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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民国初期政治与文化的混乱状态，导致民国国歌《卿云歌》的诞生几经波折。本文首先梳理《卿云歌》成为民国国歌的历史过程，然后一一分析其谱制过程中引发的重要争论，包括：民国国歌应该表达什么样的立国精神？国歌的品性究竟是应该“激昂尚武”还是应该“中正平和”？国歌的歌词究竟应该采用“文言”还是“白话”？国歌的曲调是应该具有民族特色，还是应该采用西洋曲风？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些争论的分析，考察晚清到民国初期，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国家转变过程中的政治、文化形态与社会心理。 【关 键 词】卿云歌/国家主义/尚武/白话/西乐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文章编号：0257-5876(2007)03-0100-10 1840年以后，中国传统的“一统垂裳”观念已经被“列国并立”的现实打破。与外邦交往的频繁发生，以及国家观念的深入人心，使得对国家标志的认识与需求不断增长。人们渐渐认识到，现代国家除了各种相应的政治制度之外，还需要国旗、国徽、国歌这些代表国家的符号。 “中华民国”建立后，国歌的制定几经周折，直到1921年，《卿云歌》才被正式颁定为国歌。据笔者所见，对《卿云歌》的研究不是很多，代表性的文章有钱仁康的《旧国歌史料拾存(1941年)》① 和皮后锋的《中国近代国歌考述》(1995)② 等。这些文章基本上是“史料拾存”的性质，所收材料不太全面，对相应的问题也没有展开讨论。而“声音之道，本与政通”，国歌更是如此。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卿云歌》的颁布过程以及围绕《卿云歌》所引发的争论，考察晚清到民国初期，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国家转变过程中的政治、文化形态与社会心理。 一、民国国歌《卿云歌》小史 民国肇造，1912年2月5日，教育部在《临时政府公报》第8号上刊出了一份征集国歌的广告： 国歌所以代表国家之性质，发扬人民之精神，其关系至大。今者民国成立，尚未有美善之国歌以供国民讽咏，良用恧焉。本部现拟征集歌谱……③ 25日，教育部首次刊出一份由沈恩孚作歌、沈彭年填谱的应征稿件。歌词为： 亚东开化中华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飘扬五色旗，民国荣光，锦绣河山普照。吾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④ 不过，直到7月25日，教育部才第二次刊出应征的作品。这份《国歌拟稿》由邹华民填谱，沈庆鸿(心工)作歌，歌词为： 伟哉！吾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共奋精神，共出气力，共捐血肉；清除四千余年专制政府之毒，建立亿千万年民主共和之国。而今而后，凡我华人，如手如足；勤勤恳恳，整整齐齐，和和睦睦。兴我实业，修我武备，昌我教育；立愿与全世界共享和平之福。⑤ 从后来的情况看，教育部的首次征稿活动并不成功。虽然征集广告被反复刊登，发表出来的投稿目前却只见这两篇。 北平政府成立后，从1912年7月10日起，教育部召开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会上对备选的两首国歌都不甚满意。“第一歌为章炳麟所选古歌，朱云望为之作曲，文词不合于今日情事及普通社会。第二歌为沈心工所作，原称《中华民国立国纪念歌》，朱云望作曲，曲调可听，而歌词尚有俟斟酌者”。所以，当时多数代表认为国歌问题非会场所能讨论之事，决议将原案交还教育部，由其委任专员特别办理⑥。 9月初，教育部颁布《学校仪式规程》八条，其中第二条“祝贺式”规定：“立国旗于礼堂，职员、学生以次向国旗正立，奏乐唱国歌，职员、学生行三鞠躬礼，校长致训词，复奏乐唱国歌毕退。”⑦ 但那时国歌尚未制定出来。于是，20日，教育部再次通告京外征集国歌。由于考虑到“吾国文学博深之士，与音乐专家，往往不能以一身兼，分而求之，则事易集也”，所以此次先征集国歌歌词，待“选择既定，乃求声谱”⑧。而且，鉴于上次的失败，这次教育部改以五百金公开悬赏⑨。于是，“数月以来，投歌词稿者，踵趾相接，计达三百余篇”。然而，“体大思精，足以代表吾民国者，迄未获睹”⑩。改“征集”为“悬赏”，看来效果也不太理想。 到了1913年2月，教育部只好三写《请撰国歌书》。此次，教育部“易广征为专恳”向当时的博学之士征集国歌歌词(11)。经过此次“专恳”，教育部收到了章炳麟(太炎)、张謇(季直)、钱恂(念劬)、汪荣宝(衮甫)四家的回复。 章太炎的作品为： 高高上苍，华岳挺中央；夏水千里，南流下汉阳。四千年文物化被蛮荒，荡除帝制从民望。兵不血刃，楼船不震，青烟不扬，以复我土宇版章，复我土宇版章。吾知所乐，乐有法常。休矣王族，无有此界尔疆。万寿千秋，与天地久长。(12) 张季直的作品为： 仰配天之高高兮，首昆仑祖峰。俯江河以经纬地舆兮，环四海而会同。