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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写实艺术在新中国美术学院教学体系中地位的确立，美术院校几十年来所推行的教育方式都是“写生教育”，从入学考试到基础课程的教学，“写生”始终伴随着一个学子的成长。 然而，前辈艺术大家奉行的这种写生之路，今天却慢慢地出现了异变，采风成为旅游，写生现场甚至搬到了酒店。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孙景波回忆说，当年他的老师们带着学生写生，都是到艰苦的环境中去，一去就是几个月、半年的时间，到煤矿就和工人一起下井，到农村就和农民一起耕种，一起吃饭、聊天，用一只铅笔和钢笔就能描绘出让人感动的作品。近些年大家也在不断采风、写生，美术学院也都把写生课作为教学中的重要环节，但是写生与创作的关系、写生和画家的关系却出现了变化。一个最突出的感觉是，许多画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优越感和“贵族化”倾向。一些到地方采风的活动，有着很高的接待规格，住着五星级酒店，围着穿民族服装的当地模特画画，回来搞一个展览……但是这些创作并没有将感情深入其中，画面的人物形象透露着冷漠的气息。 张仃在《论写生》一文中曾写道：“我重视写生，我重视情景交融的直接感受。直接写生得来的东西，即使粗糙、不成熟，但是有生气，清新而有活力!我的写生，不是传统的方法，宾翁与一些老画家到名山大川是‘搜尽奇峰打草稿’，主要靠观察与记忆，目搜心摄，然后回来再画。我的对景写生，本身就是创作。由于学画的经历不同，我选择自己以为可行的方法。”写生应该是因画家而异的，并不是所有对象都可能进入画家的情感世界，应该警惕以深入生活为名蜻蜓点水式的采风、写生活动，这本身是对写生精神的消解。而对于解决具象艺术面临的危机和挑战，艺术家富于情感和创造性的写生正是一条可行的道路。艺术家应该在写生的过程中对描绘的对象有一种塑造，这就需要艺术家真正走进生活、带有感情地进行创作。“今天我们看黄胄的作品依然很生动，但黄胄能够打动我们，并不是他画得很像，而是在于他有自己对于形象的理解，给画面注入了生活的趣味。今天的很多画家写生水准远不如黄胄一代人。” 《美术》杂志执行主编尚辉说。 年龄略长的艺术家都会有这样的印象，上一辈艺术家的写生活动既是政治上深入生活的要求，也是他们艺术创作的真实需要。尽管如今他们的作品会受到为政治服务的质疑，但就具体的创作而言，艺术家们在和工人、农民相处的过程中赋予作品的情感深度始终让人感动。如今的艺术家们盛行采风，常常以“名画家”的优越感在各地受到高规格的接待，住在五星级酒店，在自然风光中游走一番，找些少数民族模特画几张画……采风变成了旅游，写生则被拍照所替代。这些画家们清楚，凭自己的“本事”，写不写生画出来也是那个样，画出来那个样总会有人花高价钱购买，采风的意义仅仅是自己来写生了。一位参观了展览的画家曾感慨：“当前整个所谓写实画派和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出现没落，就因为画家当中不自觉地出现了官场腐败式的生活，这些在慢慢销蚀着艺术家的意志和现实主义的精神。” 近年来，西方当代艺术的观念在中国不断被复制，多媒体、装置等艺术形式日益流行，在不少学人和艺术家眼里，对艺术材料、语言本体的创新才是正途，通过写生的途径进而展开艺术创作，已然是不够“当代”、缺少思想的过时品种。但为何缺少思想，缺少引起当代观众共鸣的精神和情感内涵，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写生本身，而在于艺术家们应该如何看待写生、看待写生与艺术创作两者之间的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