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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简要回顾了美国好莱坞电影塑造中国形象的历史，总结了中国观众四种不同的反应模式，并以跨文化传播的视角，从思维方式、价值观、定型观念三个层面予以分析和阐释。本文主张在全球化时代应以开放的姿态对待好莱坞的“中国风”电影，吸收好莱坞电影生产的有益经验，推动中国电影“走出去”，真正实现强势的跨文化传播。 【关 键 词】跨文化传播/好莱坞电影/“中国风” 【作者简介】苏宏元，李骐，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苏宏元（1963—），男，江苏太仓人，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传播学理论与实践、媒介文化和新媒体；李骐（1987—），女，湖南邵阳人，华南理工大学传播学硕士，研究方向：跨文化传播。 如果从现存的默片《娇花溅血》（Broken Blossoms）（格里菲斯［D.W.Griffith］执导，1919年）算起，美国电影塑造华人形象已有九十年的历史。2008年，《功夫熊猫》《木乃伊3》《黄石的孩子》《功夫之王》四部中国元素电影重磅推出，好莱坞似乎又刮起了一股“中国风”。中国观众对此的反应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无论是好莱坞电影的创作实践，还是中国观众的观影体验，均涉及跨文化传播的因素，这也正是本文试图探究分析的焦点。 一、好莱坞电影的“中国风” 好莱坞“中国风”电影的创作并非始于今日。早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默片时代，好莱坞电影就开始刻画华人形象，不过大多是次要的配角和陪衬。脏乱的唐人街，男人拖曳的长辫，女人长长的指甲，赌博、走私以及帮会之间的争斗，成为中国形象的典型特征。即使以中国本土为题材的影片，也大多塑造的是一些虚实莫辨的中国军阀，如：《上海快车》（1932）、《阎将军的苦茶》（1933）、《将军死于黎明》（1936）等。这一“傲慢与偏见”的视角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才有所改变。1937年，好莱坞拍摄了首部完全以中国为题材的电影《大地》。这部电影是根据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获普利策奖的小说改编而成的，故事发生的时间跨度长达40年，具体展现了一对中国农村夫妇的悲剧命运，以及他们对土地的眷恋。为了凸显“中国色彩”，整部音乐采用了纯粹的中国音乐。这部影片在某种程度上“修正”了早期好莱坞电影中被严重扭曲的中国人形象。1949年以后，由于中美之间再次出现政治上的对立，好莱坞拍摄了许多反共电影片，以贬抑的立场渲染“赤色恐怖”，如：《北京快车》（1951）、《撤离地狱》（1952）、《水深火热》（1954）等。上世纪7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逐步正常化，李小龙挟中华传统武术进军好莱坞，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轰动和美国观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情。这是中美电影文化交流史上一次小小的变奏。 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录像带、国内电视、有线电视尤其是互联网的冲击，好莱坞电影在美国国内市场的收益不断萎缩，每年仅10％的美国电影可以赢利。好莱坞的应对策略是从国际电影垄断市场的赢利中进行补贴。据统计，1952年，美国电影业从国外市场获得的收入占它的总收入的42％，而在20世纪70年代这一比例提升到52％至55％。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影片在欧盟电影市场中占到70％左右的份额。2003年以前，中国内地电影市场盈利的60％也来自好莱坞大片。[1，2]好莱坞电影（包括其他美国文化产品）呈现出席卷全球的态势，也为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下了一个注脚。 电影市场的“全球化导向”促使好莱坞电影在主题、取材以及拍摄方法等电影生产的一系环节发生了变化。他们宣称“永远在寻找最好的故事，发生在哪里并不重要。”1988年，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导演的偏西方视角但制作精良的传记电影《末代皇帝》获得了第60届奥斯卡九项大奖。1993年，华裔导演王颖根据美籍华裔小说家谭恩美的畅销小说改编的电影《喜福会》首次成功地打入好莱坞主流电影市场。以中国为题材的电影尽管不乏争议，但在票房上颇为成功，且具开发潜力，自此以后，好莱坞的导演们开始更多更自觉地在作品中融入中国元素。