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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寓言剧 “寓言剧”(пьеса-притча)是以神话、童话、传说以及历史素材来构筑故事情节，旨在揭示深邃哲理的戏剧，作者借用多样化的假定性手法，通过提炼和升华其中的一些元素，使剧中的人和事具有寓言般的哲理，借此对全人类共同的命题，如生与死、善与恶、战争与和平、人类的生存困境和发展道路等，进行思考。俄罗斯当代戏剧中的这一倾向与20世纪70—80年代苏联文学(小说、诗歌、散文)中普遍盛行的哲学追求是相互呼应的。 阿列克谢·卡赞采夫(Алексей Казанцев)的《大佛，请帮帮他们》(《Великий Будда，помоги им》，1988)是政治寓言剧的一部代表作。它讲述了一个远在柬埔寨的名为“伟大思想”的模范公社的生存模式，作者特别强调了这个机构所具有的冷酷性和反人类性，人在这里一旦表露出任何异端思想都会遭到最残忍的对待，因此人身上只剩下了动物般的本能和恐惧。这部剧以寓言的方式阐述政治主题，试图将政治剧原有的思想冲突提高到了一个更宽广、更具全人类意义的层面上。 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Владимир Войнович)的《法庭》(《Tрибунал》，写于1984年，发表于1989年)，则是一出法庭寓言喜剧，它用荒诞的手法辛辣地讽刺了专制国家的弊病，检察官、审判长、书记、法警等形象都极具讽刺性，公正审判的象征忒弥斯女神，双眼蒙布，一手持天平，一手持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应为宝剑)，成为全剧最具讽刺意义的笔触。 另外还有一类以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素材创作的寓言剧，如亚历山大·沃洛丁(Александр Володин)的《两支箭》(《Две стрелы》，写于1967年，1980年上演)和《蜥蜴》(《Яшерица》，写于1969年，1982年上演)，爱德华·拉津斯基(Здвард Pадзинский)的《尼禄和塞内卡时代的戏剧》(《Tеатр времён Нерона и Сенеки》，1982)、格里高利·果林(Григорий Горин)的《斯威夫特盖的房子》(《Дом，который построил Свифт》，1983)、米哈伊尔·罗辛((Михаил Pощин)的《赫拉克勒斯第七功》(《Седьмой подвиг Геракла》，写于1963年，1988年首演)等。这些剧作将孤独、痛苦、寻求真理的知识分子与权力无边、为所欲为的当权者之间的斗争作为主要的情节冲突，借古讽今，老戏新唱，其中心题旨仍是要影射和反思苏联的历史与现实。 评论界对寓言剧的评价褒贬不一。一部分人认为，寓言剧反映了一种对永恒的哲学、道德问题进行严肃思考的社会需求；另一些人则持批评态度，认为所谓寓言剧是跟在同时期蓬勃发展的哲理小说后面赶时髦，其中没有一部作品能达到优秀的哲理小说那样的深度和高度。另外，一部分寓言剧对普通观众而言也过于艰涩，不具备广博的文学、历史知识很难看懂。但80年代寓言剧的一度兴盛与苏联改革前期的社会政治和文学艺术发展的总趋势密切相关，这之后单纯的寓言剧虽已式微，但加入了寓言元素的政治剧、社会心理剧、先锋剧屡见不鲜，可以说，使自己的戏剧具有寓言般的警示意义是当代俄罗斯许多戏剧家所追求的目标。 三、社会心理剧 “社会心理剧”(социальнопсихлогическая драма)是俄罗斯戏剧中具有悠久传统和辉煌成就的一种体裁，它善于把握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社会情绪和人物性格，注重表现人物隐秘而细腻的心理情绪，刻画人物的内心悲剧，在形式上则强调淡化外在的情节冲突，以表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为主要诉求。社会心理剧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就是契诃夫，他的戏剧作品为这一体裁的创作树立了难以逾越的标杆，也为俄罗斯戏剧留下了弥足珍贵的遗产。契诃夫之后，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心理剧的发展做出过贡献。20世纪60—70年代，阿尔布卓夫、罗佐夫、沃洛丁、万比洛夫等人的社会心理剧占据了俄罗斯戏剧舞台的主导地位，它们在道德和美学追求上，在体裁和风格形式上对契诃夫传统进行了发扬光大。其中，万比洛夫的《打野鸭》(1970)等作品更被视为70年代苏联社会心理剧的典范，以至后世的社会心理剧常被称作“后万比洛夫戏剧”。 80年代的社会心理剧，除了在艺术上更多地吸收了欧美当代戏剧的表现手段外，在戏剧主题上与之前的社会心理剧有了很大的不同，剧作家们志在表现“与‘发达社会主义’的华丽背景格格不入”的“阴暗的日常生活冲突”[2](P.611)，揭示苏联社会生活某个侧面的真相。