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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关《清明上河图》艺术特色、审美情趣的探讨 马新宇先生从绘画艺术的视角出发，对“秋景说”和“四季景说”提出质疑，认为作者巧妙地寓春意于画理画趣之中。[50]作者能够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结合艺术的审美情趣，提出自己的见解，新颖别致，令人深思。同时也为《清图》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有利于研究的拓展和深化。周峰先生认为《清图》较多地涵有市民阶层的审美情趣和生活理想的成分，反映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某些向往和爱好。[51]笔者以为，该图是一幅伟大的现实主义风俗画。周氏之说是对《清图》的误解，从某种程度上降低了作品的艺术价值。郝大微先生以《清图》为参照，探讨了宋代市肆风俗画的艺术特色和审美情趣。[52]刘远修先生讨论了《清图》的情节艺术，认为作者通过一些戏剧性的情节与写实的细节描写，使北宋都城汴河沿岸清明时节的风俗景观生发出活灵灵的艺术图画，表现出较高的情节艺术水平。[53]彭清深先生对《清图》描绘的内容和艺术特色进行了概括，认为它是中国绘画艺术的现实主义杰作，画面所表现的题材内容具有高度的历史文献价值。[54] 总之，美术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清图》的绘画艺术进行了探讨，将“清明上河学”的研究继续推向深入，给人一种“柳暗花明”之感，这是令人欣慰的事情。但不少研究者史学素养不高，对基本的史实和张择端生活的社会背景不了解；史料的征引上大多转引或采用二手、三手资料，出现了不少错误，学风的严谨上还有待加强。 六、关于《清明上河图》真伪的争论 《清图》自问世以来，历代多有仿本、摹本、赝品的出现。时至今日，流传海内外的《清图》的著名传本已达30多种。《清图》的真伪长期以来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热点问题。 在众多的传本中，究竟哪一本是张择端的真迹，学术界把目标集中在分别收藏于美国的“元秘府本”、台北故宫博物院《清明易简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石渠宝笈三编本”《上河图》。其中北京所藏被大多数研究者确定为张择端的真迹，如徐邦达、张安治、郑振铎、启功、周宝珠等学者均主此说。最近一位多年研究《清图》的著名西方学者、中国艺术史教授韦陀先生在其论著中再次对北京藏本给予了肯定。[55]在对图本的研究中，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有两大系统：一是北京藏《石渠宝笈三编本》为一大系统，该本在流传过程中保密性强，见之者少，摹本很少。另一系统元秘府、《易简图》、东府同观本等，摹本虽有差别，但共同之处较多。近年来，这一观点遭到了孔庆赞的质疑。[56] 如何辨别本子的真伪，周宝珠先生提出了几条建议：(1)看城墙是土城还是砖筑，宋代内外城均为土筑；(2)看虹桥是否为木结构的单孔桥，这种桥为宋代汴河的一大特色(唐寰澄先生从建筑学的角度出发，得出了一致的结论[57])；(3)看有无瓮城，东京外城无瓮城；(4)看画风是否符合宋画风格和笔法。[18]诚然，北宋都城开封的城墙是土筑的，历史记载和考古界均已证实。遗憾的是，元秘府本和《清明易简图》都将其绘成砖墙，显然不是当时人所画，而是后人所作。周先生在开封生活40余年，又是宋史、宋都开封和城市史研究的大家，其上述观点有一定道理。 《清图》本子的真伪，目前仍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一时间令人难分轩轾。众多复制品和摹本的出现，某种程度上对《清图》起到了宣传作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它如此巨大的艺术魅力和重要的社会、文化价值。 七、关于作者及作品创作时间的争议 张择端的身世，史籍缺乏记载。长期以来，关于他的生活时代与《清图》创作时间也是学术界激烈争论的问题，直到目前仍未达成共识。就近年发表的论著看，关于张择端生活的时代有以下几种观点：(1)“北宋时期人”，研究《清图》的大家如张安治、周宝珠以及英国学者韦陀等均持此说，也得到大多数研究者的认同。提出此说者从《清图》画面的内容、金人的题跋、北宋时期的画风等几个方面来论证自己的观点。(2)“金人说”，刘渊临、孔宪易先生等为其代表。[58]这一观点遭到了诸多研究者的质疑。