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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阐释的关系：研究第一性原则 史家研究历史，其目的当然为了对历史对象做出自己的阐释；为了使这种历史阐释成为可能，并达到一定的专业水平，就必须对历史对象做起码的研究。 因此，在历史研究与历史阐释的关系上，必须坚持“研究第一性”原则。 就一般规律说，音乐史研究是音乐史家掌握对象的一个必然过程，而历史阐释和它的最终成果——音乐史著述是这个整体过程的一个环节，是这个过程的最终体现。没有对历史对象的整体把握和精心研究，就无法进入阐释和写作过程。 同样的，史家对音乐史对象的研究，必然体现为音乐史著述，这就进入了历史阐释学的界域。无研究的历史阐释是“客里空”，无异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米之炊；无阐释形态的历史研究是既不开花也不结果的树，产生不了任何实际价值，因为它没有把研究成果外化为有物质载体的形式，并被学界同行共享，成为公共史学财富的一部分。 史家在处理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和阐释的相互关系时，切实恪守“研究第一性”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围绕历史对象本身所展开的研究。 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实在性历史存在四要素：历史创造的背景——场，即能够影响某一段历史之所以发生、发展直至结束的宏观政治、经济、文化、地理条件和氛围；历史创造的主体——人，即在特定历史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地理条件下活动着的音乐家、听众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历史创造的过程——事，亦即历史人物历史创造活动的具体事件，及其发端、发展、结局的具体过程及其来龙去脉；历史创造的成果——物，亦即历史人物之历史创造活动的物质和精神成果，及其多样化的显现实体。上述之场、人、事、物四要素，便是本文所说的“历史对象本身”。史家只有对这四要素逐一进行全面、深入、立体化的考察分析和综合研究，由此获得丰富的历史质感，才能让历史对象在史家的头脑中鲜活起来，逐渐梳理出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建构起一幅整体性的历史长卷。在此前提之下，史家进入阐释和写作过程时，方能做到成竹在胸，下笔得心应手。 其次是围绕与历史对象相关的史料和史实展开研究。 鉴于已经搜集到手的各种史料和史实带有零散性和个别性，并在不同意义上与史家研究的历史对象相关，因此，史家在进入阐释过程之前，必须下苦功夫仔细研读它们，务须切实理解和掌握其中所运载的各种历史信息，更要对大量史料的真实性、可靠性进行严格考证以辨别其真伪，评估这些史料和史实对于论题研究的支撑意义和使用价值，以此为据构建论题层次分明、功能完善的史料史实系统，并分别确定具体史料史实在系统中的地位、作用和使用方式。非如此便不能做到恰如其分地使用史料史实，实现其功能的最大化；非如此便不能切实防止把孤证和伪证当作史实和确证使用之类低级错误。 再次是对论题的展开方式和结构布局进行设计。 史家对历史对象本身的研究一经展开，史料和史实的搜集、分析、考辨基本到位，随之而来的研究便是对论题的展开方式和整体结构进行先期谋划和设计。这是史家进入实际阐释和写作过程之前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它要解决的问题是，本论题将以怎样的逻辑思路和结构形式展开？如何处理论题展开中主与次、详与略、取与舍的关系？如何建构谋篇布局中宏观结构、中观结构、微观结构之间的逻辑框架？等等。事实证明，史家若不把上述问题思考清楚、谋划得当，并在反复比较之后逐个提出妥善解决方案，以求做到全局了然于心、各部把控有序，那么，史家进入实际阐释和写作过程之后必会遭遇各种意想不到的困扰，例如主次脉络处理失当、结构层次不清或逻辑混乱等，严重者甚或不得不推倒重来。 总而言之，本文提出的“对象第一性”“史料第一性”“史实第一性”和“研究第一性”原则，是超越史观域限的共同准则，在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和阐释实践中，持有不同史观的史家和史书写作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践行之。虽然，这四个共同原则并不能确保我们的历史研究和阐释成果一定会达到怎样的高度或深度，但它却可以使得史家遵循科研和思维的客观规律、沿着历史阐释的正确道路探索前行，只要始终如一地坚持这四个共同研究原则不动摇，我们的历史研究和阐释事业必有所成；何况它也是端正学风、增强学术规范、提高历史研究和阐释的科学性、防止走弯路和无效劳动的重要举措。 