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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人才辈出，先师黄独峰出生于1913年，少年黄独峰作为独子而婉拒乃父之继承家业的要求，而求学于高剑父的春睡画院，及至1949年赴香港避内地战事时恰遇张大千而入大风堂，使得其在中青年时代就得以师事于两位艺术巨匠，成就了其传奇的学艺历程。 高剑父培养的学生中成大师者众矣，关山月、黎雄才、黄独峰、赵少昂、方人定等等。而张大千先生的大风堂门下培养学生数以百千计，虽然如此，却只出现了两位响当当的门徒：黄独峰与何海霞。而此两人均是先扬名而后入师门的画家。转益多师也是中国文化薪火相传过程中的一种好现象，如李可染也同时投师于齐白石与黄宾虹。 独峰师曾对我说，入春睡画院期间磨练到了文化气度，入大风堂则学到了笔墨传统正脉。我认为从渊源上说，很明确，独峰师是以高剑父的研究方法为前导，而高剑父的方法乃是结合中国画、日本画及西洋画的一种得时代风云际会之胜的绘画法度和新式思潮。之后渐渐踏入中年的独峰师在肯定高剑父成就的同时隐隐感到不满足，入大风堂以求学术进一步圆融为其主要考虑，同时也折服于张大千师的宋元绘画法脉以及石涛研究的巨大成就。 所以我们现在观察独峰师的画作，在岭南画派的奇崛风貌中，存在着强有力的中国古典笔墨的法统。独峰师一生培养学生无数而正规研究生只招过两届5人，5人中现在还坚持本专业的还剩4人，4人中按年龄计，有陈玉圃、黄格胜、我和白晓军。我们大约在心目中都同时把高剑父与张大千都并列尊为祖师，其中恐怕又以大风堂这条线更加引以为傲一些。因为从这几个人的画风来看，石涛上人重写生、重写意的血统更为明显。“师承”二字说穿了就是和街坊间议论小孩子，鼻子像爷爷、眼睛像妈妈之类的说法没有什么两样。当然，人的长相40岁前是父母给的，40岁后就是自己修出来的了。习惯、文化、修身、社会存在等等，会使你生出一个更有内涵的自我。但归根结底，即便到老，父母的面貌特征或多或少总会终身投射在你脸上。 所以，当2009年由四川内江市委市政府举办的纪念张大千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我应邀作为大千先生再传弟子发言的时候，登台亮相的我心中是够理直气壮的。假若是有另外一个纪念高剑父的大会，如果再让我作为高剑父的再传弟子而发言，我恐怕就会缺少底气。 从独峰师晚年发起石涛艺术研究会并且任会长，书法题字又常常以石涛名句为内容这点来看，独峰师在内心深处恐怕是更加偏重于大风堂。但是世人评述其写生的成就，则是在春睡画院奠定的基本功。所以，传统不是一种狭隘的、摆地摊式的一家招式而是大师言传身教，然后积之而成的综合法度与精神力量。独峰师的两条法脉都十分重要不可偏废，两种师承糅合而得来的是重写生重现实又坚持古典法度的一种十分全面的富于艺术生命力、富于个性的鲜明的绘画特色。这套绘画法度从他入桂的20世纪60年代起，可以说是直接成就和间接影响了广西国画坛最少20年以上。广西国画界有今日的这种蓬勃向上局面，追溯起来可说是由独峰师的恩泽所至。写法、色法、墨法、水法等等，这种全方位的中国画山水、花鸟画的重要法度，之所以能在广西开花结果、传承开来，独峰师是居功至伟的。这里就没有必要列举一些统计数字了，文化，无形的资产也，只能意会之。总之对于广西国画界，黄独峰于60年代入桂授教，在我的感觉中很有些六祖慧能持佛祖衣钵南来传法那种味道。 我这种感觉不是读了他老人家的研究生之后才生发出来的，而是在读大学时期就有了的。我读大学时是77级，独峰师到教室授课，学生们全情投入，全体学生围着主画台，众目顺着独峰师笔头的移动而移动。独峰师以笔调墨、调色，如同提兵打仗，激情中很合秩序，下笔稳准狠。笔纸相触，飒飒作响，全神贯注，意念完全在画纸上。同学们看呆了，心生折服。画完之后，他口中往往还迸出掷地有声的两个字“气、魄”！使我等更是如醉如痴，心潮澎湃。他擅长方言，口中这两个字还带有古音中的“入声”，故听起来十分响亮悦耳。我想：他说出这俩字，不是属于自我表扬性质，而是在提醒我们，光接受些许画技远远不够，要有无形的精、气、神来把驭画幅，才能打动人心。 大学二年级时，独峰师应美术系染织与装潢班同学之要求，给他们授花鸟画法两周，每日讲课示范连续画了几十幅示范画。这些画画好后，就留在教室给大家临摹、观摩，一直留了两个多月才由班长收集上交独峰师。我们国画班的同学也到染织班去临摹，琢磨再三，受益匪浅。这些落款“戊午”的小幅花鸟画，于2012年在上海荣宝秋拍卖时拍出20多万元一幅，想想当年，这些合计上千万元的画都留在没有上锁的教室中达两个多月，供大家临摹，这也是艺坛逸事一桩了。也说明独峰师的体察人情，爱护学生，为了教育而丝毫不吝啬羽毛。 