前万国而开化兮，帝庖牺于黄农。巍巍兮尧舜，天下兮为公。贵胄兮君位，揖让兮民从。呜呼尧舜兮，天下为公。 天下为公兮，有而不与。尧唯舜求兮，舜唯禹。顾莫或迫之兮，亦莫有恶。孔述所祖兮，孟称尤著。重民兮轻君，世进兮民主。民今合兮族五，合五族兮固吾圉。吾有圉兮国谁侮？呜呼，合五族兮固吾圉。 吾圉固，吾国昌，民气大合兮敦农桑。民生厚兮劝工通商。尧勋舜华兮，民变德章。牖民兮在昔，孔孟兮无忘。民庶几兮有方。昆仑有荣兮，江河有光。呜呼，昆仑其有荣兮，江河其有光。(13) 钱念劬的作品为： 我轩辕之苗裔兮，宅中土而跨黄河。唐虞揖让兮，周召共和。史乘四千年，圆周九万里，孰外我往复与平颇。迨孔圣出而师表万世兮，玉振金声成乃集大。祖尧舜，宪文武，律天时，袭水土，余事且分教于四科。磨不磷，涅不淄，圣矣哉无可无不可。道统传奕祀，私淑有孟轲。汉唐崇儒术，宋后亦靡佗。社稷可变置，吾道终不磨。社稷可变置，吾道终不磨。(14) 汪衮甫则以“述而不作”为原则，推荐了《尚书·大传》中帝舜的《卿云歌》，并“取当时持衡枕首之语，用相增益；或更复叠其词，以明咏叹”。因此，最终的成稿为： 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时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时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15) 4月8日，国会举行开院典礼，需要演奏国歌，教育部遂临时聘请法国人欧士东(Jean Hautstont)为《卿云歌》制谱，以代国乐。29日，教育部将四家作品提交国会公议，最后的结果是：“章之作近于郁勃悸恻，汪之作近于秀丽靡绵。虽各有优点，殊少发挥我民族之荣誉，及国民品行。惟张季直氏之作，盛世和鸣，音韵适合，兹已经国务院定。”(16) 然而，张作似乎只是通过了国会的决议而没有得到总统的批准(17)。 此后，民国国歌的制定由于政治的动荡一直议而未决(18)。 直到1919年11月24日，教育部才下定决心，专门组织了国歌研究会来解决此事。到1920年4月，国歌研究会最终决定：“撰拟新词，不如仍用《尚书·大传》所载虞舜《卿云歌》一章。绎义寻声，填制新谱，庶全国人民易生尊敬、信仰之心，而推行无阻。且其所谓‘卿云纠缦’，实与国旗色彩相符；‘复旦光华’，并与国名政体隐合。”(19) 接着，国歌研究会聘请王露(心葵)、吴梅(瞿安)、陈蒙(仲子)以及萧友梅四人为《卿云歌》作曲，以备选择。最后，经过国务会议的决议和总统的批准，由萧友梅作曲的《卿云歌》最终被确定为国歌，并定于民国十年七月一日通行全国。随后，萧友梅又创作了《卿云歌军乐谱》、《卿云歌燕乐谱》(20) 和《卿云歌四部合唱谱》，刘天华创作了《卿云歌古琴谱》。 但是，以一首古典诗歌，配以西洋曲风的乐谱，似乎并不能让任何一方满意。《卿云歌》是否适合作为国歌，仍然是一个争议极大的问题。 二、对中华民国的政治想象 近代颇为流行的国家观念曾对中华民国的立国产生过很大影响，并进而推进了人们对国歌的认识。民国初年，负责制定国歌的教育部就曾对我国音乐发达很早、却一直没有国歌表示遗憾。究其原因，他们认为： 盖吾国古时，不以国视国，而以天下视国。四境以外，无声明文物之大邦，与我相交接。于是吾国人之思想及学说，几若吾国外无他国焉。既无他国之观念，则对于他国而表示己国之特质者，其事自无由而发生。 所以，自唐虞以来，中国“几至于无国号、无国徽、无国旗、无国歌”(21)。因此，教育部在征集国歌的过程中，一直都非常强调国歌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国歌者，国家精神之代表也。”(22) 一个国家的国歌，“外以表示列邦”，内以“代表国家之性质，发扬人民之精神”，“关系于教育之精神者，尤为密切”(23)。在应征的稿件中，“五色旗”、“民国”、“同胞”等意象的出现正是国家观念的产物。然而，由于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过渡时代，究竟应该在国歌中表达什么样的立国精神，用什么方式表达，却未有定论。 民国成立，孙中山大总统的《就职演说》即以“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来标榜民国政治的巨大变革。从专制政体走出来的国民，最大的欣喜与最大的担心同样是来自民国的民主共和政体：“革命功成，民国建立，我数千年之专制国，一变而为东方新进之共和国。而我四百兆之同胞，生际此时，得享共和之福，岂不幸哉！岂不快哉！虽然，今日之共和，第有其表而已。人民即无共和国民之常识，而于风俗习惯犹未改革。”(24) 因此，在国歌中突出强调民国的“民主共和”政体该是题中应有之义。汪衮甫推荐国歌歌词采用《卿云歌》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帝舜始于侧陋，终于揖让，为平民政治之极则，遗制流传，俾吾人永远诵习，藉以兴起其景行慨慕之心，似于国民教育，大有裨益。(25) 顾铁僧将之进一步明确：“夫舜起匹夫，不私天下，为三千年前东方之华盛顿。在今后吾共和国历史上之人物，足为国民之矜式者，宜莫如舜。”(26) 认为尧舜禅让是中国古代民主制的观点在晚清非常流行。