一批被批评家称为“新浪潮”的剧作家脱颖而出，他们在表现社会消极现象方面显示了前所未有的敏锐，写出了一大批触目惊心同时又令人耳目一新的社会心理剧佳作，如弗拉基米尔·阿罗(Владимир Арро)的《看，是谁来了！》(《Смотрите，кто прищёл！》，1982)、《轨道》(《Колея》，1987)，柳德米拉·拉祖莫夫斯卡娅(Людмила Pазумовская)的《亲爱的叶莲娜·谢尔盖耶芙娜》(《Дорогая Елена Сергеевна》，1980)，柳德米拉·彼特鲁舍夫斯卡娅(Лодмила Петрущевская)的《音乐课》(《Уроки музыки》，写于1973年，发表于1983年)，《三个蓝衣姑娘》(《Tридевущки в голубом》，1980)，《科洛姆比娜的住宅》(《Квартира Коломбины》，1981)，《莫斯科合唱》(《Московский хор》，1988)等。这些剧作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出发，或表现人与人之间淡漠、疏离、有时甚至是冷酷的复杂关系，或表现城市人困窘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或表现女性和儿童的不幸命运，甚至敢于打破禁忌，将妓女、酒鬼、吸毒者、刑事罪犯等许多以前被禁止表现的人物及其生活赤裸裸地呈现在聚光灯下。尽管这些作品遭到各种非议，不同程度上受到过打压，但80年代整个社会对生活真相的渴望，对虚伪谎言的憎恨，对公平正义的强烈呼吁，使其成为最引人关注和剧院里最抢手的剧目。以《亲爱的叶莲娜·谢尔盖耶芙娜》为例，该剧讲述了4个即将毕业的高中生，因在刚刚进行过的数学考试中成绩不理想，便以为老师过生日为由，携鲜花礼品上门，意欲说服掌管试卷保险箱的教师叶莲娜·谢尔盖耶芙娜将保险箱钥匙借给他们以便修改和替换试卷。为了达到目的，学生们无所不用其极，对老师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以及冷嘲热讽，想要逼迫她就范，但一生诚实清廉、恪守原则的叶莲娜·谢尔盖耶芙娜宁死也不肯让他们得逞。剧本的故事情节虽不复杂，但剧中对当代青年心灵和道德的蜕化、堕落，对新老两代人价值观上的尖锐冲突都有十分深刻的揭示，特别是对学生们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冷酷无情、厚颜无耻行为及心理的生动刻画，既令人震撼又叫人痛心和深思。由于主题的尖锐性和现实性，该剧于1982年首演后不久即遭禁，直到1987年才获解禁，复演后立即引起广泛轰动，1988年著名导演梁赞诺夫将其改编拍摄成同名电影，使它进一步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品。该剧还在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演，受到一致好评。我国在2000年以后才引进该剧，并将其易名为《青春禁忌游戏》，先后曾有“中戏”和“国话”两个版本的演出，都取得了不俗的口碑，足见该剧的艺术魅力。 80年代的社会心理剧虽依旧立足于日常生活，淡化外在的情节冲突，但其触及的社会问题的尖锐性，使它不再止于隐忍含蓄，而是具有了锐利的锋芒，具有了振聋发聩的力量。戏剧评论家阿根舍娃在观看了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音乐课》后写道：“真是令人震惊啊，人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啊！人们活得多么可怜，多么贫穷，多么单调啊！随震惊之后而来的是一连串对俄罗斯人而言很传统又很刺痛人心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谁之罪？怎么办？心如火烧……”[3](P.101)正是由于这一时期的社会心理剧张扬着鲜明的社会批判精神，所以才能够带给观众强烈的情感体验和思想震撼，才能够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和共鸣。与政治剧直接诉诸于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的讨论不同，社会心理剧把握住了80年代社会的另一个强烈呼声，就是撕去粉饰和伪装，让大众看到人民真实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痛苦，当时的社会心理剧在对社会政治生活直接表态这一点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 在戏剧手段方面，80年代的社会心理剧创作不再仅仅局限于俄罗斯和苏联的文学传统，剧作家们积极吸收当代欧美戏剧理论和戏剧实践经验，努力将残酷戏剧、荒诞派戏剧、后现代主义戏剧等戏剧流派的一些表现手法运用于自己的作品中，在戏剧结构、时空处理、人物对白、虚实场景设置等多个方面进行了革新，使社会心理剧在这一时期呈现出了一种新面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