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具体作品为例——如享有盛名的贝多芬《第九“合唱”交响曲》。任何一部西方音乐史，不可能不涉及这部伟大的杰作。但如果仅仅将这部作品当作是19世纪初叶欧洲启蒙思想余波的音乐反映，或者仅仅在这部作品中寻找交响曲演化发展的痕迹，那就从根本上歪曲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审美本质——因为就真正具有“此在”性质的、具有“本真性”的音乐审美理解而论，我们并不是要从这部作品中看到思想史的印证，也不是要从贝多芬的音乐中听到交响曲体裁演进的步伐，而是希望沉浸在音乐的实际鸣响中，从中体验贝多芬这部杰作是怎样通过具体的音响手段和形式建构，刻画出令人神往并就此永恒的升华性精神境界。当然，没有启蒙思想的引导，没有交响曲体裁形式的发达，贝多芬的成就是不可能出现的。但达尔豪斯认为，这种“自外向内”的解读方式并不是音乐史写作遭遇的真正难题。如果要说明启蒙运动的博爱思想是如何体现在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构思之中，这并不是很费力的任务；希望指出《第九交响曲》在整个交响曲发展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这也并非不可想象。然而，达尔豪斯深刻地感到，仅仅满足于这种“自外向内”的历史叙事，音乐史还不足以成为一种“艺术的历史”。 这里，涉及到音乐史(以及广义上的艺术史)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史和社会史的深刻区别。达尔豪斯尖锐地指出： “音乐历史学的正当合法性与政治历史学并不一样，它所探究的往昔的流传物——音乐作品——首先是审美对象，因此是属于现在的因素；只是在第二性的意义上，这些音乐作品才有助于理解往昔的事件和境况”(页14) 换言之，音乐作品不像政治史中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它虽然来自过去，但却具有强大的身后生命力，好像它就诞生于当下——实际上，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音乐也许每天都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中鸣响发声，或是在音乐厅中上演，或是通过唱片机回放。正是出于对这种“审美现时性”的坚守，达尔豪斯才要求音乐史写作必须“自内向外”，而不是“自外向内”——应该“揭示包含在作品本身之中的历史”，并且“从作品的内在建构中读解到作品的历史性质”。 但是，究竟如何落实？而且那会是怎样一种“揭示”和“读解”？遗憾的是，达尔豪斯没有在本书中给出明晰答案。表面上看，达尔豪斯曾在多处提及，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理论似乎是一种调解“艺术”和“历史”之间平衡的“成功范式”，因为“这种理论的基本美学尺度——所采用的艺术手段的原创性和独特性——同时也是一个历史性的因素”(见页49，以及页191之后的讨论)。但他并没有举出个案例证，说明如何在音乐史写作中具体实践这种理论。而且，我们隐约觉察到，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强大火力面前，如果继续坚持形式主义这种多少有些“守旧”的僵硬立场，达尔豪斯也不免感到有些困难。实际上，细心的读者可以感到，达尔豪斯虽然竭力从各种角度为“自律性作品”的艺术品格和审美本质辩护，但他毕竟并不是一个“立场顽固”的“资产阶级”学者。他从马克思主义坚持艺术在实质上是从属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实践的学说中，还是获得了启发。进而，他希望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19世纪的文化史理论与20世纪史学界中久负盛名的“年鉴学派”理念相结合。为此，达尔豪斯尽管没有在理论上挑明，但在他心目中，就“历史”与“艺术”之间的调解而言，较有希望的努力方向其实是——结构性的音乐历史。 由此，达尔豪斯详尽阐述了“结构性历史”的理念如果被运用到音乐史写作中，会带来什么样的优势，又会遭遇到什么样的质疑(第九章)。从历史理论的角度看，现代的结构性历史似乎构成了传统的叙事性历史的颠覆。在传统的“事件历史”中，一般总是假定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叙事主体和叙事角度，因而给人造成一种“讲故事”的“连续感”和“统一性”。但在结构性历史中，事件的先后序列和因果关系的重要性被推到后景，凸现出来的是各种复杂的、平行的、交错的、有时甚至是矛盾和对抗的体系与“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正是这种“结构”和“亚结构”之间的复杂互动与相互冲撞才是历史进程中所呈现的真正“节奏”。历史写作，对应于这种复杂的“复节奏”形态，必然放弃单维、直线的叙事模式，起而代之的是多维、复合的分析论述。不难想象，结构性历史之所以可以有效地调解“艺术”和“历史”的不同诉求，正在于在这种历史中，由于允许存在不同的“复合节奏层”，因而可以一方面包纳针对个别、具体艺术作品的“静态的”结构分析和批评，另一方面又鼓励对更为广阔的社会环境和思想语境进行“动态的”深入勘察。由此，艺术作品的“审美现时生命”和“历史叙事性质”被同时保留，在最佳的时候甚至被合二为一。达尔豪斯甚至针对19世纪的欧洲音乐文化，用一段具有想象力的思辨性结构分析，具体展示了这种理想中的结构性音乐史的雏形(见页216～224)——考虑到本书德文原著出版之后3年，达尔豪斯就完成了他最著名的音乐史学代表性论著《十九世纪音乐》，我们就不妨猜测，《音乐史学原理》一书其实是《十九世纪音乐》一书的理论铺垫，而后者又可以说是前者的理念实现。看来，为了更好地理解结构性音乐史的理论与实践，也为了更好地借鉴这种具有建设性的艺术史学观念，达尔豪斯《十九世纪音乐》一书的汉译工作应该尽早被列入我们学术建设规划的日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