为了驳斥这种观点，梁启超早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就特别写过一篇《尧舜为中国中央君权滥觞考》的文章，强调：“民主国者，其主权在国民，其举某人为民主，由于全国人之同意，绝非君主所得而禅让也。禅让者，私相授受之意也。凡人必其己所自有之物，然后能举以授人。国家者，岂君主所有物乎？”(27) 不过，以古代先贤作为榜样，既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又可以传达提倡民主政治的意蕴，使很多人赞成在国歌中使用“帝舜禅让”的意象。张季直在给教育部的复函中说：“若云国体已标帜共和，而党争愈烈，古之尧舜，宁如是乎？以是不可不阐扬尧舜禅让之真美。”(28) 直到1916年，吴敬恒在文章中还在替《卿云歌》鼓吹：“舜实起自民，而授禹以后，还为民。求诸支那古人，请为民国作歌，恐无第二作者。”(29) 然而，反对者也毫不相让。他们一方面批评“‘旦复旦’隐寓禅代之意。这真是穿凿无谓，很可鄙笑的陋说”(30)，一方面延续梁启超的观点，指出：“尧禅舜，舜又禅禹，皆是皇帝私相禅让，并非国民公行选举总统。”所以，《卿云歌》是“帝制时代的歌，不宜用于民国”。而且“禅让”在中国历史上也不都是那么光彩：“要使民国效法尧舜，是要使民国步魏、晋、宋、齐、梁、陈的后尘了。魏、晋、宋、齐、梁、陈，何尝不是效法尧舜，明称禅让，暗行篡窃的吗？”而后来袁世凯窃国称帝的行为，也更加坚定了反对者的立场：“汪君荣宝提出《卿云歌》为国歌，袁世凯就要效法尧舜，说：‘清帝宣统是禅让给他的。’于是竟将帝制恢复起来，闹得民穷财尽，至今犹受他的遗毒。所以文字是断不可假借的。”(31) 章太炎也从另一个角度对“禅让”意象发难： ……今之改革，非雍容拱揖而取之也。武昌倡义，金陵奠都，虽不过偏隅半壁之形，而创造民国之始基，实由于此，岂可视同刍狗，弃若弁髦，而以禅让虚情尽掩前人之成绩，拂违全国之本情耶！ 清帝被逼退位，但在礼仪上也是禅让。因此，敏感的章太炎对“禅让”意象作了另一层面的理解。他认为，这是“一二亡国丈夫，欲借禅让以自掩饰”(32)。这与章太炎一贯的“排满”立场有关。在他看来，民国建立的合法性，恰恰来源于对满清统治的推翻，所谓“清室失政，毒我烝民，凡有人心，皆思剸刃”。现在有人想将民国总统比于帝舜，“是欲比独夫于尧乎？则可谓邪说诬民矣”(33)。 不过，辛亥革命成功后，“民族革命”的阶段已经让渡给“国家主义”的建设。所以，章太炎在创作国歌歌词时也颇为踌躇——“偏主革政，未足宏我汉京；专言光复，未足调和殊类”(34)(当然，“殊类”的使用，还是有“不调”的嫌疑)。“光复”已经完成，但“救国”之路还很漫长。在“御外”的要求下，新的国家要求统一而不是分裂。只有“五族共和”——团结国内所有的力量，才能组成一个强大的国家与外族相抗。这也正是张季直的国歌拟稿“民今合兮族五，合五族兮固吾圉，吾有圉兮国谁侮”所表达的含义。 其实，出于“御外”的考虑，“不分满汉”的倡议早在民国建立之前就已经出现。革命派虽然不能做到“不分满汉”，但是仍然可以“仇一姓不仇一族”(35)。为“御外”而“合群”，一直是晚清以来梁启超等人提倡最力，也是最为流行的救国良方。“欲灭人之国者，灭其国之群可矣，使之上下不相通，彼此不相恤，虽天府之壤可立亡矣”(36)。因此，“合五族”对当时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基础，也是对外“兵战”与“商战”的有力保障。 就在双方围绕“尧舜禅让”对民国国歌中的政治表达争论不休的时候，他们显然都忽略了一个由“尧舜”引申出来的更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在国歌中祖述尧舜，更有为“中华民国”寻求历史与文化上的合法性的意义。尤其是近代以来中西之间的冲突，除了“商战”与“兵战”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尖锐的“学战”。落实到民国国歌的问题上来——“国歌须本国性及历史”(37)。而“吾民数千年来，所赖以为建国定邦、安身立命之基者，实惟孔氏之道德是信是从，而亦即由乎尧舜文武周公诸哲之所留遗而习而行也”(38)。因此，在国歌中“祖述尧舜”，不但为“中华民国”在“精神传承”上确立了历史的合法性，更是一种文化“自立”的象征，表达了对继承并发扬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信念。 “中华民国”如果既可以在“兵战”上“吾有圉兮国谁侮”，在“商战”上“民气大合兮敦农桑，民生厚兮劝工通商”，在“学战”上“吾道终不磨”，那么它“揖美追欧”、“和平永保”的愿望必将实现，它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诞生也就具有了全面的合法意义。 三、国歌的品性之争：“右文”还是“尚武” 章太炎反对以《卿云歌》为国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凡为国歌，盖以发扬民气，而非徒赞美政体之云云。民国承前清余烈，庶事百孔千疮，加以外患频仍，亟思经武。然则表影(彰？)戡乱之功，提倡爱国之念，皆国歌所当言者。(39) 他认为民国国歌应该直面当时的国际形势，强调竞争存亡，以“发扬民气”、“亟思经武”为主旋律。而《卿云歌》却立足于中国传统的历史与文化，其“品性”似乎过于“中正平和”了。章太炎从“尚武”的角度反对以《卿云歌》为国歌，代表了当时中国音乐界乃至更大的文化环境中“尚武”、“崇力”的倾向。 