1998年，改编自中国传统故事的电影《花木兰》赢得全球票房共计3.04亿美元。另外，《非常人贩》《上海正午》《上海骑士》《面纱》《骇客帝国》《生死格斗》《007系列》等众多好莱坞高端概念电影中均加入中国元素，作为卖点在全球市场发行。据统计，电影007系列21部中的半数皆与中国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2008年作为中国年，好莱坞又重磅推出了《功夫熊猫》等四部中国元素电影。这些作品或者直接取材于中国传统文学或民间传说，或者以中国作为故事发生的场景，或者运用了大量中国独有的文化符号，如麻将、二胡、毛笔等等，尽管不乏可看性，但很难说真实地反映中国社会的现实以及生活理想。《功夫熊猫》的制作前后耗时5年，制作成本高达1.3亿美元，全球宣传推广成本高达1.25亿至1.5亿美元，席卷全球共计6.3亿美元票房。 二、“中国风”电影“四论” 针对好莱坞电影刮起的“中国风”现象，中国各界人士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出现了褒贬不一的反应。概括起来，大致可分为四种论点： 1.“误读论” 所谓文化误读，就是“按照自己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3]该观点认为，美国电影里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对中国的某种掺杂着想象与知识的‘表征’，是一种能主动地选择、表现、生成意义的话语。”[4]因而不可能准确客观，存在“误读”和“误解”的情况。电影中对中国文化元素的解读与中国人的理解存在偏差，甚至是相悖的现象。 2.“妖魔化论” “妖魔化”是指通过文化、政治、宣传、媒体等，在意识形态上和文化上，把自己化身为先进、正义的象征，而把对方描绘成愚昧、专制。[5]“妖魔化中国”初始只是针对在全球背景下歪曲中国的西方策略的一个批判性研究视角，后来延展为对整个中西关系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方位审视。持这一立场的学者们认为，好莱坞在历史上曾以其强烈的种族主义偏见和冷战政治色彩，扮演过“妖魔化”中国和中国人的急先锋。如今这种状况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由于好莱坞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多局限于传统领域，理解相对肤浅和片面，在电影中描绘的依然是落后、封闭的中国形象，没有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变迁和现实。 3.“威胁论” 好莱坞有65％的票房收入来自美国以外的地区，而中国市场在其中占据了相当的份额。由于“好莱坞大片”的冲击，中国本土电影的观众大量流失，票房收入长期处于低迷状态。这种“兵临城下”的强势输入，使中美电影交流形成巨大的“文化逆差”。此外，好莱坞用美国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模式来吸收和改造中国元素，把中国题材或元素处理成为好莱坞式的“类型电影”和后现代电影文本。电影对中国元素实行无偿的“拿来主义”，而在制作成电影之后就开始大谈产权。因此这一派观点认为，无论从市场或文化交流的角度，这一类好莱坞电影对中国电影业和文化构成了直接或潜在的威胁。 4.“乐观论” 该论点认为好莱坞电影对中国文化元素的创造性运用，不仅有利于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同时其成功的经验也对中国本土电影如何开采自身的文化资源提供了启示。李小龙的影片让中国功夫走向世界，《功夫熊猫》使得国宝熊猫憨态可掬的可爱形象传遍全球，而借鉴好莱坞模式拍摄的电影《英雄》《十面埋伏》《卧虎藏龙》等也都赚足了票房。 三、跨文化传播视角的解读 中国观众对好莱坞“中国风”电影做出的反应，折射出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原因。中美两国之间深刻的文化差异是其中的关键因素之一。根据跨文化传播的观点，在文化的生产、传播或者理解、接受过程中，参与者均透过自身文化的棱镜去审视“他者文化”，并运用自身文化所固有的方式去编码和解码。观众观看电影的过程，即是参与电影意义建构的过程，必然与观众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所处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 1.思维方式的差异 思维方式因人而异，因文化而异。其实，思维方式即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内核。“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整体的思维偏向，从而形成自己特有的思维类型”，[6]也因而形成了不同风貌特征的民族文化形态。 