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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讨论音乐民族志范畴观时易出现的两种理论误区 在民族音乐学领域，同“上下文语境”有关的“文化”概念，源于梅里安姆的相关学术定义，即民族音乐学是“关于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笔者认为，上述定义在现代民族音乐学学科内部沿用至今，体现了在后现代建设论的范畴，民族音乐学学术传统中的表象性研究仍然具有一定的当下性和有效性。但是，这种有效性应该以具体、恰当的上下文语境作为验证条件。在此学术前提下，梅里安姆提出的“概念、行为、音声”三重认知模式及其所依赖的表层-深层结构观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参照。同时，在微观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微观+中观”的音乐民族志学术范式，如今受到了学者们普遍的重视和运用。但是，当我们从后现代学术的角度去讨论音乐民族志范畴观时，仍然有必要规避以下两种误区： (一)误区之一：宏大叙事PK小型叙事，在方法论层面已是过去时 关于宏观研究(宏大叙事)与微观研究(小型叙事)的关系，可以从文化哲学观(观念层)和学科方法论(方法层)两个层面来谈。前一层面看，它是一个恒久而重要的话题，为了达到相关学术目的，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而后一层面则有必要考虑到，由于民族音乐学主要从事的是具体层面的音乐文化研究，该学科学者较缺乏异常抽象、绝对的“宏观”意识，也甚少涉足真正的宏观研究课题。笔者曾经论述过，国内外民族音乐学(比较音乐学)发展史上，曾经历了“早期—宏观→中期—微观→后期—微观+宏观(中观)视野相结合”的一般趋向[20]。除了早期人类学与比较音乐学学者持进化论历时观，有全球性的“宏观研究”意识外，在两个学科的中、后期阶段，学者们在研究对象范畴的选择上已逐渐远离早期的宏观意识，而是相继倾心于微观研究与“微观+中观”层面的研究课题；或者在从事不同的微观个案研究的同时，像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ri-Strauss)的结构主义人类学那样，去寻求隐藏在单个文化表征层面背后的、具有人类共同思维特征的深层结构。就此也可以说，是否在研究中持有宏观(实为相对宏观或中观)与微观的研究观念，乃是早期比较音乐学(20世纪50年代以前)与现代民族音乐学(中期以来)的分水岭。在现代民族音乐学(50年代以后)时期，乃是以微观研究的观念与范式起始，然后才发展出当代学者所普遍重视的“微观+中观”的音乐民族志研究观念与范式。 (二)误区之二：“把音乐置入大文化背景中研究” 以往国内学界经常有人撰文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宗旨是“把音乐置入大文化背景中研究”。这不仅是由于部分学者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义“关于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产生误解，把微观研究和宏观文化背景简单地混同、嫁接起来，造成具体研究过程中音乐与语境相分离的“两张皮”现象。同时，这样的提法也让一向对民族音乐学观点持怀疑态度者常挂嘴边，成为对之贬低和曲解的一个现成理由。其实，在现代民族音乐学的方法论层面，与微观个案研究(小型叙事)常发生联系并相提并论者，并非所谓的“大文化环境中的音乐”研究或绝对、抽象的宏观研究概念；而是更偏好去使用像“大传统、小传统”“地域性与跨地域性比较”“大音乐文化内的小音乐文化单元”等这样一些更为精确的，“微观+中观”意味上的表述。这里的“中观”确实是在谈共性，但这种共性并非“宏大叙事”，亦非“全人类”的命题或全称命题。在“上下文语境”的意义上，它既是可触摸、感知和察觉的文化现象，也是可用于鉴别文化个性的前提条件之一。 从整体看现代民族音乐学，它先后采纳了学术上有较深承继关系的博厄斯人类学多元文化观和后现代建设论音乐观，在以较宽容、理性的态度来处理和面对各种音乐文化危机现象的同时，还一定程度削弱、化解了由彻底、极端的后现代怀疑论所带来的某些尖锐矛盾问题。从今天的学术眼光来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梅里安姆为代表的民族音乐学“人类学派”的研究观，主张在有具体的语境设限的情况下，以“小型叙事”为规模范围，通过“概念、行为、音声”认知途径去观察、研究表象(研究文化中的音乐)。在当时的学术环境条件下，这类学术范式或方法论既沿袭了结构主义或模式性研究思路，同时又掺入了博厄斯人类学具“准后现代性”学术反思色彩的观念意识；既呈现出新、旧交替的跨时代性和模棱两可的模糊性，又在一定程度上同后现代建设论者对表象持有怀疑、肯定双重态度的学术主张相吻合。虽然尚不能说这即是后现代观念，或已经跟上后现代潮流，但它在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由前现代—现代性(本质主义)向后现代性转型的过程中，已经显现出诸多超前的后现代性因素，且为此后更为激进、纯粹的某些后现代观念的出现铺平了道路。由此可见，美国民族音乐学作为现代民族音乐学的大本营，以梅里安姆、胡德、涅特尔等学者奠定了基础的方法论系统，通过上世纪80年代以来赖斯、西格等中生代学者的不断努力，已经逐渐趋于完整和定型。对于中国民族音乐学学者来说，这是一种值得在对之进行反思、批评的同时，予以有效地学习、研究和借鉴的后现代学术发展思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