晚清海禁大开以来，最初使国人惊惧的是西方“船坚炮利”所展现的“兵力”、“战力”之强。接着，严复在《原强》(1895)一文中，提出要在“民”的层面“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从而提高中国的“血气体力之强”、“聪明智虑之强”以及“德行仁义之强”(40)。不久，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等人受“武士道”精神的冲击，更进一步，开始在“立国精神”层面思考“崇力”、“尚武”的意义： 又曰日本魂者何？武士道是也。日本之所以能立国维新，果以是也。吾因之以求我所谓中国魂者，皇皇然大索之于四百余州，而杳不可得。吁嗟乎伤哉！天下岂有无魂之国哉？吾为此惧。(41) 其实，中国并非无“魂”，不过在梁启超看来： 日本国俗与中国国俗有大相异者一端，曰尚武与右文是也。(42) 按照福泽谕吉的说法：“支那旧教，莫重于礼乐。礼也者，使人柔顺曲从者也。所以调和民间勃郁不平之气，使之恭顺于民贼之下者也”。梁启超对福泽“以此科罪于礼乐”虽不赞同，却又肯定，“要之中国数千年来，所以教民者，其宗旨不外乎此，则断断然矣”(43)。 除了以效法日本的“武士道”为“尚武”精神开路外，梁启超更是将晚清以来大行其道的“天演论”作为“崇力”的理论依据： 前代学者，大率倡天赋人权之说。以为人也者，生而有平等之权利，此天之所以与我，非他人所能夺者也。及达尔文出，发明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理，谓天下惟有强权(谓强者有权利谓之强权)，更无平权。权也者，由人自求之，自得之，非天赋也。于是全球之议论为一变……前者视为蛮暴之举动，今则以为文明之常规……此近世帝国主义成立之原因也。(44) 他认为，新的社会规则已经形成，“右文”的传统已经不能再抵御“船坚炮利”，使“远人来服”。中国要想自立富强，摆脱被奴役、被消灭的命运，就要以日本为榜样，直面“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世界形势，在重塑“国民精神”的过程中，提倡“尚武”之风，提倡“军国民主义”，提倡“中国之武士道”，甚至走“民族帝国主义”道路。 在具体的教育导向上，梁启超等人不但大力提倡“体育”、“兵操”，从身体上锻炼“尚武”的体魄，更提倡“尚武”的音乐，从心灵上塑造“尚武”的精神。梁启超说： 中国人无尚武精神，其原因甚多，而音乐靡曼亦其一端，此近世识者所同道也。(45)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近代音乐改良的最初成果之一就是一些“军歌”、“兵操歌”的创作。到了1906年，《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提出的五点教育宗旨中就有“尚武”一条。民国成立后，教育部颁布的教育宗旨更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由此可见，“尚武”在当时的学校教育、音乐教育以及社会舆论中有极大的影响。章太炎对《卿云歌》的反对，与这条精神线索一脉相承。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歌可以以“尚武”精神来命题立意，则此国必以“尚武”为风尚。而“惟其以尚武为精神也”，故能“雄长诸侯”(46)。 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被提到最多的外国国歌就是“歌兴战斗”、“语多激怒”、与其“立国精神大有关系”的法国国歌《马赛曲》： 法国荣光自民著，爰举义旗宏建树。母号妻啼家不完，泪尽词穷何处诉。吁王虐政猛于虎，乌合爪牙广招募。岂能复睹太平年，四出搜罗困奸蠹。奋勇兴师一世豪，报仇宝剑已离鞘。进兵须结同心誓，不胜捐躯义并高。(47) 然而，教育部却对崇尚武力的法国国歌不甚认同： 西方诸国，各有所谓国乐者。行大典、飨大宾，与礼仪之关乎国家者，胥歌之。若英吉利，若德意志，其所制乐，大率呼吁苍天，佑人民，富工商，福土地，以为祝，不失为和平雅奏。即俄罗斯偏重教旨，亦不失为祈禳愚忱。独法兰西歌兴战斗，语多激怒。虽当日世族尊妄过甚，奴隶齐民，久逼生变，致此困兽之斗，然奈何用其愤词，重为典乐？睹民主之新局，慨久安之难恃，固西儒通论也。旧例民主乐不得奏于君主国，为不敬也。(48) 张季直在给教育部的复函中也认为，法国这种风格的国歌不适于中国这样的国家： 法国新造之邦，其国歌意主尚武。然立国之道，宁有专以兵训国人者？宜欧人知治者之少之矣。施于我国，尤为不宜。(49) 直到1920年，陈仲子发表文章，还是认为我国国民的特性是“淳厚博大”，“制作国歌，当一本诸吾国故有之国粹”，因此“当取和平中正之音”(50)。 其实，从“尚武”甫一提出，就一直伴随着反对的声音：“夫此何足以为中国魂也？匹夫篡夺，强有力者即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此夷齐所谓以暴易暴、以盗贼代盗贼也。”(51) 中国传统文明首重“夷夏之分”，“祛蛮野残杀之习，进其民德，大启文明，与夷狄他种之民，立于相反之途”(52)。因此，以日本之武士道为学习的对象，在推崇中国传统文明的人看来，不啻为文明的倒退。