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25日,年近九旬的阿瑟·丹托(Arthur C. Danto,1924-2013年)在病榻上溘然长逝。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美学家,就这样告别了我们,留下三十余部著作、难以计数的艺评文章以及后人无尽的追思。 2006年-2007年,我在苏黎世山上的小屋中为翻译丹托的代表作《寻常物的嬗变——一种关于艺术的哲学》而穷心竭虑。丹托的思想深刻,行文晦涩,更让人难以把握的,是他喜欢在学术论述中夹杂一些非英语母语者难以理解的口语。还记得正当我为“spongy”、“sec”、“hardnecked”等词绞尽脑汁、不得不写信向丹托先生求助时,忽然惊喜地在网上发现,一位意大利女孩也正为同样的翻译问题而苦恼。正在这时,丹托的回信将我从深渊中解救,他说,“这本书有时会以完全口语化的方式使用英文,使它很难翻译。在翻译成多国文字时,这种不时出现的自由的、随意的风格总是带来麻烦”。随后,他逐个回答了我的问题,直到我满意为止。2007年秋回国时,这本书已经翻译完了,可是拖延到2012年初才付印。不过,总算是赶在丹托去世前出版了,缅怀丹托时也算多了一种参考。 我时常想,在精严的思想中夹杂这些口语化的表达,究竟意味着什么。古人云文如其人,这种行文风格或许体现了某种自由、率真的为人风格?我与丹托缘铿一面,虽然后来去了纽约,却找出种种懒惰借口,最终没有联络他。所幸2008年来我系讲学的大卫·卡里尔(David Carrier)是丹托的弟子,与丹托是亦师亦友的关系,通过他私人化的描述,丹托那可亲可敬的师尊形象,依稀在我头脑中建立起来。 丹托生于密西根州的安阿伯,成长于底特律,二战时,曾在意大利和北非服兵役。据卡里尔回忆,这段生活对丹托产生了很大影响。丹托起先在韦恩州立大学学习艺术史,同时也从事木刻创作,后来到哥伦比亚大学研习哲学,从硕士读到博士,期间还利用富布莱特项目去法国从梅洛庞蒂学习。1952年,丹托毕业后留校任教。卡里尔说,当时的丹托已是一位成功的艺术家,从事表现主义木刻的创作,与此同时,也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哲学。这时,一个关键性事件发生了。1964年4月,安迪·沃霍尔在纽约举办首次“雕塑”展,展出了他著名的“布里洛包装盒”。2012年去美国时,我曾专程到费城美术馆看了杜尚的“大玻璃”和“三个标准的终止”等现成品,也在一个角落看到了“布里洛包装盒”。“布里洛”是一种擦洗巾品牌,该擦洗巾内含清洁剂,用来清洗锅碗炉台较为方便。沃霍尔用木板和丝网印,复制了擦洗巾包装盒的流行形象。 后来,丹托在《寻常物的嬗变》(1981年)前言中回忆说,“记得是1964年,安迪•沃霍尔在东大街74号举办了展览……为什么沃霍尔的布里留包装盒是艺术品,而那些堆放在超市库房、遍布整个基督教王国的平凡副本却不是艺术品?……于是乎就有了这样一种可能:艺术品与实物的区别,绝不在于物质方面。”受此思考启发,丹托在这一年岁末的美国哲学年会上提交了《艺术世界》一文,提出了一种关于艺术的全新定义。如果说以往的美学都是用某个东西加某种属性来定义艺术品的话,那么丹托则意识到,艺术品区别于寻常物的属性,很可能根本就不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物理属性,甚至也不是诸如审美情感之类的心理属性,而是一种关系属性。 不过,当时的丹托似乎并未充分意识到这一发现的重要性,也没有想到,用“关系属性”(排列组合、矩阵)来定义艺术,会对当代美学产生如此了不起的推进作用。1966年,丹托评上了正教授。从1966年到1981年,他在哲学界取得了极大成功,但他的工作重心并不在美学方面。《艺术世界》一文在1970年代引起广泛反响,是因为乔治•迪基(George Dickie)受此启发提出了“艺术惯例论”,然而,但凡认真读过《艺术世界》的人,都可以肯定这绝对是对丹托的误解。 沃霍尔的布里洛包装盒,对于丹托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在于它提出了这样一个新美学问题:两件从外观上难以分辨的东西,为何其中一件是艺术品,而另一件不是?从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出发,丹托将快要被维特根斯坦主义攻陷的美学,带入一个新的境地。对于信奉“家族相似论”的维特根斯坦主义者而言,艺术既不可定义,也无需定义。丹托的天才之处在于,他一方面与本质主义决裂,另一方面也没有陷入相对主义,而是提出了一种相当确定、具有建设意义的定义,而且,它经得起维特根斯坦主义的检验。俗话说,破坏容易建设难,丹托定义的重要性,正在于它是破坏后的重建。 (作者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副主任、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