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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周齐国女乐 东周时期，郑、宋、卫、齐、赵、中山等国女性表演十分兴盛，是当时音乐“淫于色”的典型代表，其中，齐国音乐被形容作“齐音骜辟骄志”。[3](p160)《论语·微子》云：“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7](p73)齐国的女乐能使鲁国统治者迷恋得不断往观、怠于政事，其艺术表现力从中可见一般。孔子因此离开鲁国，并作歌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蓋优哉游哉，维以卒岁！”[3](p226)从孔子无奈的歌声中，可以想见齐国女乐音乐语言十分尖刻犀利，齐国派往鲁国的应该不是仅以色、艺诱人的一般女艺人，而是一群经过特殊训练、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甚至政治素质的女子。这与文献中对赵、中山、郑等地女子“目挑心招”、[3](p356)“游媚贵富”[3](p355)的形容截然不同。齐国女乐之所以不同凡响，应该与齐国社会、历史、风俗方面的特点分不开。齐建国之前该地原为东夷部族所居，东夷人自古有好乐传统，齐国统治者历来奉行“因其俗，简其礼”[3](p183)的治国方略，使齐文化中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古老的东夷风俗，管仲等改革家又大力倡导尊重民众对饮食、侈乐的向往，因此东周时期齐国自宫廷到民间音乐生活均极为活跃。频繁的音乐活动中，自然缺少不了女子的表演。另外，齐地“地瀉卤、人民寡”，[3](p355)不适宜大规模农耕，女工之业尤为重要，齐国女性比同时期其他国家女性更能在生产上独当一面，人格独立性也更强；得益于君主顺应民俗的统治思想，齐国女性所受礼教束缚相对较少，性格大胆、开放、不囿陈规；齐国工商业极盛，受民风中尚智辩、多权诈的商人性格影响，齐国女性足智多谋、能言善辩、通权达变；东周齐国统治者设学纳士、虚心纳谏，在国内形成了民主宽松的政治氛围和自由辩论的社会风气，国中女性也能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多有讽君谏上、参与政事的高行义举。 综上可知，齐国女乐不仅以美貌和技艺吸引男性统治者，在思维、语言、交往能力等方面应该也有较大优势，其他地区的东周女乐大都仅见文献记载，齐国女乐的存在却得到当地大量考古发现的印证。已知的东周齐地考古资料中，女性随葬现象十分惊人，例如：临淄郎家庄一号墓、[8]临淄东夏庄四号墓[9](p58－60)临淄东夏庄六号墓、[9](p95－98、113－116)临淄淄河店二号墓、[9](p309、322－333)章丘女郎山一号墓[10](p115－149)等的殉人、陪葬人中，能够确定年龄和性别的年轻女性比重极大。而在观察齐国东周时期乐器文物时不难发现，许多乐器出自有女性随葬人的墓葬，据统计，这样的墓葬迄今已知5座，占鲁中、北地区目前所见9座随葬乐器齐墓总数的55.6％，在该地区现知的21座大、中型殉人齐墓中则占了23.8％的比例。 女性随葬者与乐器同出的现象在其他地区东周考古挖掘中也能见到，但不若齐国墓葬这样资料集中。古代人殉制度中，除被杀害的奴隶外，侍卫、幸臣、私昵、嬖妾等也常为主人随葬，这其中，女性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而兼具色、艺之长的女乐自然更难于幸免。虽然我们无法断言与乐器同出的随葬女性哪些生前是从事歌舞表演的女乐，但这些女性骨架中包含有当时的女乐是毫无疑问的，《墨子·节葬下》云：“今王公大人之为葬埋……必大棺中棺，革阓三操，璧玉即具，戈剑、鼎鼓、壶滥，文绣、素练、大鞅万领，舆马、女乐皆具”，[11](p71)正是这种现象的写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