鲁迅在《破恶声论》(1908)中更是从反驳“进化论”入手，反对以“尚武”作为爱国、救国的道路：“嗜杀戮攻夺，思廓其国威于天下者，兽性之爱国也。人欲超禽虫，则不当慕其思。”因此，我们不应该自弃传统，“颂美侵略，暴俄强德，向往之如慕乐园”，而“自反于兽性”也(53)。 更为重要的是，对传统文明的坚守与推崇，也是近代颇为流行的“国家主义”的要求： 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我同胞能数千年立国于亚洲大陆，必其所具特质有宏大、高尚、完美，厘然异于群族者，吾人所当保存之而勿失堕也。(54) 传统文明不但是一个国家成立的精神基础，而且还是增进民族认同感，促进爱国情绪的重要源泉。如果失去了自身的文明传统，“学亡则一国之政教礼俗均亡；政教礼俗均亡，则邦国不能独峙”(55)。因此，在更深一层的意义上，“右文”(对传统的坚持)不仅仅是出于传统强大的惯性，与“尚武”一样，它也是近代以来，面对列国并立的世界格局，一条中国必须坚守的“救国之路”。 而且，近代以来“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之争，也被隐含在“尚武”与“右文”之争中。“有世界主义，有国家主义。世界主义者，无内外，无上下，兼爱平等，合地球万国。无论种族，无论教派，凡属人类，视若同胞。此天然高尚之理想，即礼运大同春秋太平世之说也”。而国家主义将世界上的人划分成各个种族与国家，“务求本种本国之优胜，以角立于天演竞争之间”，必然会导致“今日各国民族帝国主义所由发生也”(56)。“世界主义”不仅暗合中国传统礼运大同的理想，而且必将在未来超越“国家主义”而成为世界的终极潮流，也被一些晚清和民初人士所认同。这与近现代中国文字改革中有些人主张直接使用“世界语”的观点是相通的，因为这样可以使中国超越世界诸国，从而站在更“先进”的位置上。这一点颇可以满足当时国人的御侮图存心理。 所以，在国歌的创作中排斥“尚武”表达，提倡“右文”传统，有其强大的社会文化基础。更何况，中国的历朝历代在开国之初制礼作乐的传统，也都是以“鼓吹修明之世”、“以昭一代之盛”为主要目的。《乐记》也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是要“右文”怀远于将来，还是要“尚武”振济于目前，这一直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界集中争论的焦点问题。传统与现实，人们都无法忘却，无法舍弃。“淬厉其所本有”与“采补其所本无”，都是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人应该努力完成的历史使命，是成就现代中国的双翼。国歌，作为一个国家精神的代表，是现代文明建设中一个具体而微的问题。民国国歌应该如何在“传统”与“现实”之间取舍、调和，实在是一个问题。 四、歌词之争：“文言”还是“白话” 梁启超曾提出：“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57) 从“新民”理论出发提倡音乐教育，与传统的“乐教”观念暗合。因此，晚清人士多曾提出“故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观点。关系到“国民视听之统一”的国歌，自然肩负着极为重要的教育国民的使命。因此，国歌的歌词不能太过古奥，要让普通的百姓明白易懂，这应该是国歌确立的基本条件之一。 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前，近代的白话文一直只是一种教育、启蒙的工具，“是专为通俗易解，可以普及常识”(58)，能够弘扬中国传统文学、文化之美的语体仍然是“文言”。因此，以白话文为歌词(韵文)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今欲为新歌，适教科用，大非易易。盖文太雅则不适，太俗则无味。斟酌两者之间，使合儿童讽诵之程度，而又不失祖国文学之精粹，真非易也。(59) 所以，当问题涉及到国歌的时候，“通俗”与“文雅”的矛盾更为突出。国歌虽然肩负着教育全国人民的重任，但是也承载着国家典制的光环，是与列邦晋接的颜面。因此，如何调和二者，在当时还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 新文化运动发生后，白话文在中国的文化地位有了质的飞跃。“文言”被认定为“三千年前之死字”，“白话”却是“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60)。所以，这时再讨论国歌问题，言论的倾向已发生改变。例如，吴研因在1919年发表《国歌的研究》一文就认为国歌应该是“有韵的白话歌！古曲文章是不行的”。不过，她说： 但是做国歌，要得群众的赞成，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普通人的心理，最崇拜的是三种势力。第一种是已死在历史上的势力，——例如古代相传的歌儿……第二种是现在政治上的势力，——政事堂拟定的歌儿，不管他皇帝总统，总统皇帝，也容易教人家盲从……第三种是名士虚声上的势力，——一样一个歌儿，在章太炎、张季直做的，虽然没有意思，人却不敢非难。 然而，吴研因并不因此而气馁。