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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与新文化

http://www.newdu.com 2018-03-01 《文艺研究》 傅谨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梅兰芳的表演艺术是传统文化的结晶,在“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尖锐对立中,始终被看成是“旧文化”的代表。然而大量资料证明,梅兰芳与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以及新月社的重要成员张彭春、徐志摩、余上沅等人有诸多交往。梅兰芳访美与访苏的成功,完全超越“梅党”的视野与能力,是梅兰芳与新文化阵营诸多交往结出的丰硕果实。梅兰芳与新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他走向世界提供一条重要的路径,这是梅兰芳具有远超同侪的国际影响最关键的原因。
    关 键 词:梅兰芳/京剧/胡适/新文化
    作者简介:傅谨,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戏曲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基地。
    梅兰芳是中国传统戏剧表演美学的代表人物,有关他在京剧表演中的杰出贡献以及在20世纪中国艺术领域的深远影响,一直是京剧以及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的重要对象。大量有关梅兰芳的研究,经常涉及梅兰芳与戏曲之外的各传统艺术门类的大师的关系,比如梅兰芳与光绪二十年(1894年)恩科会试状元张謇的交往、梅兰芳与国画大家齐白石的师生之谊,还有他和当时京城极有地位的著名文人如罗瘿公、樊樊山、黄秋岳、李释戡等的诗词唱和、书画往来,民国初年清逊帝及小朝廷对他厚爱有加等等,都充分证明了梅兰芳的京剧表演的文化属性。
    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到,梅兰芳崭露头角的年代,恰好是“新文化”与“旧文化”尖锐对立与冲突之时。梅兰芳及其表演在20世纪担负的文化角色,显然归属处于劣势地位的“旧文化”一端,那些聚集在梅兰芳身边、帮助梅兰芳在众多的演员中脱颖而出并成为“四大名旦”之首的“捧角家”以及由他们组成的所谓“梅党”,主要是“旧文化”范畴内的名人。正由于梅兰芳这样的文化身份,在新文化运动中,当他所从属的传统京剧不幸地成为新文化运动领袖激烈批判的对象时,这样的批判似乎也很容易波及他。新文化运动主要的思想阵地《新青年》杂志发表的系列批判文章,至今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鲁迅对梅兰芳的嘲讽,更为人们熟知。相反,在《新青年》杂志中撰文率先挑战新文化、为传统京剧表演张目的张厚载,后来成为“梅党”中的一员,更间接地印证了这一点。
    如果我们认同“新文化”与“旧文化”是区分20世纪初各类文化艺术活动之思想倾向的标准之一,那么,梅兰芳无疑是“旧文化”的范本。即使在京剧面临时代的压力而不断自我改变的年代,他作为“旧文化”之代表人物的色彩不仅依旧十分鲜明,甚至逐渐变得越来越显豁。尽管民初年间的很短一段时间里,他曾经尝试过编演时装戏,但很快就放弃了这样的努力,重新回到他的前辈及最主要的拥戴者所希望他走的道路,系统地重新学习与演出了一批歌舞并重的昆曲剧目。鲁迅的评价虽然尖刻,但却用特殊的方式,清晰地指出了其新剧目的美学方向与文化性质:
    梅兰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是俗人的宠儿,这就使士大夫敢于下手了……他们将他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教他用多数人听不懂的话,缓缓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先前是他做戏的,这时却成了戏为他而做,凡有新编的剧本,都只为了梅兰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兰芳。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①
    鲁迅的这段话里,用梅兰芳的行当引出当时诸多“旧文化”的代表人物与梅兰芳的关系,或并不得体,因为这与行当无关,然而确实,这一时期的梅兰芳在传统文人鼓励下新编搬演古装戏,其要义就是试图于京剧表演中浓缩、凝聚并凸显日益在社会转型中消逝的士大夫趣味。从结果看,这确实非常准确地指出了当时梅兰芳的追求与取向,而且,不止此时,从这一阶段开始到梅兰芳生命的最后时期,他都在努力通过回归古典表演艺术的方式,彰显自己对戏曲传统美学的坚守。因此,我们不仅看到梅兰芳20世纪上半叶通过承传、演出昆曲经典剧目与编演古装戏,表达他对古典歌舞的崇尚,此后数十年里,包括在20世纪50年代当局大力倡导“现代戏”的年代,梅兰芳均不为所动,始终只限于演出在内容与风格上都只能归属“旧文化”的传统剧目,他晚年最常演的保留剧目中,就包括了曾经被鲁迅大加嘲讽的古装新戏,《天女散花》也一直被认为是最具代表性的梅派经典。
    胡适的评价或许更具客观性,但同样清晰地肯定了梅兰芳与“旧文化”的关系。他指出“梅兰芳先生是一位受过中国旧剧最彻底训练的艺术家”,进而更指出,当他在表演上逐渐从那些趋于大众的“俗剧”转向文人创作的更雅致的新剧目时,为他编写剧本的文人们在文化上依然是“旧”的:
    梅兰芳先生的一些朋友近年来竭力在创作不少以他为主角的皮黄剧目。《群英会》是出自大众舞台的,但《木兰从军》和《千金一笑》却是新近的创作。这些友好的剧作家大都是些旧文人,从没受过西方戏剧的影响。②
    鲁迅与胡适的描述一则以贬,一则以褒,态度殊异,却同时指出了那个时代梅兰芳的美学取向不仅是“旧文化”的,而且正逐渐转向传统文化中士大夫的雅文化方向。这些都足以表明梅兰芳的文化选择与身份。
    历史的真相比表面上的标签远为复杂。梅兰芳和他的表演诚然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但假如只看到梅兰芳以及他的京剧表演与传统文化或曰“旧文化”的关联,误以为作为“旧文化”对立面的“新文化”的成员或其代表人物就像批判“旧文化”一样与他势不两立,那只能是对历史的误判。
    有关梅兰芳与“新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从未得到足够与系统的研究、甚至几乎没有得到关注的话题,但这个话题却饶有趣味。如果我们从梅兰芳1930年访美切入,就可以为他与“新文化”的关系,打开一个重要窗口。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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