周宝珠先生对“金人说”的论据逐条进行了批驳，指出了该说诸多相互矛盾之处。如刘渊临承认张择端在宋徽宗政宣以前(1111年-1119年)即游学汴京，并开始画《清图》，在金天辅五年(1121年)《清图》已告成。而天辅五年正是宋徽宗宣和三年，而北宋沦亡是1127年。由刘先生的论据判断也只能得出张择端是宋人的结论。[59](3)“南宋初年人”，邹身城等人主此说。认为张择端为南宋的研究者主要根据明晚期书画家董其昌在《容台文集·画禅室随笔》中对《清图》的推测：“南宋时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的记载。最近，美国纽约大学艺术研究所教授乔纳森先生对当前公认的《清图》的作者为张择端提出了质疑[60]，但他并未提出足够的史料来支撑自己的观点。 此外，关于作品创作于何时，由于文献记载的匮乏，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创作于宋徽宗宣和年间，不早于宣和二年(1120年)，因为这一年成书的《宣和画谱》对《清图》没有记载。周宝珠先生推测应当是宋室南渡前完成此图。[59]近来，美国威斯理学院艺术系教授刘和平先生将《清图》成画时间定在熙宁三年(1070年)前后，即王安石变法之际。其理由如下：《清图》的绘画风格生动活泼，是11世纪下半叶北宋宫廷绘画艺术的主流风格；《清图》表现的是由汴河漕运带来的城市经济的繁荣，汴河航道春开秋闭正是《清图》的时间和内容；《清图》的风格、题材、内容均与11世纪下半叶北宋宫廷艺术与政治活动有关。[61]邹身城等人认为作品创作于南宋高宗绍兴年间，张择端为表达南宋人民思念故都，收复失地的爱国情怀而画。[2]可是南宋人的著述中却无只言片语提到张择端及《清图》，邹身城等人仅凭明人董其昌的记载就大胆推测是缺乏说服力的。总之，由于张择端本人和《清图》研究的可靠文献阙如，导致研究者各以管窥，引经据典，出现了不同的结论。 八、结语 《清明上河图》自问世以来就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兴趣，尤其近20年来除史学界外，国内美术界、建筑学界、考古界等相关学科领域积极行动起来，国际学界也群起响应，《清明上河图》的研究呈现出不断深化、拓展与创新的趋势。研究者的辛勤劳动已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历史、绘画、考古、建筑、民俗等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由于研究者研究领域的自身限制：如不少史学工作者缺乏美术素养，无法从绘画风格、绘画艺术方面去探讨图画的特点；美术界学者缺乏必备的史学修养，对作者、作品特定的时代背景了解不够，史料的征引和鉴别上存在差距，面对“清明上河学”这一博大精深的课题，研究起来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再加之可靠文献的阙如、各学术派别之间视角、占有材料的多寡不同；各学科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各自为战，力量分散，导致不少研究存在着很大分歧，形成了盲人摸象，各持真理的现象。 为了使《清明上河图》的研究更加健康、更加深入，笔者建议：其一，出版界尽量将《清明上河图》的各种版本，尤其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石渠宝笈三编本》收集整理，采取高科技手段印刷出版，以便更多人从事研究。《清图》虽然印刷出版过多次，但所印本子仍存在不少质量问题。画面上的不少地方多不清楚，增加了辨认的难度，产生了一些分歧。如图中所画的人物和牲畜的数量统计中有很大出入；有人将图中遮阳伞下的“饮子”招牌误认为“饺子”。鉴于此，希望文物部门和出版界联合起来，采用现代高新技术，多出一些高清晰的精品，尽量避免这些不必要的争论，扩大《清图》的研究。 其二，大量收集与该课题相关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各学科之间实现资源共享。目前关于《清图》的研究之所以存在诸多争论，除了作品本身具有重大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相关文献和考古资料的阙如。因此，研究者要耐心细致地将有关《清图》的文献资料进行收集梳理，尽量做到一网打尽。不仅如此，从事该课题研究的各学科，如史学、美术学、建筑学、考古学等要相互沟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将《清图》的研究继续推向深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