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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求本为学 无论是道德标准，还是艺术标准，运用于古代书法品评过程中都会涉及许多“渊源”问题，包括了思想渊源、师承渊源、理论渊源等多方面内容。朱长文评李阳冰书法曰： 精探小学，得其渊源，遍观前人遗迹，以谓未有点画，但偏傍模刻而已。……雅好书石，鲁公之碑，阳冰多题其颜。观其遗放慢，如太阿、龙泉，横倚宝匣；华峰崧极，新浴秋露，不足为其威光峭拔也。或其谓之苍颉后身，尝贻书李夫人，愿刻石作篆，备书《六经》，立於明堂，不刊之典，号曰《大唐石经》，使百代之后，无所损益。 朱长文所指“渊源”是学术渊源。这种重视“渊源”的品评方式体现了我国古代文学艺术重视学术传统的良好习惯。这种学术标准主要体现在学术话语中解读书法，如张怀瓘曰： 卦象所以阴隲其理，文字所以宣载其能。卦则浑天地之窈冥，秘鬼神之变化；文能以发挥其道，幽赞其功。是知卦象者，文字之祖，万物之根，众学分镳，驰骛不息。或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也。固须原心反本，无漫学焉。今欲稽其滥觞，不可遵诸子之非，弃圣人之是。[[32]] 严格上讲，八卦与书法并无关系，但是张怀瓘深信二者存在必然联系。这是因为古人的学问在书法上体现很少，所以只能借助于其他问题放大于无限。[[33]]古代书法品评中往往把哲学、社会道德等内容结合在一起，就是为书法营造一个放大化的学术背景。书法依托于文字，文字具有的学术标准自然也会被书法借用过来。从文字观到书法观的合理性和程序性很容易成为古代书法品评的一个必备环节。南朝庾肩吾《书品》开篇就讲文字问题正是这种学术标准的最好说明。 追本溯源是古代书法品评学术性的重要特征。古代的书品中最先体现学术标准的具体问题就是“师承师法渊源”，早在魏晋时期就有“李斯—曹喜—邯郸淳—韦诞”这一承接关系。到了唐代，人们勾勒出笔法的传承谱系。元代郑杓绘《书法流传之图》曰“自蔡邕至崔纡皆亲授，惟蔡襄毅然独起，可谓世间豪杰之士”。[[34]]古人重视笔法的传承，考证笔法是品评中衡量书家师法的重要内容。苏轼曰： 自颜、柳氏没，笔法衰竭，加以唐末喪乱，人物落磨灭，五代文采风流，扫地尽矣。独杨公凝式笔迹雄杰，有二王、颜、柳之余，此真可谓书之豪杰，不为时世所汩没者。 自君谟死后，笔法衰绝。沈辽少时本学其家传师者，晚乃讳之，自云学子敬。病其似传师也，故出私意新之，遂不如寻常人。近日米芾行书，王巩小草，亦颇有高韵，虽不逮古人，然亦必有传于世也。[[35]] 从欧阳修到苏轼再到后来的董其昌，都把笔法作为品评的重要内容。从笔法的接续到师承源头一直成为古代书法品评中重要的内容之一。品评者相信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和艺术品质都不能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一定要有“传承”。即便是这种传承未必真实，但是其间蕴涵的文化魔力已经足以让后人深信不疑。正是有了这样一种学术惯性，古代的书法品评中也因此出现牵强附会之说，最具代表的是康有为《体系》文中对《石门铭》、《杨大眼》、《始兴忠武王碑》等众多北朝石刻都一一追溯源流。[[36]]这种品评显然曲解了学术标准。 除了对书家追溯渊源外，就是对作品渊源进行挖掘。这种转变主要从宋代开始。宋人务实又崇尚学术，特别是“金石学”的出现使很多人用客观的学术标准去衡量书法问题。黄伯思《跋草书洛神赋后》曰： 此赋草书世传王大令书，然结体殊不类献之，而颇似智永，遗其遗迹也。至《洛神》小楷，则子敬书无疑矣。世以小王好书此赋，故凡有《洛神》书本皆归之子敬，犹东汉诸碑，流俗多以蔡邕书，岂尽中郎笔迹哉？要当鉴以心目，而弗信耳传为佳。[[37]] 以考证之法入书法品评，是宋代学者的学术习惯。尤其是宋代出现了刻帖，人们把对书家的品评转向对以刻帖方式流传的作品的品评。同时对刻帖的考证成为宋代以及明清书法品评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在宋代如黄伯思、董逌、桑世昌、俞松、姜夔、薛绍彭等人对包括《兰亭》、《黄庭经》、《乐毅论》在内的魏晋隋唐以来的汇刻帖、单刻帖进行学术研究，进而把书法品评带入到一种学术氛围之中。这种风气在明清成为大多数品评者所遵循的方式，并有所扩大，不仅因为有大量的刻帖流传，还因为即便是墨迹作品也会有副本和伪本存在。因此又形成了明清以来的书法品评一定要先考镜源流，然后再做评价的风气，使书法品评处在一种科学理性的研究状态之中，最具代表的是王世贞、董其昌、王澍、翁方纲等人。他们不仅有着丰富的书写经验，而且也具有丰厚的社会阅历，再加上丰富的学识修养就让这些人的书法品评呈现多元标准。 可见，书法品评过程中，把“渊源”作为考察的内容，不仅有着正本清源的作用，也起到维护书统纯正的作用。所以学术标准是把书法品评带入一种客观科学的评价范围之中。道德标准和艺术标准或多或少的带有着品评者个人的主观意识，并不能保证品评的真实性。特别是元明清以来，书法更多的依托于刻帖流传，人们在品评过程中已经面对着并不真实的作品，所得出的品评结论也只能具有参考价值。把学术标准应用在品评之中，起到的是去伪存真、明辨源流的作用。尽管这种品评标准是冷冰冰的，但是与道德标准或者艺术标准结合而用，就会使书法品评更有说服力和可信度。 诚然，道德标准、艺术标准、学术标准也仅仅是古代书法品评理论中比较鲜明的内容，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让古代书法的发展秩序化、常态化、稳定化。道德标准主要是针对书家个人的品评，书家的道德人品是第一位，书法艺术是第二位；艺术标准主要是针对作品和书家的技术水准，艺术是第一位的，个体风貌只是作为艺术的参考；学术标准全面关注作家和作品，真相是第一位的，包括道德真相、艺术真相。从古代的书法品评的历程来看，宋代以前主要是以艺术标准为主，道德标准为辅；从宋代开始道德标准和学术标准并行艺术标准之上；清代又把学术标准放在首要位置。可以说书法的品评经历了一个以道德为底线、从艺术到学术的过程。从另外角度讲，标准的转变代表着文化、思想的转变，但是没有哪一个时期都仅仅遵从一个标准而摒弃其他内容。项穆曰：“鉴书者，不可求之浅，不可求之深，浅则涉略泛观而不究其妙，深则吹毛索瘢而反过於谲矣。”[[38]]可见追求客观公正一直是古代书法品评的宗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