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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忠谱》：“目之信史可也” 就是在明亡到清初之际，一个堪与元代大都书会才人相媲美的戏剧作家群落出现了。这个作家群落，就是以李玉、朱素臣等为代表的“苏州作家群”。这些剧作家基本生活在明万历到清康熙年间，创作活动从明崇祯时开始，一直延续到康熙中后期，长达半个多世纪。群落中人共同的创作理念、相似的气质旨趣、极高的艺术成就和注重场上搬演的创作目的，使他们的剧作更为耀眼。 吴伟业在为李玉《北词广正谱》做序时说：“今之传奇即古者歌舞之变也，然其感动人心，较昔之歌舞更显而畅矣。盖士之不遇者，郁积其无聊不平之慨于胸中，无所发抒，因借古人之歌呼笑骂，以陶写我之抑郁牢骚。而我之性情，爰借古人之性情而盘旋于纸上，宛转于当场。于是乎热腔骂世，冷板敲人，令阅者不自觉其喜怒悲欢之随所触而生，而亦于是乎歌呼笑骂之不自已。则感人之深，与乐之歌舞所以陶淑斯人而归于中正和平者，其致一也。”(28)在虚幻世界中寻找彷徨的自我，在文字的演绎中寻找精神的补偿，是彼时的作者努力探寻的创作旨趣。“苏州作家群”的作者们，在入清后已绝意仕进，通过对“道”、“势”观念的重整，他们的剧作，无论是时事剧抑或历史剧，均深深地烙上明清易代之际“遗民”的痕迹。《如是观》的岳飞与作者张大复、《清忠谱》的周顺昌与作者李玉、《朝阳凤》中的海瑞与其作者朱素臣、《埋轮亭》中的张纲与其作者朱佐朝、《党人碑》中的刘逵等四秀才与作者邱园等，实际上反映出他们之间的惺惺相惜、难分彼此的处境。入清以后，这些被历代一书再书的士子英雄自然会成为他们重要的剧作选材的对象，并进而注入较史实更为丰满深厚的思想与更为悲凉肃杀的情节。可以看到，秉承文人独有的社会责任感，遵循“以史入戏，以戏写史”的创作理念，借以抒发自己的故国思恋与亡国痛楚，也从英雄遭遇的衰世浊道、昏佞主政的血腥后果中反思明王朝覆灭的悲剧原因，已经成为明清鼎革时期这批江南才子群体性的艺术取向。 《清忠谱》由李玉主撰，朱素臣、毕魏、叶时章等参与创制。剧作以明天启年间“阉党”逮捕东林党人周顺昌时导致的以五义士为首的苏州市民暴动的史实为依据，开始将时事戏剧(29)引入一个更加纯熟的境界。明末清初学者张岱曾言：“魏珰败，好事者做传奇十数本，多失实”(30)；惟《清忠谱》被吴伟业称为“事据按实，其言也雅训，虽云填词，目之信史可也”(31)。能够“目之信史”，是继《鸣凤记》之后时事戏剧的一个新飞跃。其最关键的特色在于，之前“士子献祭”戏剧的故事主人公，基本局限在读书人这一群体，或者将“士子”阶层的性格灌注于“他者”之身。因此，其悲剧精神与庶民意识的疏离可能导致曲高和寡，“献祭”者死难的醒示大众功能也不免有所折扣。而《清忠谱》不仅将“阉党”之蛮横猖獗、东林党人的嫉恶如仇渲染殆尽，更重要的是，代表广大百姓的“市民”这一角色登场，与读书人共同谱写了一曲“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32)的悲歌。而当“士子”精神真正融入更广阔的社会群体中时，正义必将变得不再那么孤独。剧作中，以“述珰”、“缔姻”、“骂像”、“忠梦”、“就逮”、“叱勘”、“囊首”一条线与“书闹”、“义愤”、“闹诏”、“捕义”、“戮义”、“毁祠”另一条线，双线平推，交叉有致，内容丰厚，节奏紧张，却无一折为赘笔，而最终汇集于“魂遇”、“表忠”两折，为明末江南无数不屈抗争的市民凝聚了一幅艺术的缩影。《清忠谱》中的“主脑”人物周顺昌，一位因“疏逐东林”、“株连削夺”的被黜官员，他代表的是一个刚正不阿的知识群体。他“冰心独报，挺然傲雪孤松；介性不和，矻尔颓波一砥。读圣贤书，凛凛纲常昭日月；负须眉气，冲冲忠义满乾坤”(33)。