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思维方式的差异直接影响传播者与接受者对文化信息的理解和阐释。因为由一种思维方式组织起来的文化信息或文本，接受者则以另一种思维方式去破译或“重构”，很难避免歧义的产生乃至误读。 中美（西方）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中国人偏好形象思维，美国人偏好抽象思维或逻辑思维。中国导演非常注重营造意境，重视色彩影调的运用，追求视觉画面的完美。电影《英雄》中全身红装黑发的飞雪与如月决斗时，形成红、黑、蓝、黄四色交相辉映的色调，完美奢华至极。而美国的科幻电影，故事可以发生在任何时代，却非常讲究情节逻辑的严密性。如《骇客帝国》展示了一个与人的眼睛所看到的现实截然不同的世界，电影情节环环相扣，让我们不得不感慨西方导演缜密的逻辑思维。 （2）中国人擅长“整体”和“综合”，美国人推崇“具体”和“分析”。这表现在中国人惯于把个人、自然和社会作为统一体来考察，强调事物的整体性和有机联系，而美国人（包括其他西方民族）却长于分门别类地比较、归纳和具体分析。 （3）中国人注重“统一”，美国人注重“对立”。美国式思维强调差别和对立，倾向于“一切之两分”的切割式认识方法，清楚地区分好与坏、和平与战争、对与错、成功与失败等这样一些相对的范畴，滋生出的是一种基于二元对立思维的“冲突文化”。电影007系列中正是邦德的一个个敌人成就了邦德持续四十多年的英雄形象；而追求“和谐”则体现了中国人的生命智慧，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精髓。电影《卧虎藏龙》不仅讲述了古老中国的武侠传奇和江湖情怀，同时也传达出了中国人的礼义精神和道家“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此外，好莱坞电影工业追求电影的娱乐性，总是采用直观、幽默的方式叙述故事，追求较为表面化的戏剧性效果，同时以猎奇的眼光看待异质文化，相对忽略其复杂的内涵；而中国文化承接着“文以载道”的传统，观众习惯于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去“审读”电影，对艺术文本“本能地”具有意识形态的反应敏感性。例如，在电影《木乃伊3》中，由李连杰饰演的反面一号“秋王”完全照搬的是从一统天下到修筑长城直至寻求长生不老的秦始皇的故事。然而影片中此人名为“秋王”，并以怪诞的形象出现：时而被称为“讨厌的木乃伊”，时而变成了会飞的三头蜥蜴。中国人对秦始皇这个专制统治者的评价和感情是复杂的，他毕竟缔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王国。因而中国观众很难接受电影《木乃伊3》所塑造的“秋王”形象。 2.价值观的差异 美国学者罗基切（M.Rokeach）认为，价值观是人们关于什么是最好行为的一套持久信念，或是依重要性程度而排列的一种信念体系。[7]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对人类生存的价值和意义看法不同，形成了衡量“真、善、美”的不同价值标准。价值观的差异是影响跨文化传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巨大差异甚至会影响到跨文化传播的正常进行。 好莱坞电影是以国际市场为目标的，因而力求传达能被全世界都理解和接受的所谓共通人性和普世价值观，并予以肯定。然而，作为精神产品和文化载体，好莱坞电影不免打上美国价值观的烙印，体现其独特的文化内涵。 荷兰心理学家霍夫斯特德（G.Hofstede）归纳出比较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四个维度，分别是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权利距离、不确定性规避、男性化—女性化。[8]后来，他又增加了另一个维度，即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这些不同维度的文化价值观可以影响到文化传播和交流的每个环节。在电影制作过程中，好莱坞是按照美国的价值观来对中国故事进行选择性的改写，强调的是美国所肯定的价值取向；而中国观众在电影观看的过程中，是按照中国的价值观进行理解。经过选择性改写和选择性理解这两个阶段，文化“原型”、文化生产和传播以及文化接受之间出现了巨大差异。例如，美国的个人主义文化强调自我和个人的成就，在好莱坞电影中突出自我价值的实现；而作为集体主义文化的中国更强调和谐，推崇牺牲“小我”成就“大我”。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在电影中演变成花木兰一心追求自我成就的女英雄形象，体现了女权主义的精神，这就完全颠覆了中国观众认为其孝顺父亲报效国家的传统理念。于是，对中国文化的“误读论”自然就有了立论的基础。 与价值观念相关的社会行为规范的差异也是影响跨文化传播效果的重要原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赡养老人是基本的道德行为，而在美国文化中这种观念就相对淡薄。