她认为“现在还没有谁是白话文的文学大家，白话歌又是普通的，平民的，也不容易被名士垄断去了”(61)。 吴研因对国歌的这番见解，明显受到“五四”一代新文化人对“白话”定位的影响。1918年，钱玄同发表《尝试集序》一文，认为中国语言和文字分离是由两种势力造成的：一种是“独夫民贼”要自表异于平民，另一种是文坛中“文妖”的提倡。现在既然认定白话是文学的正宗，那就表明文章是人人会作，且人人可以作的(62)。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一文，更是将白话文运动从形式层面的思考推进到思想层面的改造。他指出，“不用平民的精神去造民国，岂有不弄成政治昏乱，四方割据的呢？”思想革命要想成功，就“必须以新思想夹在新文学里”(63)。周作人因此提出了“平民文学”的主张：“中国现在成了民国，大家都是公民”，所以要创造一种适合大众的、平民的文学出来。“就形式上说，古文多是贵族的文学，白话多是平民的文学”(64)。由此可见，吴研因对国歌的意见，正是对文化界这一民主思潮的回应。 吴研因以一个“民间”发言者的身份，强调国歌应该从“民主”的角度出发来创作。萧友梅作为一个“名士”，虽然被推荐为《卿云歌》谱曲，但他对选用《卿云歌》作国歌同样很不以为然，“因为这首歌词头两句的意思，太不明瞭……把他念出来给小孩女仆听听，他们实在莫名其妙”。因此，他受命为《卿云歌》谱曲，“不能当他做国歌，不过依照题目用声音描写歌词的内容出来，以备国民的参考就完了”(65)。与此相反，萧友梅对章太炎1913年回复教育部的《国歌拟稿》却颇为认同。他不仅主动为它谱曲，还在《音乐杂志》第5号上转录了章太炎当年复教育部函的原文——“泰雅则不能求妇孺解喻，过浅则无以增国家光荣”。章太炎的歌词，明白易懂，又颇有韵味，的确可以补《卿云歌》古奥之失。 不过，正如萧友梅所说的，“欧美各国的国歌本来多是国民歌，歌词都是很浅近的文学(并不是完全白话体)”(66)，章太炎的歌词也不是“白话文”，只能算作是“浅近的文言”。这似乎表明白话文创作中最难攻克的就是“韵文”的写作。俞平伯在《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一文中，概括了反对用白话做诗的各种观点，并对之一一进行了反驳，但是他也坦白承认了自身所感觉到的“现今白话做诗的苦痛”，因为“从汉到清白话久已丧失制作文学的资格”，而且“新诗尚在萌芽，不是很完美的作品”(67)。 即便如此，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展开以及新诗成绩的不断积累，对《卿云歌》文词古奥的反对之声也不绝于耳。李荣寿就曾借法兰西国乐说法，隐含地表达了他对国歌用《卿云歌》的不以为然：“可见制定国歌必须能表示本国特别之精神，又为全国人所欢迎，妇孺所易晓，乃为合格。若是不能代表国家特别之精神，故不足论。即能以表示一国的精神，但是文词皮厚，乐谱繁难，妇人童子不能一听就晓，乃文士的国歌，非全国普通人的国歌，我们研究音乐不可不知呀。”(68) 直到1927年，王光祈还在发表文章批评《卿云歌》：“就文字而论”，“不是国歌材料”。他说，西洋人从儿童时代起就对国歌耳熟能详，但是中国人唱国歌，则有如“跪读祖宗家训”那样呆板吃力。作者认为，国歌在文字方面“须使民众易解”，其方法宜在文字浅显上特别注意。而《卿云歌》的文字，普通学生须查字典才能了解(譬如“纠缦缦兮”四字)，“这种国歌若要使其普及，则中国国民教育的程度，至少非办到四万万人皆变成博学鸿儒的章太炎不可！”(69) 新文化运动颠覆了“白话”与“文言”原本的文学地位。“白话文学”不仅成为“国语的文学”，还是政治正确的选择(70)。因此，这时再讨论民国国歌的歌词问题，舆论的倾向就一边倒了。 五、曲谱之争：“中乐”还是“西乐” 晚清以来，在“西化”风潮的强劲鼓吹下，对西方音乐的推崇日甚一日。西洋文明的高度发达也被归功于音乐教育的普及： 希腊之创造文明，实出雅典之审美教育。而审美教育之要点，又以音乐两字为中心。读史者未尝不神往于数千年上也。今日东西列强，必斤斤于音乐专门学校之设立，而一切普通教育，亦皆有音乐唱歌一科，其在小学尤为至要，谓与修身有密切之关系，用意盖可知矣。 相比之下，我国乐教不昌的窘况则更加明显：“嗟我中国自周衰政失，郑卫繁兴；秦汉以还，雅乐沦废。弦诵之声，余焉已邈，陶淑之具，不其缺欤？”(71)“雅乐沦废”久已成为学界共识，而社会上流行的“郑卫之音”又常常被认作“诲淫诲盗”，是导致民德不昌的原因。因此，早在1903年，匪石就在《中国音乐改良说》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向西洋音乐学习的主张： 故吾对于音乐改良问题，而不得不出一改弦更张之辞，则曰：西乐哉！西乐哉！(72) 1906年，清朝的提学使黄绍箕等在考察了日本的教育后也认为：“古乐存者，仅十中之一二，欲复兴之良非易易，故鄙意谓不如袭用外国音乐，较为便捷。”(73) 因此，晚清以来，以西方教育模式为原型，逐渐被纳入到现代国家教育体系中的音乐教育，是以西方音乐为主导的。 不过，西乐的积极东传，也带动了对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视。梁启超就曾希望： 今日欲为中国制乐，似不必全用西谱。若能参酌吾国雅、剧、俚三者而调和取裁之，以成祖国一种固有之乐声，亦快事也。(74) 随着晚清到“五四”“国粹”运动的开展，对国乐的发掘整理工作也在逐步地进行之中。