通常的“士子献祭”戏剧中，这样的角色一以贯之并不鲜见。鲜见的是，与东林党人素昧平生的颜佩韦、杨念如等五人，“生于编伍”，“生平任侠，意气粗豪。闪烁目光，不受尘埃半点；淋漓血性，颇知忠义三分”。也就是说，他们不谙诗书但渴求正义的心灵，是与周顺昌等辈完全相惜相印的。他们是“士子”精神的崇仰者，但其血性、其激情、其“成仁取义”的豪杰之气，丝毫不弱于前者。有学者言：“儒者的豪杰想象，与世俗想象又未必全无关涉。士大夫的英雄情结与世俗民众的江湖向往之间，一向没有太远的距离。这或也可以归于为数不多的精英与民众共享的领域。无论在儒者还是俗众，‘豪杰’无不是综合了精神、意气、能力等等的评价。儒者所欣赏于其‘豪杰’者，无非是那种发扬蹈厉的精神状态，强毅果决的意志力量；与此相对的，则是为他们所鄙的‘拘’、‘陋’、‘琐’。”(34)颜佩韦、杨念如等的“世俗民众”与儒者的“豪杰想象”，确实没有多少“距离”。中国历史一再证明，没有这些“市井”英雄的参与和支持，孤掌难鸣的“士子”，很难圆满地实践自己的理想使命。 必须看到，《清忠谱》中五人的“豪杰”之气，显然不能等同于古典戏剧中“投桃报李”的感恩之举，也不能等同于那些为报答“恩主”轻易付出生命的“义仆”们，因为明末的文化启蒙思潮同时推进民间的启蒙，曾经居高临下的士子精神经过时代的淘洗，开始向底层渗透。人性的解放、人格的平等与独立等观念，开始潜移默化地影响庶民的行为。颜佩韦、杨念如为代表的五人，显然属于近代社会思潮的产物。他们并不依附任何“主人”，他们独立表达自己的意图，向往和追逐“大义”；他们为了理想信念无畏无悔的“献祭”精神，其渊源则依然来自于孔子“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和孟子“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的思想熏陶，依然浸染着儒家文化的色彩。 《清忠谱》中的颜佩韦，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戏剧中成功塑造的最早的“市民”形象。此人素来“敬得是有仁有义，有些肝胆便投机”，钦佩的“专诸是市井屠夫，拼命献鱼肠，赢得雄名万古；要离乃吴门一介，残形施匕首，传来义气千秋”。在“书闹”一折中，说书人说到此段，曰：“圣旨读道：‘韩世忠按兵不举，丧师辱国，失守封疆，囚解来京。’读诏才完，众将官推着一辆囚车到帐。广阳王道：‘奉圣旨，速将韩世忠跣剥，上了刑具，钉入囚车。’众军士就将韩元帅剥下盔甲，上了镣杻，推入囚车，四面把铁钉钉了。韩元帅那时真个是浑身是口不能言，遍身排牙说不得了。”这时，颜佩韦怒不可遏，情不自禁就砸了书场。显然，身份的卑微并不能磨灭他的侠肝义胆，近代社会的平等理念已经给予他强大的精神支撑。他是一个“怀公愤，是忠义俦”的血性男儿，却完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顺民或义仆。因为这种出于公义的“献祭”性行动，与那些出于私德的报恩性“牺牲”，已经有了关键性的区别。因此，他在听说校尉要来苏州捉拿乡宦之时，尽管“未知所拿何人”，却也心急如焚，“倒教俺一夜放心不下”。在他的眼中，周顺昌这样清廉正直、不惧“阉党”的乡宦，恰恰又是他钦佩的“清官”。心灵中的敬仰，情感上的倚靠，促使他决意挺身而出，集结群众，誓与官府理论，即使有一线希望，也要竭力救援。故此，就有了“闹诏”一折中颜佩韦等与缉捕差役们的正面冲突。而他的这种“舍生取义”的“献祭”，无疑已经完全打掉了地位卑微的自怯，彰显着一种自身价值的肯定，一种或许多少尚显朦胧的平等意识的觉醒，以及具有近代理念萌芽的底层社会尊严的表达。以“崇高”的悲剧形象标准衡量，颜佩韦肯定是当之无愧的。 显然，这种市民阶层对官家的反叛，也绝不同于农民的起义与造反。