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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年李先生又写了《三笑新编弹词考证》一文，此文首先将弹词《三笑》与笔记《泾林杂记》、话本小说(《唐解元一笑姻缘》(《警世通言》之二十六)、杂剧《花舫缘》在人物姓名、故事情节及结尾等作一一对比。认为：“这个故事，有好些人考过他的虚实……我们觉得这些都是白费力气，我们只要懂得民间故事的发生和大众心理的关系，就可以解释这个故事了。这个故事只是‘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那个‘愿’，其中又含有几分‘门当户对作亲家’的反响，所以只要是放荡不羁年少多情的才子，都有嵌入这个民众心理故事的资格。” 最后再将此弹词又与先后出现笔记《泾林杂记》、《耳谈》、《露书》、《西神丛语》中同类故事的相对比后，认为“天下事不应如此相同的，但是民间传说就不妨完全一样了……都是这样很明显的通用套子，还用得着考证吗？”这是李先生对俗文学(也包括民间文学)故事演变的精辟论述。但“弹词《三笑》是传统书目中出现较早的一部，它的出现，在书目发展史上是值得注视的。”⑨对此书目出现的意义李先生未能涉及，这也属于当时认识的局限性吧！ 史语所南迁后李先生所写《打花鼓》一文，比原来《北平俗曲略·打花鼓》中的论述也较为详尽，因为《俗曲略》中的论述只以流传北方的凤阳花鼓而言，此篇则是对花鼓的全面论述。而溯本求源，探寻其原始形成的形态。其之一为“打花鼓就是古时的三杖鼓”，引用历代文献论证，认为今日的打花鼓即是古代“三杖鼓”(或“三棒鼓”)，对此说虽有不同的说法⑩，但可作为一家之言。之二为“打花鼓原是一种秧歌”，这虽是一种灼见，但与古代“三棒鼓”有何联系，今日民间的“打花鼓”与古代“三棒鼓”究竟哪个是“源”哪个是“流”？仅就打花鼓来讲，实际今日的打花鼓(就以凤阳花鼓为例也可)是古代打花鼓形成过程的又一次重复，可证古代打花鼓也有类似的发展过程，在这里未能进一步探索。之三“南方的花鼓灯即是北方的高跷秧歌”，虽然从总体讲是对的，但其中说：“演花鼓灯及高跷秧歌的人，脚下必登坚木，原来是因为要免去秧田里水泥的污溅，那么，起初又是从秧田里来的游戏……秧田在北方最少，所以我疑心高跷秧歌是从南方传去的……”这样说大体也应该说是对的，但认为是“免去水泥的污溅”，用那样细长的坚木(俗称“高跷腿子”)，我倒疑心在泥水中岂不是会陷入更深，我想主要还是在地面上为高出众人，使站在远处的人便于观看。之四“打花鼓的图画”中，前两幅都是指李先生所说“随地集人围看的打花鼓”，后一幅是指“戏台上唱的花鼓戏”，正好为之五“戏台上的打花鼓”提供了实据。之六“南方的打花鼓”是讲以凤阳为中心的“打鼓唱秧歌”流传的地区，虽然文中未明确提出当时是否有戏曲形式的花灯戏存在，但在引文中已出现“花灯戏”之称。其实自清代中叶花鼓戏已经时隐时现地出现。即从打花鼓至花鼓灯，再至花灯戏。尤其是清代随着“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也出现花鼓灯至花鼓戏的发展(11)，李先生在这里虽然未能涉及，是当时所见文献有限，不能苛求李先生。但仅此在当时而论，已属对民间“打花鼓”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全面梳理，并提供了许多文献史料，也是难能可贵的。转年李先生又为《天地人》半月刊写了《两种打花鼓的来源》和《打花鼓的图画》两文，也均是在此文的基础上略加补充，未能有新的发展。虽然李先生此时仍是以文献为主，未能更广泛的与社会现实结合，但从史语所南迁以后，研究方向已有向全国转移的发展趋势，可惜后来中断了对这方面的研究，未能使其研究进一步发展。 尽管如此，李先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投身于俗曲的研究，其中有些成果，对后人还是有启发的。尤其是在今天看李先生在此两书中保存许多当时的民俗史料也是难得的。就是在《北平俗曲略》中也有许多有益的看法和提示，如在“大鼓书”中提到的“大鼓书里可以容纳别的曲调，内行家称为带腔”。其“带腔”的提法虽然出于民间艺人，但也是李先生首次引用，公布于学术界，在当时及后来对许多人是有启发的。如赵景深先生在1936年所著《大鼓研究》中，就曾以此作为探讨大鼓形成的年代，但半个多世纪以来却无人深究。直至2004年台湾东吴大学出现王友兰的硕士论文《说唱音乐之“带腔”研究》，对此进行专门探索，为今日的曲艺唱腔改革提供了借鉴，这或可说王友兰女士是受了李先生的启示才有此选题的。王女士对我也曾这样说过。其他如对马头调、琴腔等条中也有许多正确的论述。在《李家瑞先生通俗文学论文集》中所收集的文章，比《北平俗曲略》有很大进步，我想可能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写作时间较晚几年，认识有所进步；二是史语所南迁，视野有所扩大，三是不似写《俗曲略》时那样作为一部综论性的著作，为了求其全而对有些研究不甚深入的内容也勉强写入。《通俗文学论文集》中的文章多是有感而发，必然是对有些问题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才能写出。但无论怎么说，李先生对俗文学研究的开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