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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槟榔”情歌与订婚仪式 槟榔是黎族文化展演的重要媒介之一。因其能消瘴、忍饥而人无论贫富皆酷嗜之[13]140，男重烟筒女重槟榔，槟榔不仅是日常接人待物之物，也是青年男女恋爱婚姻的“委禽”： 前候想我不来讨，害我煮酒二三缸。害我煮糟二三锅，不见你家送槟榔。[1]323 在此，槟榔具有了约定俗成的意义：“亲宾往来，非槟榔不为礼，至婚礼，媒妁通问之初，其槟榔，富者盛以银盒。至女家，非许亲不开盒，但于盒中手占一枚，即为定礼。凡女子受聘者谓之吃某氏槟榔。此俗延及闽广。”[13]140黎族青年恋爱自由，但订婚、结婚则需征求父母的同意。经由“隆闺”定情想要结婚时，则告知父母，男方父母或者直系亲属三至五个代表就会在吉日良辰，携带光银、槟榔、蒌叶、螺灰、烟草、新衣等求婚聘礼，前往女方家“查”(查即试探女方父母对此婚事的态度)。求婚代表唱求婚歌谣：“槟榔衣放桌面，多多少少请认领；一对光银表情理，上门拜亲定婚事。”若女方长辈吃槟榔，则表示同意，并回唱：“亲家喂亲家，槟榔衣齐不辞，放下双银作标记，两家成亲无乜卡。”接着双方就可商定婚事，敬酒对歌庆贺婚事成功。若不同意则不吃槟榔，“槟榔送上又退回，妹闷哪有哥闷多，妹闷三日和三夜，哥闷三年想投溪。”[1]319这就是黎族“放槟榔”的习俗[8]76。 在此，槟榔与其说是实物，毋宁说是一个象征。作为族群认同的婚姻信物，槟榔在订婚仪式中具有潜在的认同意义：“红蒂槟榔吃嘴香，吃哥槟榔领哥情，槟榔如金蒌如宝，吃哥槟榔哥屋人。”[1]248 在槟榔与婚恋的内在联系的诠释上，汉族与黎族是不同的。清代屈大均认为蒌叶与槟榔“有夫妇相须之象”，故人们常将其作为聘果相互赠送，并有诗曰：“赠子槟榔花，杂以相思叶。二物合成甘，有如郎与妾。”[14]而在黎族古老的《槟榔的故事》中则有着不同的历史记忆： 相传很久以前，在五指山下的一个村寨里，有一位勤劳善良的佰廖(黎语为美丽之意)姑娘，唱歌胜过百灵鸟。五指山下方圆百里的黎族青年争先恐后地向佰廖姑娘求婚，想娶她为妻。这时佰廖的妈妈病重，佰廖姑娘对前来求婚的青年说：“我不爱谁家的富有，我只爱对爱情忠贞的贴心人。如果谁能把五指山顶上的槟榔摘给我，治好妈妈的病，我就嫁给他。”五指山很高、很陡，从来没人攀过。求婚者们畏怯了，唯有黎族青年猎手椰果，他执著地爱着佰廖姑娘，踏上了攀摘五指山顶槟榔的征途。他穿过人迹罕见的黑森林，战胜蚊虫和山蚂蟥的叮咬、山豹的袭击，智斗蟒蛇，终于攀上了五指山峰，将一束束槟榔果摘回来，送给了佰廖姑娘，治好了她妈妈的病。两人终成眷属，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海南岛从此也有了成行成片的槟榔树[15]。 这是一个典型的难女婿母题的置换，求婚者必须经历严峻的考验，而考验正是爱情赤诚的表征。从功能意义上看，槟榔在此显然承担了两项功能：治疗母亲病症的灵药，考验情人的筹码。并由此而衍生出另一项功能即解释了槟榔树的来历。但细读该故事，人们很容易发现作为故事，它经不起人们的追问，诸如佰僇姑娘如何得知五指山顶有“槟榔”，是谁告诉她“槟榔”可以医好母亲的病的，从没有见过槟榔的椰果何以能准确地确认“槟榔”，为什么这些信息在其讲述中变成了不重要的信息，恐怕只能从“诗性逻辑”的角度来解释了。正如萨林斯在《历史的隐喻和神话的现实》中对夏威夷神话仪式与库克船长的历史传说进行研究后认为的那样：事实与虚构、历史与想象、现实与神话在故事的讲述中融为一 体，构成了一个超越简单真实的另一种真实的存在——诗性逻辑：虚构与想象成为历史不可或缺的元素，故事的讲述包含着人们的价值认同和记忆传承，对某一社会知识或事件的重复本身就成了历史再生产的一部分。“社会事实是对象，但也是存在于现实自身之中的那些知识的对象，这是因为世界塑造了人类，人类也给这个世界以意义。”[16]作为故事的制造者、讲述者乃至故事的主角，人们制造和讲述故事本身就充满编码的高度选择性。而什么将会或已经作为婚恋媒介进入故事的讲述中，则又充满偶然性。但一经讲述，故事与媒介物都将从选择性与偶然性中脱颖而出，进入到该族群共同的社会记忆和价值认同中，并得以代代传承，相沿成习。尤其是对于无文字的民族和族群，故事无疑是一种经典的族群记忆形式。黎族人讲述着《槟榔的故事》，试图解释槟榔的由来及功用，并借助槟榔情歌和“放槟榔”仪式来强化历史记忆。尽管是一个经不起现代人追问的故事，但却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想象的空间和一种诠释的可能，历史记忆与文化传承于此自在地展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