史家之大本、治史之灵魂：秉笔直书原则 秉笔直书原则，为我国史学泰斗司马迁及其宏著《史记》所奠定。自此以降，两千余年来一直成为中华优秀史学传统的一根精神支柱。 秉笔直书的基本含义是：秉持史家的道义和学术责任，忠于历史事实的本来面貌，排除外界一切干扰，不虚美，不掩恶，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用手中的史笔，按照历史的本相来记写历史的来龙去脉，向读者和后人奉献一部真实可信的“信史”。 践行秉笔直书原则，就要求史家采取“历史还原”之法，将历史对象放回到历史对象所处的特定环境之中，看史家及其历史阐释是否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所采用的史料在整体上是否具有真实性和可信度，对历史对象的描述是否符合实在性历史存在及其进程的原貌，是否忠实描绘出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及其发展线索的基本轮廓。只要它在上述问题上都能够经得起历史和事实的拷问，那么它就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合格的“信史”。 在史学研究中，汉代司马迁所确立的秉笔直书原则，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所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息息相通。 不仅如此。联系到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和写作这一领域，迄今为止，却没有任何一个严肃的史家敢于声称，他的音乐史研究和写作是可以公然不遵循秉笔直书原则的，他笔下所呈现的历史图景，是被他随意涂鸦、篡改过的主观幻象；若真有这样的史家和所谓“音乐史著述”出现，至多也被当作小说或其他无厘头作品来读，绝没有任何一个同行和读者对此会由衷认同，因为它不具备最起码的史学品格。 另外一种情况更加发人深省：某些史家自称是崇尚秉笔直书的中华史学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原则的，然而他们笔下的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却是满纸的阶级斗争史；一些重大音乐批判事件和已经得到公认的重大原则性错误，则被隐瞒了，掩盖了，回避了，或者被轻描淡写了，甚至刻意炮制假材料，以蒙骗后世学者，或者倒打一耙，以阻止历史真相的被揭露。这样的“秉笔直书”，这样的“实事求是”，除了让人引为笑柄之外，也为所有史家敲响了警钟，在治史原则上提供了反面教材。 还有一种“为尊者讳”的情况，对某些在历史上有重大贡献的著名音乐家，史家对此所做的人物专题研究，却回避对其若干失误或错误做真实的记写。例如李焕之研究，回避他在李凌批判中对于“资产阶级唯情论”的错误批评；例如在编纂《贺绿汀全集》时，不愿将贺老写的个别文章编进去。这样做的动机和结果，看似十分人性化，但历史研究的秉笔直书和实事求是原则，却被抛在一边。这便是“为尊者讳”思想作祟之故。历史就是历史，真相就是真相，来不得半点虚假。古人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光焰无际的太阳尚且有黑子存在，而况贺绿汀和李焕之乎？再说，我们中国古来就有“不以一事之失，否其整体之善”一说，我们忠实记写二老在某些事情上的失误，只要将它们放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客观分析其特定条件，非但不影响他们在我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上的崇高地位，反会因此而凸显人物在历史行为中的丰富性和立体感，令我们的历史书写更显真实、生动和厚重。 因此，贯彻秉笔直书原则，强调的是音乐史研究和写作的真实性和可信度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同样是超越史观域限的，故此也是所有史家必须严格遵守的共同原则。 从另一个高度说，践行秉笔直书原则，还牵涉到史家之史胆和史识诸问题，即敢于直面历史真相，道出历史真谛，将深刻的历史经验揭示给后人，等等；对于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这一特殊研究领域及其所承担的史学使命而言，此乃史家之大本、治史之灵魂也，应当成为一切史家的精神脊梁和道义风范。唯其如此，本学科的研究方能更好地承担起自身的史学使命，走上健康、科学、繁荣的轨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