李安早期电影《推手》表现的就是中国的“孝道”与美国“个人主义”之间的矛盾：朱老先生感觉被排除在家人之外，而美国媳妇玛莎因为老人对她的影响让她无法静下心来写书就一直想把老人赶出去。在美国，父与子是平等的，而中国受儒家思想影响，注重孝道，因而父子之间是一种“等级”关系。在《功夫熊猫》中，阿宝的父亲居然是一只鸭子，这让中国观众觉得匪夷所思，甚至认为这有辱国宝熊猫的形象。 3.定型观念 定型观念又可译为“刻板印象”或“刻板成见”，是由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李普曼提出的，指的是人们对特定事物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认知和判断。这一思维方式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简单片面，乃至引向偏见、歧视，且经常伴随着价值评价和好恶的感情。刻板成见对跨文化传播具有消极影响，甚至阻碍跨文化传播行为的发生或者产生歧视观念。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定型观念（无论是歧视性的偏见或浪漫化的想象）一直是中西方跨文化传播中的一大障碍，直至今日还不能完全消除。譬如，在好莱坞电影中，华人往往饰演反面的或“丑陋”的角色，反映的也主要是中国社会愚昧、落后或腐朽的状况，并不是客观真实的中国形象。这即是“妖魔化论”出现的缘由。 在西方，定型化的中国形象自有其源头，早期耶稣会传教士的片段记录以及旅行家的游记，如利玛窦的中国札记、马可·波罗的游记等等，为西方人了解中国提供了最初的素材；其次，由于信息传播的失衡，美国人对现当代中国的真实情形了解有限，许多涉及中国题材的小说或电影只是对中国社会的想象性描述。而早期移民去美国的华工也因对美国经济和就业问题带来的冲击以及部分移民自身的“不端”行为造成了美国社会对华人的负面评价，乃至于“蔑视”。 毫无疑问，对中国形象定型化的印象和评判或多或少决定了好莱坞电影对中国的定型化叙述。如早期的傅满洲、陈查礼，也包括电影大师格里菲斯最后一部杰作《残花泪》中的温柔多情的中国男人，即可视为定型化的中国人形象的代表。而在《蜘蛛侠2》（2004年）中，蜘蛛侠以自己凡人的身体冲进着火的民房，救出一名中国籍小女孩。当他把小女孩送到她父母面前时，才发现这个中国家庭衣着寒酸，俨然一副现代版中国劳工的形象。 由于巨大的文化差异，好莱坞的“中国风”电影体现了美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定型观念，但好莱坞电影在全球大众文化市场上畅销不衰，也说明人类文化的共通性和普适性。前者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跨文化传播的障碍，后者是跨文化传播的必要条件。这是跨文化传播活动的复杂性之所在。不过，在全球化日趋深入的今天，固守“意识形态”的视点或者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并不利于文化事业的发展。中国电影要真正“走出去”，实现强势的跨文化传播，应在电影生产的“编码”过程中，发掘既具本土性又可以为全世界所理解的那些“文化资本”；同时应以宽广开放的心胸包容异质文化，兼收并蓄，提升吸纳其他民族文化的能力。这大概是好莱坞的“中国风”电影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 【参考文献】 [1]高宣扬．流行文化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69. [2]周黎明．好莱坞启示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46. [3]乐黛云．跨文化之桥[M].北京：北京失学出版社，2002. [4]刘柯兰．美国电影生态变迁中的中国形象解读[J].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7(02). [5]唐健君．巫术与艺术——对当代艺术“妖魔化中国”的批判性思考[J].观察家，2008(04). [6]刘长林．思维方式与中国文化的选择[A].张岱年，成中英，等著．中国思维偏向[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1. [7]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提高涉外交流能力的学问[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54. [8]拉里·A.萨默瓦，理查德·E.波特．跨文化传播[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7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