古典主义这个“宏大话语”进行“微观叙事”，换言之，为本文的古典主义相关阐释设置一个具体客观的语境。古典主义这个概念在学界一直存在着较大分歧：有人把公元前一千年至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所谓古典艺术称作古典主义，也有人把古希腊为代表的古典艺术精神在此后不同时代的复兴称为古典主义。本文所说的古典主义是特定历史时期的艺术思潮，它起源于17世纪的法国，盛行于17—19世纪的欧洲，并且在这个特定的“历史区间”内形成了典型的风格，从而与此前的文艺复兴及此后的浪漫主义都存在鲜明的差异性。在为古典主义设置了具体的语境之后，剩下的一个问题则是，二，如何在方法论上对内涵丰富、包容性极强的古典主义进行共性特征研究。虽然我们把古典主义界定到17—19世纪这个相当具体的“历史区间”上，但是，古典主义艺术自身并不是铁板一块。学界对古典主义的阐释也更倾向于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的划分，即以普桑为代表的崇尚永恒和自然理性的古典主义、达维特为代表的“革命的古典主义”，以及以安格尔为代表的追求形式完美和典范风格的“学院古典主义”。不同时期的古典主义艺术理念差异较大，对古典主义采用“一言以蔽之”的共性研究必须拥有学理性的依据。马克思说，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为此，在艺术形态上，以古典主义艺术最具有成熟形态的绘画为研究对象；在艺术家和作品选取上，以三个时期最代表的艺术家和作品为研究个案；在艺术精神上，以三个时期古典主义绘画作品中最具鲜明时代特征的理性启蒙为阐释论题。试图通过古典主义艺术最高逻辑环节的“人体解剖”获得理解整个“猴体”的钥匙。 一、古典主义绘画理性启蒙精神发生的可能性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性思维。[1]P384理性启蒙精神的发生并非始于古典主义绘画。事实上，自人类主体性建构的那一天起，理性启蒙精神就开始萌发了，其大规模、集中性地爆发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已经开始。从字面上讲，理性启蒙运动就是启迪蒙昧，反对愚昧主义，提倡普及文化教育的运动。但是，单就其精神实质来看，它实际上是一场宣扬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体系的运动，并非单纯的文学艺术运动。而到了古典主义时期，理性启蒙精神运动超越此前任何一个时期，遍及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从而使得整个西方古典主义艺术呈现出鲜明的理性启蒙时代，进入其最辉煌的阶段。具体表现为： 首先，以自然科学为标志的理性科技在这个时期内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以18世纪英国瓦特发明蒸汽机为代表，人类真正揭开了工业文明时代。科技的发展对于人类的思维产生直接的冲击作用，对于艺术家而言，一切艺术创作都无法离开艺术家自身主体对于社会的体验和感受，换言之，艺术就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能动的反映。正如后殖民主义学者赛伊德所言，没有人曾经设计出什么方法可以把学者与其生活的环境分开，把他与他（有意或无意）卷入的阶级、信念体系和社会地位分开，因为他生来注定要成为社会的一员。这一切理所当然地继续对他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产生影响，尽管他的研究及其成果的确想摆脱粗鄙的日常现实的约束与限制。[2]P13科技革命对社会环境造成的翻天覆地般的冲击深深刺激和影响了古典主义时期的艺术家。前期的普桑标榜的崇尚永恒和自然理性，就与当时西方自然科学技术的蒸蒸日上具有血缘纽带关系，中期的达维特被公认为是“革命的古典主义”，离不开当时自然科技理性对社会政治革命产生的直接冲击，后期安格尔的“学院古典主义”则与科技生产力对人自身产生的“异化”负面影响有关。 其次，以法国、德国的启蒙思想家和哲学家为标志的民主启蒙精神对古典主义艺术家的影响。在德国，康德为代表的哲学思想高扬“人向自然立法”，把人的社会主体性从自然客体的压制下解放出来，康德本人对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推崇，使得他对于真善美的哲学探讨具有浓厚的理性精神，这对于当时欧洲艺术家有着重要的影响。把人性解放、民主意识、革命创造的理性启蒙精神发展到极致的则是法国的卢梭、狄德罗、伏尔泰、孟德斯鸠四大启蒙思想家，他们不仅是本国理性启蒙精神的开创者，而且是整个西方乃至整个人类理性启蒙最著名的代表。古典主义艺术一般被认为直接发源于法国的17世纪，也就是说，在古典主义开始发生的一刻起，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就弥漫在开启蒙昧、精神解放的理性孕育和繁盛氛围之中。