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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研究》2016年第6期发表居其宏文章《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中国乐坛的莺声初啼》。文章指出，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呼啸而至。在音乐艺术领域，是一个以“启蒙”“美育”为宗旨，以“中西合璧、兼收并蓄”为路径的年代，它的直接结果，则是“学堂乐歌”的遍地开花和专业音乐创作的崭露头角，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音乐艺术，由此完成了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战略性转变。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都极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音乐和左翼音乐的发展历程和本体面貌。 文章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我国乐坛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一、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在我国的早期传播及其成果 文章指出，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国的早期传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学艺术的若干论述也渐渐被译介到我国来，开始进入思想界、文艺界先进知识分子的视野。特别是其中对于人类文学艺术发展规律的阐发以及世界文艺成果的若干深刻论述和精辟见解，关于唯物史观与思想文化之辩证关系、文学艺术的阶级属性及其在社会变革中的武器功能的独到阐发，深刻地影响了中共早期领导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形成，同样也深刻地影响了左翼文艺思潮，并且理所当然地成为我国革命文艺的指导思想和最主要的理论源泉。 作者认为，在20世纪20年代的文论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来观察中国音乐、解决它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的篇章，几近于无。原因有三：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述中，关于音乐艺术的专门论述原本就所见不多，被译介到我国者则更少之又少；二是当时中国音乐界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后期，中国新音乐发展道路及其在处理中外古今相互关系、音乐艺术特殊本质等命题的若干论述，多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暗合；三是与文学相比，音乐等艺术门类，鉴于其艺术规律的特殊性及其本体理论极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非行内人或兼通音律者难于置喙。 尽管如此，音乐艺术毕竟是文学艺术中的一个分支，在一些基本原理和普遍规律上彼此相通；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关于文学艺术的论述以及中国思想界、文学界、文艺理论界结合中国社会和文艺现状对之所做的诸多解读成果，在宏观层面和普遍意义上同样适用于中国音乐界。 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国统区的左翼“新音乐运动” 文章指出，在文艺领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艺运动，就其地域分布而言，有两个有机联系的板块：其一是以中央苏区为主要代表的红色音乐，其二是以上海为主要代表的国统区左翼新文艺运动。就音乐艺术领域而论，此前一度未受重视的革命音乐诸问题，在“左联”关于“文艺大众化”介绍和探讨中，开始受到关注；此后，随着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音乐界的译介活动的初步展开，其关注热情和深入程度亦渐次提高。这些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译介活动，以及左翼音乐家以此为指导、联系中国音乐界实际情况和紧迫使命的阐发，不仅鲜明地树起了革命音乐的旗帜，也为左翼新音乐运动的兴起做了最初的理论准备。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我国音乐家协力同心、一致抗日，运用自己所熟悉、所擅长的音乐艺术，创作出各种体裁和形式的音乐作品。这些作品，不仅真实而艺术地记录了中华民族在那个特殊年代的心灵呐喊史和精神抗争史，为夺取抗战的彻底胜利做出了极其伟大的精神贡献。 文章最后强调，由于左翼音乐运动的兴起和蓬勃发展，造就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第一支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指导自身音乐创作实践和理论批评活动的革命音乐队伍，创造了丰硕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和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对此后的中国新音乐文化建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注：本文系作者独立承担之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思潮”（项目编号：14BD034）的中期成果。 原文作者: 居其宏，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研究所原所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外歌剧音乐剧史论、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音乐批评。 原文标题:《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中国乐坛的莺声初啼》 原文出处: 《音乐研究》2016年第6期 (中国社会科学网 胡子轩/摘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