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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东周时期女性艺人的社会地位 女乐在我国古代音乐舞蹈艺术的发展中起到过不可低估的作用，但这个特殊的女性艺人群体，始终为礼法之士所不齿，其作为男性附庸的地位在我国古代男权社会中也一直未得到改变。尽管东周齐国女乐有着令他国女乐望尘莫及的种种优势，却也不能例外，她们的悲惨境遇是当时各国女性艺人社会地位的缩影，也是后世女性艺人所受诸多不公待遇的开端。 1.女性艺人的生存权。我国古代的人殉制度，大约在原始社会末期已经出现，到殷商时期最为鼎盛。西周时期人殉之风依旧存在，但随着对奴隶使用价值的认识有所提高，以及保持军队人数、防止奴隶倒戈等考虑，统治者不得不对奴隶的生命加以重视，以生人殉葬随之减少。与此相适应，迄今所知的西周墓葬中，女性随葬者与乐器同出的现象相对较少，这当然也与周人建国后制定礼乐典章、严格控制恣意享受女乐有关。春秋中叶以后，人本思想萌芽，残酷的人殉制遭到社会上一部分人的谴责，人殉行为更加收敛，出现了代替活人的随葬俑，但将女性乐器使用者与乐器一起随葬的现象却有增无减。较之西周时期，东周社会的文明意识无疑是有所进步的，但女性艺人的生存权反而更加无从保障。女性随葬者与乐器同出，尤以齐国墓葬最为突出。本文认为，当时齐国国内确实尚存以生人殉葬的陋俗，但统治者对女乐的贪恋程度应该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最主要原因。另外，临淄郎家庄一号墓、章丘女郎山战国墓等东周齐墓发现的随葬俑人也以女乐造型居多，这种情况在其他地区东周考古发现中同样可以得见，当时女性艺人地位之卑下以及在殉葬者中的比例由是可得旁证。西汉初年，人殉被正式废除，这种残酷的行为虽未就此绝迹，但远不如先秦之规模巨大，女性艺人的生存权才得到一定保证。只是，从后世大量的女乐造型随葬俑中，仍然可以感受到男性统治者对死后继续享受女乐之色、艺的觊望。 2.女性艺人的物化与商品化。大量女性艺人在争战不休的东周时期或被作为诸侯之间政治博弈的手段，或被主人用来行贿营私，主人死后又被作为随葬品，她们与珍玩、金玉、马牛、布帛等并列，人格上被完全的物化。东周时期各国实行不抑商政策，出现了齐国临淄、楚国郢都等著名的大都会和商品交换中心，在新经济因素的影响下，被物化的女性艺人又开始了逐渐沦为色性商品的不幸命运。女性的商品化，从工商业发达的齐国开始，春秋时期“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12](p32)开女子色性交易之先河，这种举动一来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二来可以笼络往来于各国之间的游士，同时也能满足贵族们自身的享乐需求。女闾的设立是我国古代官妓制度的萌芽，虽然女闾中以色营生的女子很多是获罪之人的妻女或者寡妇、战俘等，与当时宫廷、贵族所豢养的专业女艺人并不等同，但这些以“娱人”为职业的女子，其劳动内容除了出卖色相外，音乐舞蹈定然是不可缺少的，因此东周时期“女乐”概念的涵盖范围某种程度上也包括了她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值得一提的是，齐国女闾中专职为贵族们提供性服务的女子，尽管其真实心理状态史书记载缺如，但应该与当时赵、中山、郑等地女子自愿取悦男子的动因不同。《史记·货殖列传》云：“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3](p356)赵女、郑姬为改变生活境遇而苦练技艺、精心妆扮，不远千里外出谋生，通过色、艺博取富人欢心，且不择老少，只要有利可图就去追随，几乎成了社会风气。齐国音乐虽也因女性的大量参与而遭到礼法之士排斥，但富裕殷实的齐国与地薄人众的赵、中山等国不同，文献中并无齐国女子迫于生计或受经济利益驱使主动游媚富贵的记载，齐桓公设置女闾，遭到“国人非之”。[12](p32)说明当时齐国国内或有以女子色性牟利的做法，却并无女子靠色性为业的风习。 然而，不论以色性为业是出于主动抑或被动，在男权社会中，包括齐国女乐在内的各国女性艺人最终都难逃依附男性、遭受压迫、失去人身自由乃至生存权的命运。周代是男权社会性别制度的初始阶段，女性所受的禁锢和歧视程度尚不若后世之剧烈，但东周女性艺人的命运反而比前代和后世的女性艺人更为多舛，她们不仅是男性统治者生前的玩物和交易品，也是为他们死后随葬的上上之选，这一点在齐国贵族墓葬中的累累女性白骨和随葬乐器中完全得到证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