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的故事》、《小毕的故事》、《儿子的大玩偶》、《风柜来的人》、《玉卿嫂》，杨德昌、侯孝贤、张毅、王童，提起这些台湾电影和台湾导演，不仅台湾人熟悉，在大陆也拥有一大批坚定的拥趸。随着时间的前进，这一批电影和电影人被历史划入“台湾新电影”时代。今年恰逢台湾新电影30周年，台湾电影界举办了许多活动纪念与探讨。包括焦雄屏、小野、侯孝贤、魏德圣、钮承泽等台湾电影界新老要角聚集在一起，缅怀先人，回忆台湾新电影的吉光片羽。
    1982年由台湾“中影”出品，陶德辰、杨德昌、柯一正、张毅联合执导的集锦式电影《光阴的故事》拉开了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序幕。
    为什么以前的电影不叫新电影？为什么从这个之后叫新电影？“因为它们在电影的选材上，对电影的态度上，以及工作方法上，全部都跟过去是割裂的。”台湾电影人詹宏志说。台湾知名电影人焦雄屏则表示：“很多人问，台湾新电影是不是一场运动？当然是一场运动，因为是跟以往传统断裂的行为。”
    上世纪80年代，台湾影片市场仅有少数几种类型影片上映，琼瑶电影也失去了文艺片宗主的地位，电影已走入困境。1982、1983年，台湾电影票房逐渐陷入谷底，业界几陷半休业状态。银幕上不是老套的爱情文艺片便是流于教条的军教片，再或是假社会写实片。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国民党体制内的“中影”打破按资排辈的旧片场机制，大力扶植杨德昌、柯一正、万仁等导演，起用年轻作家小野、吴念真担任电影企划工作，这是战后成长的一代第一次有机会进入电影体制的决策层，开启了新的电影题材。
    所以，今天很多人怀念一位老人明骥——当年“中影”的总经理，被称为“台湾新电影之父”。正是在他任职中影总经理期间，为台湾电影开创新气象，掀起“台湾新电影”风潮，他于上世纪80年代摄制的《光阴的故事》、《小毕的故事》、《儿子的大玩偶》、《海滩的一天》等关注现实的电影，如今都成为台湾新电影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品。
    虽然与香港电影新浪潮、内地第五代导演群体兴起处于同一时期，但是台湾新电影还是显露出了不一样的气质。有影评家曾经形容过台湾新电影和香港新电影的不同，香港属于无根飘萍，台湾则根基深厚、传统扎实，着力于电影文化品格的提升。
    在美学上，创造出以深焦摄影和长镜头运动为主的美学风格，在题材上，发现与建构台湾独特的文化和生活经验，这些最终形成了台湾新电影的样子。
    更令人着迷的是，台湾新电影中的“文学范儿”。对此，台湾电影学者黄建业指出，台湾电影和文学有“联姻”的传统，1983年电影《儿子的大玩偶》改编自黄春明的小说成功后，大量文学作品被改拍成电影。这波电影文学浪潮和上世纪70年代琼瑶小说改编电影的形态相比，出现更深刻的社会思考，并吸引许多文艺青年投入电影创作。
    《儿子的大玩偶》成功后，大量现代文学和乡土文学，包括王祯和、李昂、张爱玲等人的作品，都在上世纪80年代被改编成电影。部分未改编文学作品的导演，如杨德昌和侯孝贤，作品则受文学笔法影响，如侯孝贤擅用的长镜头风格来自沈从文小说的启发、杨德昌的空镜头风格也有文学韵味，形成了电影与文学共舞的年代。
    “电影和文学的相互渗透极为迷人，台湾电影最精彩的时期，往往也是和其他艺术交流最深的时期。”黄建业说。而当年在新电影运动中由作家转身为编剧的小野称，那是一个浪漫的开始。
    一场运动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宝贵的黄金时代和美好瞬间。新电影在短暂的几年时间内集合了一大批热爱电影的年轻人，涌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品，然后迅速宣告失败。
    然而，“台湾新电影的精神并未随着岁月陨落，反而在台湾新导演辈出的当下，显得历久弥新。”小野说。
    因为理念不合，新导演们分崩离析，各奔东西，但秉承着曾经的志愿，很多人此后拍出了传世的经典，如侯孝贤的《悲情城市》，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等等，在政策宽松之后，台湾电影迈进了多元化的时代。
    如今，台湾的青年导演再次在影坛上掀起另一波高峰。近几年，《海角七号》、《艋舺》、《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爱》、《翻滚吧！阿信》、《赛德克·巴莱》在两岸三地都获得了口碑与票房的丰收。
    有人把这股浪潮称为台湾新新电影。作为新新电影代表人物之一的导演魏德圣认为，杨德昌导演跟侯孝贤导演，创造了1980年之后台湾电影最美好的时代。“那个年代有那个事，他们拍出来的东西很容易感动同属那一批的观众。20多年之后，现在的导演跟他们所处的年代已经不一样，所遭遇的文化熏陶不一样，所面对的国际冲击也不一样，所以会有不同的思维在电影里面，有不同的角度。”
    现在，台湾的观众已经很少有人记得杨德昌，甚至提起台湾新电影，他们会觉得那是一个老朽的名词。这样的情况在小野看来并不意外，令他惊讶的是，对台湾新电影最感兴趣的反而是香港和内地。
    “台湾新电影对华语电影具有某种程度的启蒙影响，这或许是它们至今受尊敬的原因。”小野说。

责任编辑：紫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