与那些“心怀帝阙”意在打倒“皇帝坐江山”的农民领袖不同，与那些“啸聚山林”的草寇不同，具有商品社会背景的最底层人士与思想超卓的“士子”阶层联手，追求剪除“阉党”，清明社会，其意义可能是划时代的。在颜佩韦、杨念如等五人就义时刻，剧作是这样表现的： [泣颜回](合)痛哭断人肠，无罪轻罹法网，哀哀死别，那堪死别云阳。君门万里，呼冤叫屈难稽颡。(内鸣锣击鼓介)(生)你听锣鼓之声，一定绑赴市曹来也！(急奔介)(合)霎时间，天日为昏，百万姓，暗中称枉。(下)(净、末、丑、旦、贴绑缚招旗，付、小生、外扮刽子押上。) [泣颜回](合)刚强，仗义久名扬，说甚身遭无妄。权党肆虐，堪嗟毒流天壤。(刽)自己惹出来的祸，说他怎么？(末)呸！我杨念如是怕死的么！(净)我颜佩韦打死校尉，万民称快，死也瞑目了。(合)锄奸击贼，五人儿也不愧东林党。只可惜救不得周吏部，死有余恨。痛孤忠万里俘囚，枉吾侪一朝倾丧。 [越恁好](合)市曹忙赴，市曹忙赴！急煎煎，苦怎当！听神号鬼哭添痛伤，倍凄怆。(老跌介)(生扶起急行介)苦颠连体僵，苦颠连体僵！见乱纷纷万千人，流涕道傍。扑簌簌泪抛，扑簌簌泪抛，痛杀杀一会儿割断寸肠。 [红绣鞋](合)头囊三木，悲伤！悲伤！血流一派，汪洋！汪洋！魂缥缈，魄飞翔，情惨切，恨绵长。兄撇弟，子抛娘。 [意不尽](合)侠肠一片知何向？热血淋漓恨满腔，一时鲁莽，博得个义风千古人钦仰。 在过去真实的历史上，草野之民的死微不足道，也很难获得应有的崇敬。“献祭”的“士子”，因而也往往是孤独的。他们赢来的，更多的是事不关己的冷漠看客，很少有践行者的追随。五义士的行为则深深触动广大百姓久已麻痹的神经，也可以看作是对他们心头“民”之意识的一次呼唤。当“蓼洲周公”周顺昌“忠义暴于朝廷”、“荣于身后”的时候，五义士也“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35)。五人得到平反昭雪，也获得了死后的荣耀。时代在前进，人心在前进，率先吸纳进步思想的底层先行者、拥有独立意志的平民清醒者，虽然是少数，但正是这些少数者的胆气和热血，才可能换得再不是芸芸众生麻木不仁的静默，而是在杀气腾腾的专制政治面前的风起云涌、前赴后继，最终争得“顺昌”、“逆亡”的浩浩荡荡的辉煌。 明清易代之际的李玉，“其才足以上下千载，其学足以囊括艺林”(36)；复因其遗民和“申相国家人”的双重身份，成就了其异于正统“士子”的独特视野。入清之后，又“即当场之歌呼笑骂，以寓显微阐幽之旨，忠孝节烈，有美斯彰，无微不著”(37)，取代了自己此前温婉旖旎的风格，假借周顺昌、方孝孺、岳飞等一个个鲜活的戏剧形象，揭示了山河动荡时刻明清之际的社会真实。 明末清初的“苏州作家群”才俊们，在江山易代的特殊境遇之下，被慷慨卫道继之隐逸的狂潮裹挟着，纷纷主动远离清廷，力求洁身自好，守忠尽节，其本身就带有某种“义不食周黍”自甘“牺牲”的悲壮精神。所以，绝不能因为他们的“绝意仕进”而漠视其“士子”襟怀。相反，天翻地陷的历史动荡，更加滚沸了他们血脉中灼热的“献祭”激情。于是，除《清忠谱》外，李玉的《两须眉》，以李自成入戏；李玉、朱佐朝的《一品爵》，邱园的《蜀鹃啼》，以张献忠入戏；朱素臣的《朝阳凤》，以海瑞入戏；李玉的《千钟禄》、叶稚斐的《逊国误》，以明初被朱棣逐走的建文帝入戏。他们极善于将特定时期的重大事件与广阔的下层生活紧密结合，极善于将各个阶层、各种类型的人物，活灵活现地点化于笔端。可以说，正是这个延续半世纪的戏剧作家群落，用自己的才情挑起了乐感文化孕育下民间百姓的时代感和使命感的神经，用戏剧形式打通了知识层与俗众群的精神渠道，在思想动荡之际开启了一扇启蒙的大门。也正是这个戏剧作家群落第一次“把文人的戏曲创作从官僚士大夫家庭戏班的红氍毹引向社会舞台”(38)，将明末清初辉煌一时的“士子献祭”戏剧推上了巅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