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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这篇书评旨在对达尔豪斯《音乐史学原理》一书进行具有学理意义的深度解读和论说。文章分析了达尔豪斯以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观点作为回应对象的意识形态历史原因，并以此为基础，深入阐发了达尔豪斯的音乐史学理论观念。文章认为，达尔豪斯从各个侧面触及了音乐史写作中的一个根本性悖论问题，即如何调解音乐作品的自律性要求和音乐历史的连贯性诉求两者之间的矛盾。达尔豪斯提出，必须“揭示包含在作品本身之中的历史”，希望“从作品的内在建构中读解到作品的历史性质”。这种思路直接导致他高度重视结构性音乐史的理念，并在他自己的历史写作实践中予以贯彻。 【关 键 词】达尔豪斯/音乐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结构性历史 【作者简介】杨燕迪，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副院长。(上海 200031) 《音乐史学原理》① 一书似乎只能出自德国学者之手——因为它的思维深度和力度，也因为它的视野宽度和广度。当然，此书所关心的主题对象——音乐及其历史——本来就是德国文化的精粹所在。而作者达尔豪斯(Carl Dahlhaus, 1928～1989)② 在触及这个主题对象时，论述角度又带有浓重的哲学辩证色彩，这就进一步加重了此书的“德国性格”。音乐圈中，时常听到“德国式的演奏”与“德国式的音色”的说法。与此相仿，在本书中，我们就遇到“德国式的思辨”与“德国式的写作”。 这种德国式思辨与写作的特色之一是刨根问底：透视习以为常的现象，以洞察旁人未见的本质；剖析法定认可的惯例，以追问心照不宣的前提。依照一般的看法，音乐的历史，无非就是音乐发展历程的记录与解说，人物、作品的编年整理，风格、流派的脉络爬梳，外加时代精神、思想氛围以及社会建制等等方面的编织架构，林林总总，错落有致，也就此可以宣告音乐史这个特殊学术写作样式的成立与成型。但在达尔豪斯这个具有典型“德国式头脑”的学者眼中，事情远不是这么简单。在这本原来被命名为Grundlagen der Musikgeschichte的论著中，达尔豪斯从自己撰写《十九世纪音乐》③ 一书以及多年从事音乐史研究的实际经验出发，对音乐史写作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疑难进行了非常德国式的根本性反思与哲学性论辩。德文Grundlagen一词，原本即“基础”、“基底”、“基位”之意，此书的英文版也将该词直译为Foundations(of Music History)，意在指明此书的宗旨在于对音乐史写作的基础理念进行刨根问底式的追究。但中译本如果照字面意思将此书译为《音乐史基础》，由于“基础”一词在汉语中的文化联想与德语的Grundlagen或英文的Foundations在各自语境中的意涵都相当不同，弄不好会误导读者以为此书是一本介绍音乐史常识的入门读物。出于上述考虑，就此书的实际内容而论，译者觉得《音乐史学原理》才是更为妥帖的书名。 “这是世界上所有语言中第一部针对音乐历史哲学的透彻研究论著”——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年的英译本封底上对此书这样隆重推荐。但大有深意的是，这样一本似乎全然属于学理探究的“纯学术”著作，其写作前提却依然带有强烈的时代意识形态印记。此书的德文原著出版于1977年。我们应该清晰记得，当时，东西方之间的“冷战”对峙正处于胶着状态，紧张中带有妥协，敌视里含着理解。达尔豪斯作为“前西德”阵营中最具声望的音乐学界领军人物，在与“前东德”的同行们面对面进行学术争论时，自然不可能脱离当时的思想成见与政治气候。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纲领性思想基础，当然成为东欧国家集团人文/社会科学的哲学/方法论前提。东欧国家中的音乐史学，自然而然均属于“马克思主义”旗下的音乐史写作。此外，以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可谓风头正健。达尔豪斯身处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中，如果要对音乐史学的哲学基础进行辨析和论说，他所遇到的第一个回应对象，必然就是马克思主义。 这就是为何达尔豪斯在此书的“作者序言”中，很快就公开亮牌，立马开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评说。如果不了解上述时代背景，当下的读者很可能会犯糊涂——达尔豪斯为何偏偏对马克思主义如此“耿耿于怀”。在此书的展开过程中，读者也常常感到，马克思主义的“幽灵”或隐或显，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论争的战场。不仅如此。达尔豪斯甚至专门动用了整整一章(第八章)的篇幅来论述他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音乐史学中的关键性范畴：音乐史写作中，如何处理音乐作为上层建筑与经济作为基础支撑之间的关系。有意思的是，达尔豪斯自己也清楚地认识到，他的这种姿态，恰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所具有的尖锐性，确乎一针见血——“只要挑选一个课题，赞同或者反对某种立场已是不可避免……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明显的偏见和潜在的偏见，两者必居其一。”(中译本，页2——下同)看来，达尔豪斯针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回应以及在本书中的其他学理研究，恰恰无不反映出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观点的正确性——无论任何学者，不论从事貌似多么“纯粹”的学术性研究，其背后都会有某种意识形态的基础作为原因驱动，差别仅仅在于，学者对这种意识形态动因是否具有清醒的自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