其导致的结果甚至直接影响了法国政治大革命，对于当时艺术家的创作观念的触动，以绘画艺术为中心，波及到建筑、文学等多个艺术领域。古典主义中期的代表人物达维特，他最初的老师是他的一位亲戚罗可可画家布歇，后来又拜在皇家美术院教授维恩的门下，一直认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美术才是近代画家的学校，也是近代美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回到法国后，很快接收了启蒙思想家狄德罗的激进思想，对封建王朝的腐朽现象深恶痛绝。画家因曾在1793年在国民议会投票赞成判处路易十六绞刑，而被流放到比利时。[3](P45)他把古典主义艺术与革命追求结合起来，希望以古代英雄鼓舞市民，宣传革命。1781年展出了第一幅有影响的作品《求乞的贝利萨里》，通过描绘一个被统治阶级抛弃街头的东罗马帝国大将的悲剧命运，表现对统治阶级的不满。当大革命的风暴到来时，还以社会活动家、革命家的身份积极投身革命斗争。他是雅各宾党人，1792年当选为国民议会代表，并担任艺术委员会和国民教育委员会委员等职。他公开倡导艺术必须为政治斗争服务。他说，艺术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为了帮助一个政治概念的胜利而存在。[4](P214-215) 再次，文艺复兴高举的人文关怀的理性启蒙精神对于古典主义也具有深远的影响。吕思勉说：“天下无无根之物；使诸子之学，前无所承，周、秦之际，时势虽亟，何能发生如此高深之学术。”[5](P89)虽然古典主义绘画的产生与文艺复兴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时代背景，文艺复兴之前西方正处于历史上最黑暗的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压迫下，因此，对于人性自由的解放是文艺复兴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文艺复兴并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实现人性解放的问题，紧随其后的工业技术革命以及思想启蒙家则来继续完成这一沉重的历史使命。从普桑到新古典主义的代表安格尔，都在有意或无意地延续了文艺复兴中对于人的精神启蒙之使命。因此，表现出了“主张理性至上，强调人性、理性的理想美”共性特征。[6](P93) 二、古典主义绘画理性启蒙精神的三个症候 首先，从膜拜彼岸的神的虚幻世界转向关注此岸的人的现实生存空间。古典主义绘画大师们大大深化了文艺复兴人文关怀的内涵，被称为“法国绘画之父”的普桑，他的作品庄严生动又不乏激情，虽然题材仍然多为宗教、神话、历史故事，但是画风严谨，精细，色彩明亮，充满热情和生命力，追求内在深沉、稳定、庄严的古典美和理想美。尤其是他对于绘画艺术理念上，坚持认为画家应该表现人类的尊严，表现逻辑性和哲理性，画出事物应有的体貌，合乎理性而又高于现实，《阿尔卡迪牧人》、《四季》鲜明地体现了他这种创作观念。[7](P334)在普桑的笔下，神话人物都具有一种高雅气概，画家注重强调人物形象端庄的一面，尤其是女性形象。把膜拜神的彼岸虚无世界转向人的当下现实生存最高典范的当属古典主义中期代表的达维特，一方面，他的绘画作品更关注现实生活中的人，例如著名作品《拿破仑的加冕大典》就是对于生活中具体人物事件的创作；另一方面，他对现实中人生存状态的关注更侧重于残酷而沉痛的一面，其最著名的作品是《荷拉斯兄弟的宣言》，题材来自古罗马历史故事。古罗马城与邻邦阿尔巴城作战，为避免太多的伤亡，双方决定各派三名勇敢的同胞兄弟代表各自的城邦决斗，而罗马城的三兄弟的姐妹恰好是对方的未婚妻，不论决斗结果如何，对荷拉斯家族都是不幸的悲剧。画面上是三兄弟出征前向父亲宣誓，中间的父亲为孩子们祝福，而画面右侧是沉浸在悲剧中的母亲、妻子和姐妹。背景是古希腊柱式和拱门，将画面分成三部分。全画庄严、简洁、沉稳。[8]P215艺术家选取自相残杀的兄弟手足之情的沉痛为主题，把人类生存的现实残酷性真实地放置在艺术中，这种从虚幻到现实的关注转向是艺术家正面人生现实的积极表现。后期的安格尔，以人体美的绘画作品，如《泉》、《大宫女》、《瓦平松的浴女》、《土耳其浴室》等著名，虽然相比较前期和中期明显逃避现实，但是，选择女性身体作为绘画的主题则体现了现实人类生存感性欲望的关注和理解。正如恩格斯曾经说过的，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9](P300)把女性裸体作为绘画艺术的主题，在冲破专制制度和道德教条的禁忌角度上，无疑是妇女解放理性启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死亡意识的渲染和焦虑。斯宾格勒认为，在每个民族的源头，都有一种醒觉意识存在，它决定了该民族的精神结构。这种醒觉意识在本质上就是死亡意识。在人的存在被死亡意识惊醒后，它也就开始了它作为一个与自然王国相对立的自由生命的历史进程。正是在这一进程中，人类发展成为具有主体性结构的历史存在。