所以，“中华民国”的国歌究竟是应该取传统的民族曲调，还是用已经在中国大行其道的西方曲调来谱曲，成为另一个焦点问题。 国歌研究会聘请为《卿云歌》制谱的四个人——王露、吴梅、陈仲子和萧友梅——是当时中西音乐方面的翘楚。四人中，王露与吴梅是国乐名家。早在1913年，章太炎就曾推荐王露为国歌谱曲：“以不佞所闻，山东诸城王露(字心葵，年四十余)，为中国音乐家第一。自俗乐、胡琴、琵琶、俗歌、二簧、梆子，上至琴、瑟、编钟，古音雅奏，皆能为之。嗣游日本，专肄音乐，西方声律，悉能辩(辨？)及微芒……”(75) 于是教育部立即征王露入京，此为王露与民国国歌结缘之始。吴梅是民初著名的学者、戏曲理论家，善制谱，以研究曲律闻名，曾出版《顾曲麈谈》和《曲学通论》等著作。他在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教授昆曲。而萧友梅与陈仲子，都曾远赴欧洲接受过正规的西洋音乐学院教育。萧友梅以论文《17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历史的研究》获德国莱比锡大学博士学位。陈仲子曾入瑞士国立音乐学院学习钢琴和作曲。他在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教授乐典和和声。 王、吴、陈、萧四人，各自擅长中乐与西乐。可以说，国歌研究会在民国国歌的制谱问题上，非常公正地给中乐、西乐以平等的竞争机会。不过，最后还是接受了西洋音乐教育的萧友梅拔得头筹： 乐谱为国歌研究会会员萧友梅所制，用E调长旋法，当中国姑洗宫调。鸣盛大于先，申咏叹于后，依义成谱，克协前词。(76) 然而，许多人对国歌取西洋曲调不能认同。如罗伯夔就曾发文主张谱制国歌“务合国情”，反对《卿云歌》取西方音调(77)。王光祈更是指出，“音乐科学”含有“国际性”，而“音乐作品”则含有“民族性”。因为前者是“理智”的产物，后者却是“感情”的结晶。而《卿云歌》作为一首只有二十四个字的歌曲，其曲谱中竟然有八次“半音”，这就过于西化，不符合中国人的口味了(78)。 民国十二年，吴研因再发文章《国歌谈》，将她不满意于《卿云歌》的地方作了一个总结：“一则意思太抽象，好像和“中华民国”，没有什么关系。一则文字太古奥，不是一般平民所能了解。一则所配的曲谱，咿咿哑哑，也不是全国多数人所能脱口而出的。”她断言：“这《卿云歌》的命运，照我看，当然不过如此，虽有皇皇的部令，也决不能普及于民众了。”(79) 果然，《卿云歌》在北伐战争胜利、全国再次统一之后被废除。 古所谓“审乐以知政”。民国国歌《卿云歌》的诞生几经波折，引发诸多争论，不但有政治方面的原因，更因为就一首歌曲而言，“乐”与“词”这两部分，在当时的文化变革中都面临着不同的价值判断：在中国传统音乐式微的情况下，究竟是应该尊重传统，还是应该顺应潮流——西乐东渐？白话文是否可以成为美文，是否可以创作出代表中国文明的作品？曲调的选择，究竟是应该追求传统的“中正平和”，还是要面对现实提倡“高亢尚武”？就一首代表国家的歌曲而言，国歌应该表达什么样的立国精神，应该用国歌培养什么样的国民情感，表达什么样的期许？这些都是当时的社会文化正在探索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仍然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 注释： ①《钱仁康音乐文选》(上册)，上海音乐出版社1997年版，第381页。 ②载《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第260—271页。 ③《教育部征集国歌广告》，载《临时政府公报》1912年2月5日，第8号。 ④《临时政府公报》1912年2月25日，第22号。 ⑤《教育部致印铸局函〈国歌拟稿附后〉》，载《政府公报》1912年7月25日，第86号。 ⑥《临时教育会议日记》，载《教育杂志(商务)》第4卷第6号。 ⑦《教育部部令三则》，载《政府公报》1912年9月5日，第128号。 ⑧⑩(23)《请撰国歌书》，载《教育部编纂处月刊》1913年3月，第1卷第2册。 ⑨(26)顾铁僧对此行为大加斥责：“堂堂中国之国歌，价值之高，奚啻连城之璧，而教育部欲以五百金购得之，岂有此理哉！”(《国歌问题》，载《尚贤堂纪事》1913年4月，第4期第4册。) (11)《教育部征求国歌》，载《教育杂志(商务)》1913年3月10日，第4卷第12号。 (12)(34)(75)《章炳麟拟国歌(函附)》，载《教育部编纂处月刊》1913年4月，第1卷第3册。 (13)(28)(37)(49)《张謇拟国歌(函附)》，载《教育部编纂处月刊》1913年4月，第1卷第3册。 (14)《钱恂拟国歌(函附)》，载《教育部编纂处月刊》1913年4月，第1卷第3册。 (15)(25)《众议院议员汪荣宝送国歌函》，载《教育部编纂处月刊》1913年5月，第1卷第4册。 (16)《审定之国歌》，载《云南教育杂志》1914年6月15日，第3卷第6号。 (17)参见《大同报》1914年第24期上的《国歌》。 (18)民国4年5月22日，袁世凯政府曾颁布“国乐乐谱”一种，为《中国雄立宇宙间》。第2年撤销帝制，此歌遂废。民国5年教育部准备重订国歌，以汪荣宝所撰之《卿云歌》提交国务会议，但不久护法战争爆发，国歌之事又不了了之。 (19)《国务总理呈请颁布国乐文暨大总统指令》，载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编《音乐杂志》1921年6月，第2卷，第5、6号合刊。 (20)燕乐谱用工尺谱记录。萧友梅曾说：“燕乐谱是教育部某君所译，我本来不赞成，因为中国笛不能吹大调，谱内的凡字应该用下凡字才合。”(《〈卿云歌〉军乐总谱暨燕乐谱说明》，载《音乐杂志》1921年6月，第2卷第5、6号合刊。) (21)(22)(48)《世界各国国歌译意及原文》，载《教育部编纂处月刊》1913年2月，第1卷第1册。 (24)《顾晟君意见书》，载《通俗教育研究录》1912年第1期。 (27)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6，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3页。 (29)转引自朱希祖《论〈卿云歌〉不宜为国歌》，载《学艺》1920年4月30日，第2卷第1号。 (30)(61)研因：《国歌的研究》，载《云南教育杂志》1919年9月1日，第8卷第9号。 (31)朱希祖：《论〈卿云歌〉不宜为国歌》。 (32)(33)(39)《章太炎先生拟定国歌及复教育部书》，载《湖南教育杂志》1913年5月31日，第2卷第9号。 (35)阙名：《仇一姓不仇一族论》，《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3卷，第41—44页。 (36)梁启超：《说群序》，《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2，第4—6页。 (38)(52)皮生(茹欲立)：《策国民之前途》，《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3卷，第403页。 (40)《严复集》第1册，《诗文》(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 (41)梁启超：《中国魂安在乎》，《饮冰室合集》第6册，专集2，第38页。 (42)梁启超：《祈战死》，《饮冰室合集》第6册，专集2，第37页。 (43)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5，第24—29页。 (44)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载《新民丛报》1902年2月22日，第2号。 (45)(47)(57)(59)(74)梁启超：《饮冰室诗话》，《饮冰室合集》第5册，文集45(上)，第34页，第54页，第47页，第74页，第51页。 (46)梁启超：《论教育当定宗旨》，载《新民丛报》1902年2月8日，第1号。 (50)陈仲子：《国歌与国民性》，载《音乐杂志》1920年3月，第1卷第1号。 (51)《中国国学保存论之一》，载《东方杂志》1904年3月25日，第1年第3期。 (53)《鲁迅全集》(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2页。 (54)梁启超：《新民说》，载《新民丛报》1902年2月8日，第1号。 (55)《拟设国粹学堂启》，《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630—631页。 (56)《山西崞县崞阳学堂课程纲领》，载《政艺通报》1903年6月25日，癸卯第10号。 (58)蔡元培：《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中国新文学大系》第1册《建设理论集》，台湾：业强出版社1990年重印版，第10页。 (60)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载《新青年》1917年1月，第2卷第5号。 (62)(63)(64)(67)《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105—110页，第202—209页，第231—232页，第350—359页。 (65)(66)萧友梅：《对于国歌用〈卿云歌〉的意见及歌谱的说明》，载《音乐杂志》1920年5月，第1卷第3号。 (68)李荣寿：《说法兰西的国乐》，载《音乐杂志》1920年12月，第1卷第9、10号合刊。 (69)《中华教育界》第16卷第12期。 (70)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载《新青年》1918年4月，第4卷第4号。 (71)钟正：《德育唱歌·序》，载《云南教育杂志》1913年第2卷第3号。 (72)载《浙江潮》1903年第6期。 (73)《中国提学使东游访问纪略》，载《东方杂志》1906年第3卷第12号。 (76)《卿云歌乐谱》，载《东方杂志》1920年12月25日，第17卷第24号，第118页。 (77)罗伯{J5R455.jpg}：《论教育部公布之〈卿云歌〉》，载《音乐季刊》1924年9月，第4期。 (78)《中华教育界》1927年6月，第16卷第12期。 (79)载《音乐界》1923年10月，第10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