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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与新文化(4)

http://www.newdu.com 2018-03-01 《文艺研究》 傅谨 参加讨论

    在胡适书信集里,保留了梅兰芳给胡适的四封信,这或许可以更直接地让我们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四通书信的原文如下:
    适之先生左右:
    前日晤聆大教,钦感无量。澜新排之《太真外传》,不久即将出演。剧中情节拟用英、日文字分别译出,俾外人易于了解。兹奉上简单说明,拜求先生设法饬译,早日赐下,以便付刊。琐渎悚惶,此颂
    适之先生赐鉴:
    前奉一书,恳译《太真外传》第一本场面,度蒙垂察,现在此戏已定于廿九日起演唱,此项说明书印刷一切,约须四日,为时已迫不得已,敬求设法将译稿即赐掷下。但得剧名译定以后,即易于着手。不敢琐渎也。专颂
    廿五日下午六时
    适之先生:
    在上海,许多事情蒙您指教,心上非常的感激的!
    濒行,又劳您亲自到船上来送,更加使我惭感俱深!
    海上狠平稳,今天午后三时,安抵神户了,当即换乘火车赴东京,大约二十三,由横滨上船直放美洲了。
    晓得您一定关怀,所以略此奉闻,并且谢谢您的厚意!
    梅兰芳谨上
    19、1、20
    适之先生侍右:
    顷承明教,感快奚如。遵命检出美国人士之评论册子,奉呈台阅。评论多为纽约与芝加哥,西部诸仕尚未及汇刊也。又剧词及开幕前之演说丛稿,拉杂送上。希赐觐为幸。专肃敬叩
    梅兰芳给胡适的这四封信,前两封写于1925年,内容与梅兰芳的新戏《太真外传》有关,第一封是请求胡适代为将《太真外传》的内容介绍翻译成英语和日语。第二封信就是催要译稿,但是从第二封信中所述,其中应该还有信件往来,但是已经佚失。从这两封关于《太真外传》的信的内容与语气看,在20年代中期,梅兰芳和胡适的关系并不疏远,否则梅兰芳不可能如此冒失,请他代译新戏的内容介绍。但是梅兰芳与胡适的交情以及他对胡适的了解,显然也很有限,从后一封信所见,梅兰芳的请托,怕是没有得到胡适足够的重视,而我们并没有见过《太真外传》带有英文或日文翻译的剧目介绍,胡适多半是失约了。在此前的1924年,恰逢泰戈尔访华,胡适与梅兰芳都参与接待,他们在此时相识,似较可能,随即有梅兰芳的请托,也很自然。但以区区翻译小事请托胡适这样的大学者,是梅兰芳失当了。
    后两封信有关梅兰芳访美。1930年1月20日的这封信,是梅兰芳在赴美期间路过日本时写给胡适的信,通报自己的行程并向他致谢。最后一封信,写于梅兰芳归国之后,是他亲自到胡适府上登门致谢后,根据胡适的要求,把他在美国演出时的报刊评论等等搜集起来送给胡适,并附上的短简。可供进一步探讨的是,梅兰芳在海轮上写给胡适的信件,用的是当时流行的白话文,其文风在他生平文书中极为特殊,究竟是谁帮他起草的,倒是值得推敲。无论如何,两封信的内容,都印证了胡适为梅兰芳访美所提供的支持。
    上述零星的文献,还远远不足以揭示胡适与梅兰芳交往的具体经过,但是至少让我们确认了他们之间存在这样的交往。
    梅兰芳在民国初年声誉广播,交游范围之广可以想见,但关键在于,梅兰芳与新文化的关系,为他通往世界提供了一座重要的桥梁。
    从这里,我们可以找到梅兰芳产生巨大国际影响的关键。泰戈尔应新月社的邀请访问中国,他和梅兰芳之所以成为朋友是因为有新月社为桥梁。萧伯纳后来到中国也要求会见梅兰芳,同样是由于“新文化”这座桥梁。张彭春和余上沅对梅兰芳的了解,帮助他建立了和爱森斯坦及苏联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耶荷德、布莱希特之间的桥梁,因此梅兰芳的表演才得以影响西方现代戏剧的发展。更不用说美国的杜威等著名学者,包括斯达克·扬在内的著名戏剧评论家以及各领域的著名艺术家,如果不是因为胡适、张彭春等人居中介绍,根本不可能与梅兰芳有交集。
    事实上,就在梅兰芳访美之前,中国并不是没有优秀的戏曲表演艺术家在美国演出,梅兰芳也绝不是最早赴欧美访问演出的中国戏曲演员,但是梅兰芳却是第一个与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及那些重要的代表人物建立了联系的表演艺术大师。
    那么,为什么“新文化”能够对梅兰芳访美起到重要的作用,成为梅兰芳与西方世界沟通的桥梁?众所周知,“新文化”实质上是西方文化影响的产物,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与参与者,对西方社会有一定的了解,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西方影响,并且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与西方世界建立起了精神联系。因此他们对西方戏剧、包括西方戏剧观众的了解,远远超越传统文人。而且,他们对东西方的文化隔阂有深切体会,更知道如何实现民族艺术的跨文化传播。当然,众多有留学经历的新文化人,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还拥有语言上的优势,这一点更为传统文人所不及。因此,梅兰芳访美的筹划过程与梅兰芳访日完全不一样,梅兰芳访日只需要发挥他的艺术特长、只需要依赖“梅党”就够了,因为日本和中国之间在文化上基本属于一体;可是访美成功,却必须依靠了解美国社会与美国艺术界的新文化人士的帮助。
    不可或缺的一点还有,胡适、张彭春、余上沅等人的留学背景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人脉,是梅兰芳接通西方主流文化的通行证。这里所说的主流文化,主要是指在西方世界具有广泛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肯定与认同,对文化交流的作用,甚至超越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政府间的沟通。
    梅兰芳是20世纪中国传统戏剧的杰出代表,他一生的艺术成就,最集中地体现了中国的古典美学。然而,他在西方世界的成功传播与巨大影响,却是因为他和“新文化”的接触和关系。梅兰芳的例子,或许可以为今天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重要借鉴。历史仍然在延续,梅兰芳的成功如何复制?这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文化课题。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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