[10](P84)而死亡意识是同人的个体化齐头并进的，是同单一个体的确立齐头并进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对于死亡意识思考的程度如何，成为衡量人类文明进步和理性解放的重要标尺，虽然这种思考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开始，但是，并没有也不可能结束，尤其在西方神本主义文化语境下，人对生命易逝的现实世界的焦虑与对神的生命永恒的幻想世界的憧憬是相生并存的。因此，在古典主义时期，绘画家们对于死亡意识的旧事重提无疑是理性觉醒的一种标志。普桑最著名的作品《阿尔卡迪的牧人》就是这种理性启蒙的反映。这幅作品描写三个牧羊人和他们的女友，正在一座墓前猜测和解释墓碑上刻的铭文：“即使在阿尔卡迪亚也有我”。阿尔卡迪亚是希腊的一个地区，被人称为乐土。这个坟墓和它的墓志铭告诉年轻的牧羊人和他们的女友，即使在这样美好的地方，死亡也是不可避免的。[11](P151)普桑在这里将自然的永恒与人生的陨落联系在一起思考，具有一种崇高而深刻的哲理性。他揭示了大自然的奥秘以及人类死亡不可避免的规律。“整个画面是对生与死，乐土与坟墓，自然与人类，永恒与瞬间的理性思索。可以说，这幅古典主义绘画杰作，正是以寓意的手法和富于理性的形象，表现着深刻的主题精神，生与死的问题。”[12](P21)因此，罗丹称普桑是生命的窥视者，他正在窥视大自然的奥秘，领悟生与死的规律。中期的达维特在其著名的《荷拉斯兄弟的宣言》中把生存的痛苦和面对的死亡表现了出来。古典主义绘画大师们这种坚持“为自己的灵魂操心”的理性启蒙意识是十分鲜明独特的。 再次，理性至上的审美追求。虽然古典主义绘画理念三个时期差异很大，但是，就其整体共性风格而言，都竭力追求一种完美的崇高感，在表现形式上创造一种完整的典型性，塑造一种类型的艺术形象。在技巧上强调精确的素描技术和柔缓微妙的明暗色调，重视理性而忽视感情。追求宏大的构图和庄严的风格和气魄。[13](P42)这既是受到理性启蒙中的自然科学影响的结果，同时，也导致了把自然科学运用于艺术创作，从而实现理性至上的美学追求。古典主义早期代表的普桑，其绘画题材具有“崇尚风格”。约从17世纪30年代起，普桑致力于古代艺术的研究，画过许多古代雕像的素描，对他们作了比例测量。他这时正倾注着全部精力来研究古代希腊罗马的雕像，只要走进古罗马的废墟，他就会废寝忘食。他从古代艺术品中发现了古代艺术家的理性，从而也培养了对理性美的追求。[14](P43-44)中期的达维斯最著名的绘画作品《荷拉斯兄弟的宣言》，在关注现实生存苦难的人文关怀背后，意在宣扬公民的美德，即为了祖国的荣誉就必须放弃个人的利益。艺术家希望以此号召法国公民为推翻封建君主而勇于自我牺牲的理性至上精神。[15](P215)而其中创造出来的“纯粹的理性”美学风格一直让后来的艺术家津津乐道。 康德说，人与动物不同，就在于不仅能够“感觉到自身”，而且还能够“思维到自身”。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人类理性思维的精神觉醒和启蒙，不仅是人类区别于一般动物的标志，而且还是古典主义艺术作品能够在伟大的文艺复兴时代人文关怀之后，再次掀起一个更具有广度和深度的精神解放的内在驱动力。当然，即使在此期间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古典主义并没有完全实现人类理性启蒙的终极任务，但是，其对于理性启蒙精神的巨大成就，即使在开放进步如斯的今天也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和思想资源。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2]赛伊德．东方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9. [3][13][14]宋立达．艺术·种源（西方绘画卷）[M].北京：金城出版社，2006. [4][8][15]李少林．中外文化艺术史丛书——西方美学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 [5]吕思勉．经子解题[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6]陈世宁．西方美术通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7]张维青，高毅清．中外艺术史要略[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0]刘士林．中国诗性文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11]崔庆忠．世界艺术史（绘画卷）[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 [12]张石森，刘娟．西方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艺术[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