行笔至此，还想起另外一件事，我们上书法课，每由独峰师亲授。独峰师的书法非常了得，学孙过庭及黄庭坚凡数十年，写得一手漂亮遒劲的行草。但他上课时为了开拓大家的视界，居然也把自己收藏的名家书法带来经大家“开眼”：有齐白石、康有为、张大千、高剑父、于右任、沈尹默、何海霞等人的原作。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白石老人的真迹，就是这张“写生妙手”，落款为：独峰方家存，白石老人。钤印为“白石”及“三百石印富翁”。看到这些真迹，对于莘莘学子们而言，与其说是为了学习提高技巧，不如说是提供了激荡胸怀、确立远大志向的一种时机。在当时，广西艺术学院办学条件还不是太完善，连展柜、展示室、美术馆都还不齐备的情形下，独峰师对同学们真是用心良苦，让我们大开眼界。我1981年大学毕业，到广西博物馆工作，又于1984年重新考入广西艺术学院攻读研究生，从此开始了每日随师学习的阶段，老师每日早上5时来到南湖边打太极拳，7时准时到课室视察一个小时以上，或示范，或讲课、讲画理，或者看同学们的作品，提出改进意见。我觉得他老人家比大学时代更为严厉些。一次独峰师见我未交先前布置好的作业，问询之。我答：因为要完成外语习题而未来得及作画，他老人家不开心了，语气低沉地发问：你是来学画的还是来学外语的？作为画家，画画这件事是不是应该优先？至今，我都自觉地坚持每日将画画放到精力集中、时段最完整的时候去完成，习惯就是从那天早晨开始形成的。对顽冥不化的学子来说，师傅的当头棒喝也是十分重要。师傅言传且身教，他精于太极拳，他的作画也微微呈现太极的身段，运笔也有太极味出现，刚柔相济，腕和指配合使转，顿挫有致，沉着而痛快。 对学生要求严格只是他教学姿态的一面，他其实是一个幽默有趣的人。因为他是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常到首都开会，信息非常灵通，他对许多时事分析得精辟入理，而最后总结完了又大逆转地说一句：“不懂！我不懂啊”。这就叫做“茶余饭后”。但是独峰师的教学体系则是相当严密。画画是难以自学成才的，任何行当都不太可能自学成才的。正是独峰师完整地传授了教科书中所学不到了法度知识和开示了从艺的各个关键要点，才使我等受益无穷，并且得以在今日的教学实践中又向学生们传承下去。 我读研时独峰师70岁出头，我们3个研究生都是二十四五岁。一次随独峰师到九华山写生，他作画的动作很快，用水性钢笔作山、溪、云、屋宇的记录，十来分钟或几分钟一幅，画完立马转移地方，他是健步如飞。1989年新中国成立40周年国庆的前夕，他和我同时受北京市政府及天安门管理处的邀请到北京为天安门城楼作画，趁此时机，他还对我今后的创作方向作出了良好建议，其时正值中国85美术新潮后期，那几年我颇受西方现代美术的影响，画路上有点追求新奇古怪。独峰师语重心长向我指出：“梁耀啊！一味求新，不是中国画的出路，不是一条良性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画到后来可能就找不到方向了。只有找到一条融入传统的创新之道，每月、每星期都可看到画艺积累、良性循环地渐进，才可能有兴趣与毅力持续地坚持。‘治大国如烹小鲜’，这话对画家也适用，慢慢会见效果，不要随便突变为好！要好好研究宋元绘画。”我闻言而反思，在北京作了巨幅山水画“天地氤氲 ，万物化醇”一图，他后来对我说，此图笔墨于轻松处见严密，稍合于元代山水的法度，还不错！我后来的山水创作是沿独峰大师指出的路数进行实践，事实证明独峰大师所言不虚。包括书法在内，我80年代时作书法也是一味求新，现在翻出来看当时的字虽有个性，但十分稚嫩，不足观也。觉得还是后来系统学了二王之后，字开始有点看头了。要学会向强大文化传统妥协。中国的古代字画系统巨大、内涵丰富，有一条良性发展路径蕴含于内，如果撇开它而另起炉灶，就很可能失去了遗传密码而沦为异数，会立即变得滑稽而且苍白无力，只有融入才能防止野狐禅的发生，这就是藏在中国字画文化中的哲学。 独峰师富于传奇色彩的一生，均围绕着中国画学而展开。晚年患病卧床，还对作画念兹在兹。1997年底我从日本回来到他家侍侯汤药之际，还和我相约等他病好了之后，要和我结伴重返日本京都写生。可惜天不假时日，1998年独峰师与世长辞。纵观今日之广西国画界现状，传承之火正炽，独峰师于此居功至伟。今年是其百岁诞辰，更令我等缅怀他老人家，感其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特撰一诗曰：下笔生神韵，江山赖此公。东洋春睡毕，南海唱大风。八桂参书史，五岭传画宗。斯人行未远，杰作墨尚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