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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智慧提供创新理论基础 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观念，也为我们的文艺理论创新提供了最为合理的阐释框架和理论基础。 第一，它所强调的生命原理以及“和”的美感形式，可以将康德、黑格尔发现的但却语焉不详的“生命原理”充实为基础理论，为以生命之喻建构中国文论大面积进入现代文艺学提供了可能。 第二，它所具有的形而下与形而上理论一气贯通的特色，既可以有机地将西方的形而上理论形态、生命理论形态的有益成果吸纳进来，又有利于将中国古代文论道、器两个层面的有益的理论成果与西方理论融合起来，从而建构起新的形上与形下贯通的理论体系，从根本上突破了逻辑中心论的藩篱。 第三，由一元、二元、三元再到万象而形成的层次性系统，将彻底改变西方的本质理念，从而建构起文学和美学的层次性、系统性本质观，形成一种海纳百川式的综合能力和阐释结构，将中外古今一切理论智慧的精华综合为一，从而走向超越与创新。这将极大地激发当代中国学人理论创造力，为人类的文艺理论创造出新的形态，作出西方学者一时还难以办到的新贡献。 还有，德里达的他者理论以及他对中国这个最大的“他者”的呼唤，必然会激发起我们的主体意识觉醒和理论自信的形成，为中国古代文论步入新的世界格局创造契机。只有作为他者文化的中国文论的充分参与，西方文论以及它的中国化形态才可能打破旧有的格局，产生一种质的飞跃。巴赫金说：“别人的文化只有在他人文化的眼中才能较为充分和深刻地揭示自己”，“我们（能）给别人文化提出它自己提不出的新问题，我们（又能）在别人文化中寻求对我们这些问题的答案”。所以，他者文论，对于克服西方文艺理论的片面性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而中国这个“他者”更重要。所以德里达说：“应该竭尽全力开放以使他者到来”，“在对他者的参照中，对中国的参照是非常重要的”。由于西方文论（实际上还包括我国现有文艺理论形态，因为它们不过是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都缺失了这个极重要的“参照”，所以，中国人文学者和中国文艺理论，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机遇。特别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和世界意义，更被这一历史性机遇彰显得灿烂无比。 中国文艺理论特有的理论优势 我国文艺理论的创新和发展面临新机遇，同时，我们拥有把握这种新机遇的民族主体性优越条件。但是，对于这些有利条件，并不是每个文艺理论工作者都能够充分认识到，有些学者还缺乏一种必要的理论自信。 为了早日形成我们应有的理论自信力，这里不妨再说两条我们特有的理论优势：一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这是一种十分珍贵的精神遗产，它使我们能自觉地采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看问题，从而树立起正确的历史观、文化观、文艺观；它使我们能够采用批判继承的态度对待人类一切精神遗产，而不会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地走极端，不会轻信绝对的相对主义、不可知论和极端的非理性主义，这是我们能够走出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废墟，而重建新理性世界的法宝。 二是我们有实践苏联式文艺社会学理论的经验和教训，与世界上那些没有这种经历的民族和那些虽有一定经历但已经改弦易帜的民族相比，我们的这种经验和教训可以说是硕果仅存、弥足珍贵。因为有了这种经验教训，我们就比别的民族多了一种鉴别眼光和抵抗不良倾向的能力。例如西方文化研究传入中国后，它的非诗意批评倾向立刻受到中国学者的抨击。所以，苏联式庸俗社会学批评的经验教训，也是我们进行理论建设的一种财富，它可以使我们未来的文艺理论建设，首先可以超越庸俗社会学的理论和批评，而建构起更为科学合理的新理论。 我们既然有这样多的文化优势、知识优势和理论优势，中国学者在新机遇面前一定会有足够的主体自信和理论自信以迎接未来！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