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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窑调”本身不是一种俗曲名称，是对流行在娼窑妓女所唱小曲的通称，书中的附例［探清水河］调则是其中的一种，各地的时调小曲都曾流入过娼寮妓馆，都可称“窑调”。类似情况在其它各篇中还有许多，不一一列举。据上述梁长舟先生在《略传》中说：李先生本来还想“对《北平俗曲略》一书进行修改”，可能是李先生也发现其中所存在的问题，但后来未能如愿。就现在的著作讲，说是“至今仍为我国民俗学学者所推崇”是对的，因为这确实是我国研究俗文学的第一部开山之作，为俗文学的研究方向作出有益的试探，其功不可没；但说“并作为研究俗文学时的依据”则需要慎重对待。因为失误之处太多，必须从实际中给予修正，方可作为依据。当然，这种失误在当时不只是李家瑞先生，如在稍后(1935)齐如山先生为《升平署岔曲》所写之序中，也有类似情况。其中说：“至其结构，初皆为六句或八句，故岔曲又名‘六八句’，后渐增长，大致首二句或四句为‘过板’，中二句或四句为‘卧牛’，末二句为‘岔尾’。”⑥李先生也有类似看法(见“岔曲”条)。实际初期岔曲都是八句唱词，作为六个乐句演唱，故称“六八句”，齐先生这里也是从字面上误认其唱词为六句或八句，而称“六八句”。岔曲的乐句结构，是前三句为［曲头］，至过板处；后三句为［曲尾］，其中的“卧牛”不是段落，而是行腔处。至于长岔曲(俗称数子岔)句数增多，但仍是分为前三句和后三句，共六个乐旬组成，只不过中间加垛子句进行数念而已。这里只举一例，是想说明当时这些学者，虽然与民间艺人有所接触，但接触的程度是有限的，更多的是字面上推测，造成许多失误。那时毕竟是俗文学初创时期，能够关注这些民间艺术，能向民间艺人吸取养分，尽管还不是很深入，但在学术上的一个进步，这一点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李家瑞先生在《北平俗曲略》出书以后，又陆续写了许多关于俗文学方面的文章，收集比较困难，幸好有台湾俗文学家兼出版家王秋桂先生，编为《李家瑞先生通俗文学论文集》于1982年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王先生在其序中，讲述了收集这些文章之艰辛，为今日研究者提供了方便，真应该感谢王先生为俗文学奔走之功。该书共收29篇文章，其中有一部分论述内容与《北平俗曲略》重复。虽然还是按上述方法研究，但对有些问题研究有所深入。该书除首篇(《傀儡戏小史》和尾篇《苏汉臣五花爨弄图说》是属于戏剧方面的研究，还有《由说书变成戏剧的痕迹》是论述戏剧与曲艺的关系外，其它大部分是对今日称为曲艺形式的论述。李家瑞先生在《北平俗曲略·前言》中曾说：“刘半农师说过，研究俗曲，可从四方面进行：一、文学方面，二、风俗方面，三、语言方面，四、音乐方面。北平俗曲于这四方面之中，风俗一方面尤为有趣，因为中间保存了许多史料。”此书所收的文章对民俗方面有所加强，如在《说弹词》一文中，专设了“弹词界的规矩”，实际上是属于演艺民俗内容。《清代北京馒头铺租赁唱本的概况》、《子弟书鸳鸯扣唱本》、《宣卷》、《唱春调》、《唱道情》及《打花鼓》三篇文章等，都是讲述说唱艺术与民俗的关系，而且说得比较妥当；另外还有《三宗宝》、《谈嫁娶喜歌》、《乾隆以来北平儿歌嬗变举例》等，更属于民俗方面的专门研究，本文不作论述。 其中两组较长的文章，即《说弹词》(两篇)和《打花鼓》(三篇)，论述得比较详尽。这可能与史语所南迁有关，虽然此时李先生的研究还是以书面文本为主，但由于环境的变化，眼界有所放宽。如在《北平俗曲略》中的“说书之属”中也列了南词，但那还只是在北京所见到的刊本情况而言，此篇《说弹词》则是对苏州弹词的专述。其中之一“弹词的起源”中说“现在存在的弹词，以杨升庵的‘二十一史弹词’为最早，所以许多人就认为弹词起源于杨升庵……但是我们知道杨氏的二十一史弹词，是文人仿作的弹词。自来文人仿作俗曲，一定是在那种俗曲已经流行之后，所以弹词在杨升庵作书以前已经流行，反可以借二十一史弹词为证。”这话在当时是很有见地的。他在之五“弹词与鼓词的分别”中说： 弹词所用的韵，即是普通的诗韵，而鼓词则用十三道辙，这是绝对不相通的，细看即可明白。弹词和鼓词，在文辞方面也可以分别，大概弹词的文辞，以温柔细腻为主，蒋士铨所谓“细语缠绵”者是也，鼓词的文辞则以雄壮豪爽为多。弹词喜欢描写风花雪月，儿女私情：鼓词喜欢叙述英雄豪侠，神怪故事。这仍然是由于中国南北民性的不同，弹词行于南而鼓词行于北也。⑦ 李先生这些说法都是对的。但在之二“弹词体裁的演变”中说“弹词的体裁，有叙事代言两种，但不是同时并起的，是先有叙事弹词，然后渐渐的变出代言弹词一种。”并以嘉庆时的《云琴阁》、《文明秋风》为例。对此，转年赵景深在《弹词选》的“导言”中说： 倘若说弹词家所弹(唱)的都是代言体的话，那么乾隆时代就有一个王周士，该由嘉庆时代推前到乾隆了，可惜的是，王周士唱的是些什么，现在已经“查无实据”了。⑧ 但在后文中提到王周士时，引他在《书忌》中所说的： “乐而不欢，哀而不怨，哭而不惨，苦而不酸……指而不看，望而不远”等语，似乎在此时已有代言体的弹词出现了。是否如此，当然还可进一步研究。在之四“所谓南词”一节，讲南词与弹词的关系，李先生在此处所讲实际是苏州弹词，不是对弹词总体的论述，因为就“弹词”的范围讲，还应该包括扬州弹词(俗称“弦词”)、四明弹词(流行宁波一带)，在湖南也有弹词(如长沙弹词，那是从当地渔鼓所派生的，不属此系统)。李先生认为南词与弹词(指苏州弹词)不同，是以郑振铎先生指的“国语弹词”和“吴语弹词”为据，李先生把前者称为南词，后者称为弹词，也是一种误解。在其后之八“弹词名家”所列的马如飞，是苏州弹词著名的“后四家”之一，其作被称为《南词小引》，便称弹词为南词，可见两者是名异实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